巴渝传统建筑文化的历史构成

第一部分总述

内容调整为：

1 研究背景

1.1 不变

1.2 巴渝传统建筑文化的历史构成（代替原1.2 1.3的内容）

（1）泛巴文化——古代干栏式聚居（新石器-先秦）

大溪文化考34 古发掘证明：巴渝地区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巴文化是巴渝地域文化构成中最重要的部分。除了文学、神话传说、乐舞等成就以外，巴文化的传统聚居形式对巴渝建筑文化影响深远。巴人多居河流两岸和岭谷，其居住方式主要是便于水居的干栏。《华阳国志·巴志》记载：“郡治江州……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二江之会……”。“重屋累居”即指干栏式建筑，亦即今日山城重庆仍能见到的吊脚楼的原型，在山地水边构建房屋，居室在上，其下用于养畜或其他，故称重屋。结舫水居，即在船上居住，形成水上居住邑落。到了明清时期以至现代，仍然能在重庆地区看到各种不同风格的干栏式建筑物。

（2）汉唐遗风——汉阙、摩崖、楼阁（汉-唐-北宋）

秦汉时期筑江州城，主要分布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城市沿着嘉陵江北岸和长江南岸呈带状发展，形成了自然的以分散为主的城市空间格局。四川重庆地区现存汉阙数量为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这反映了该地区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唐宋以后，重庆四川的摩崖石刻达到鼎盛，并出现了多处巨型造像和摩崖式楼阁建筑。楼阁式建筑，特别是摩崖楼阁代表了唐宋时期巴渝建筑风貌的重要特征，其依山就势、因势利导的建造手法至今反映在巴渝地区建筑当中。

（3）抗蒙重镇——城墙、城门防御体系（南宋-元）

到宋代末，城市向半岛腹地发展而变成梭形。南宋以后蒙汉战争及城镇防御体系的发展，使得重庆成为抗蒙重镇。有著名的抗蒙三城：即合川钓鱼城、重庆主城、奉节白帝城。明清以后大量山寨场镇、寨堡建筑的兴建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巴渝地区城镇、建筑的防御性功能和特色鲜明的形态特征。

（4）湖广填川——传统场镇、会馆、民居（元末-明-清）

元末和明末的西南地区的战争及饥馑造成了原住民人口锐减和大规模的移民入川活动。重庆是“湖广填四川”移民大军从三峡水路入川后的主要落脚点，并由此逐渐向四川中、西部扩散迁移，从而形成了多种地域的文化在这里相遇、散播和交融的局面。商业和水运的发展促成了大量场镇的形成。街巷、檐廊、院落等构成了场镇的主要外部空间形态。场镇建筑风格多以穿斗结构、白墙黛瓦、吊脚、筑台、靠崖、梭坡等为主要特点，同时体现出多种地域建筑风格的融合。移民文化同时丰富了巴渝地区的建筑类型，特别是导致了作为移民文化的直接产物—会馆祠庙建筑的大量出现。

（5）开埠文化——城镇与建筑中的西风东渐（1890-20世纪20-30）

近代重庆开埠后成为四川和西南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使得重庆民居中出现了许多西洋式的建筑与园林式的别墅公馆，并成为重庆城镇风貌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重庆文化开始走上中西结合发展的道路，出现了大量“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作品。几乎是同时期登陆重庆的现代主义建筑，则注重实用、追求以较经济的手段获取更多使用价值，这与重庆地区讲究

实效、不拘一格的建筑传统和其不发达的经济状况相一致，从而逐渐使现代主义建筑创作思想逐渐成为了重庆地区建筑创作的主流。

（6）抗战风云——陪都建筑风貌（20世纪30-40年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于当年12月迁都重庆。随着大批国家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科教文化部门的内迁，重庆崛起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同时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远东指挥中心而一跃而成为国际名城。八年抗战期间，重庆一直作为中国战时首都，这是中国近代史和重庆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重庆市现存二百多处陪都遗址（遗迹）是重庆陪都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重庆历史风貌区的突出特色。

（7）创新与发展——民族形式、产业文化、现代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来）

建国以来，重庆在城镇与建筑风貌建设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发展，其中五十年代的“民族形式”，六十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形成的产业建筑文化，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国际式风格均已成为重庆城市风貌的有机组成部分。

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巴渝传统场镇与民居建筑为研究对象。

场镇，即城乡之间以商业贸易活动为主的集镇。场镇是城镇体系中最基础、最末端的部分，是由农村集市发展而来的。随着农村商业贸易需求的不断增加，最初只是定期交换的临时集市逐步固定为具有一定商业服务半径的聚居点，就成为场镇。“场”即农村集市，各地均有不同的称谓，北方地区一般称“集”，广东称“墟”，广西称“牙”，两湖称“市”，而西南地区大多称其为“场”，重庆也不例外。至今在重庆范围内的很多地方仍把赶集称为“赶场”，并有“三天一小场，五天一大场”的说法。即使在“场”演化为场镇之后，人们仍然习惯地称其为“场”，如巴南区的龙凤场、含谷场，巫溪县的龙溪场，合川市的太和场、肖家场，永川市的太平场等等；而有的场镇也有“场”的别称，如纂江县的东溪镇又称东溪场，江津市的塘河镇又称塘河场等等。民居建筑则泛指构成场镇的住宅、祠庙、会馆、廊桥、牌坊等民间建筑的总合。

在重庆地区，场镇的最初兴起当是在宋代。在当时，重庆由于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西连三蜀，北通汉洒，南达滇黔，东接荆襄”，凭借水运之利而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商贾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沿溯之上下者，又不知儿”。商业贸易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农村集市随之兴盛，并逐步发展成为场镇。其后历代的重庆场镇虽有兴衰，但也尚能延续。然而，明末清初的长达四十年的战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场镇的发展一度中断。据史料记载，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 年)，全川人口降至1.6 万人，居全国倒数第三位。另据道光《景江县志》记载：清初“安岳、遂宁两县绝人迹，少烟火者二十余年”，安岳甚至“户不盈十，丁不满百，难以设官”。土旷人稀，经济凋弊，全川既是如此重庆当不例外。而人户寥寥，又何来场镇？场镇当时的状况由此可见。此后，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颁布《入籍四川例》，鼓励他省民众入川开垦，于是有了著名的“湖广填四川”。这时，重庆地区的场镇才又重新形成，逐渐发展成为今天所见的传统场镇。这样看来，现存的重庆传统场镇大多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从清初重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巴渝传统场镇与民居体系是重庆传统建筑文化经过三千余年的发展积淀，又在近三百余年以来进一步创造和融合的产物，也是近代以来巴渝城镇与建筑体系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产生杂变以前最具体系性、地域性和完整性的城镇、建筑遗存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