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山古滇墓地墓葬制度分析

李家山古滇墓地墓葬制度分析李红成古代墓葬是考古调查发掘中的对象之一，墓葬制度则是古代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可以说，墓葬制度渗透了社会习俗、传统礼仪、宗教观念，包含了等级、亲情、民族情感诸种复杂因素，是世俗生活的缩影，是一个民族文化与思想意识的反映。

最初的墓葬，是出于对先民灵魂不死和“事死如生”观念而产生的，并随着人们对生命终结思维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考古资料表明，中国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了墓葬，此后，历经新石器时代、夏、商﹑周及以后各历史时代，墓葬随著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并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

在阶级社会中，墓葬制度突出地体现了阶级关系。

①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墓葬由于受各民族传统文化、风俗、宗教信仰、地理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无论从葬式、葬具、葬地的选择，以及随葬物品的多寡，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伦理思想、经济文化等现状。

因此，对古代墓葬制度作深入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经过长期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古滇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72年发掘的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大大地丰富了滇池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加深了我们对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认识。

•”②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是古滇国时期重要的墓地之一，研究分析其墓葬制度有助于充分了解古滇文化墓葬制度及古滇社会地方民族文化特点。

墓地概况李家山是江川县境内多依山的分支，位于星云湖的西北，江城镇早街村后，背靠多依山，面向星云湖，山势呈东南走向，面积约2.5平方公里，山顶至山脚高差1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约1840米。

上世纪60年代，在李家山上发现了古滇时期的墓葬，墓群主要分布在山顶及靠近顶部的西南坡。

1972年对其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时隔20年，1992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发掘，加上后来进行的零星清理，李家山墓地共发掘墓葬编号计86座，出土文物3000余件（套），对于研究古滇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习俗、音乐舞蹈、宗教艺术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因其在古滇国研究和中国历史考古中的重要地位，2001年6月，李家山古墓群在玉溪市范围内第一个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墓葬形制墓葬形制是指墓葬的构造形式、墓道有无及其形状、有无封土标志以及墓穴内填充物的情况等。

中国古代的墓葬结构主要有竖穴墓和洞室墓两种。

所谓竖穴墓即自地面向下挖一方形或长方形穴作为墓室，葬后用土填实。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原地区就以竖穴土坑墓为主要的墓葬形制，并在墓底的正中设一长方形的小型坑穴﹐其位置正当墓主人尸体腰部之下﹐故称“腰坑”﹐坑内埋一殉葬的人或狗。

到春秋晚期开始出现坟丘封土，并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流行，墓葬由“不封不树”一变而为“大封大树”，孔子为了不忘亲情，以便识别，不过为其父母坟“崇四尺”高，而秦始皇陵坟头的封土竟高达115.5米，秦汉以后，几乎可以说无墓不“坟”。

到战国时期，国君和大贵族的墓里普遍出现墓道，其形状主要为斜坡式和竖井式两种。

李家山墓地现已发掘的墓全部为竖穴土坑墓，均无墓道，墓内没有出现“腰坑”，墓上没有封土。

李家山墓葬墓坑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墓口比墓底稍大，墓壁平直，从墓口至墓底微向内收，墓底较为平整，少数墓有二层台。

按墓坑的规模可分为大、中、小型墓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墓坑的宽度上，少数中小型墓的墓口长度与大型墓相当，但中型墓不及大型墓宽，小型墓又不及中型墓宽，如第二次发掘的墓葬中，大型墓墓口长4～6.8米、宽2.9～6.6米、底长3.2～4.76米、宽2.5～4.86米、深多超过3米；中型墓墓口长2～3米、宽1米以上，深多超过1米；小型墓墓口长度大多为2米左右，宽度不足0.9米，深多为1米左右。

墓内填土大多用挖凿出的土石回填，土质土色与生土和风化岩石相近，少数为紫色或红褐色粘土，胶粘性强，因其色似干涸的羊血，当地俗称“羊肝土”。

在已发掘的古滇文化墓地中，李家山墓葬的形制与晋宁石寨山等大多滇文化墓地的墓葬形制是较为一致的，③而墓坑比石寨山墓葬的稍大一些、墓口至墓底略深，或许是因墓葬周围土质岩石坚硬程度不同所致。

近几年发现的墓地中，官渡羊甫头墓地分布范围要比李家山墓地大，早期墓葬“从墓葬形制上看，用膏泥填塞、垫木、腰坑、二层台等做法一脉相承，在滇文化中晚期的石寨山、李家山墓地中却已渐失这种做法”，④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因素影响。

葬俗葬式葬俗是指人们对死者尸体的处理方法及其相关仪式活动，各个民族对此极为重视，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受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的影响，其葬法不尽相同，主要有土葬、火葬、天葬（鸟葬）、水葬、野葬、瓮棺葬、悬棺葬、衣冠葬等。

李家山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大量墓葬表明当时实行土葬，墓地中存在分群埋葬的迹象，由一至几座大型墓及其周围的中、小型墓组成一群，每群的墓葬较为集中，⑤体现出公共氏族墓地的特征。

在第一次发掘的5、7、8号墓和第二次发掘的大型墓内填土中发现有专门放置的一块大石头，石头略呈锥形，尖端朝上置于一圆形坑内，坑内为黑色土，含有大量炭屑和烧灰。

说明这些墓在埋葬后举行了某种形式的祭祀活动，“人们以石为登天之“塔”或通天之梯，故在墓上压石，具有死后借助石之阶梯升天的宗教意义“，⑥带有尖端的石块不仅起到镇墓、辟邪作用，似乎也隐含着引导死者与上天神灵沟通之意。

大型墓内存在用金、玉、玛瑙、绿松石、琉璃等各种管、珠、扣、片、条缝缀呈长方形的“珠襦”覆盖或包裹尸体的现象，这也是滇文化墓地中常见的一种葬俗。

墓向，一般是指死者埋葬时的头向，蕴含着古代人类对祖先的崇拜和灵魂不灭观念，一是认为人死后，灵魂要回到原来的老家去，因此头就朝着老家的那一方向；二是认为日落方向为亡灵的集中之所，埋葬死者时就朝西；三是认为人的生死犹如太阳东升西落一样，因而埋葬时应背东向西。

李家山墓地的墓坑基本为东西向，头朝向西或朝东，其东面为抚仙湖方向，在山顶可透过野牛大山的丫口看见抚仙湖水面。

在二人合葬墓中的头向有些特殊，大型墓内的二人头向朝向同一方向，中、小型墓内二人头向则分别朝两端。

墓向选择朝向大的湖泊在滇文化范围内也较为普遍，如滇池周边的晋宁石寨山、呈贡天子庙、官渡羊甫头、安宁太极山等墓地的众多墓葬也朝向滇池方向。

滇池、抚仙湖等湖泊不仅为古滇人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生活环境，可能也成为整个氏族部落的精神家园，对其既崇拜又怀有无比的敬畏心理。

葬式即安葬死者的姿态。

从死者尸体入埋时的身体姿势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仰身葬、侧身葬、俯身葬三种；从死者尸体入埋时的肢体置放状况来看，则可分为直肢葬、蹲肢葬、断肢葬、折肢葬等；从墓葬遗址中发现的人骨堆放状况来看，又可分为叠骨葬、骨架扰乱葬等；从死者入埋的次数来看，又可分为一次葬、二次葬或一、二次混合葬等；从墓坑中入埋的死者人数来看，又可分为单人葬、多人葬。

李家山墓内的人骨大多已腐朽，通过残存的零星骨骼、牙齿、随葬物位置及尸体装殓痕迹判断，其葬式为仰身直肢葬，绝大部分为单人葬，少数为二人合葬（包括第23、34、42、44、45、47、52、69、73、74、82、86号墓）。

在重要的滇文化墓地中，李家山墓地葬式和石寨山相近，而与官渡羊甫头、澄江金莲山墓地出现的侧身曲肢、解肢、多人叠葬等葬式有很大的不同，也许是因为各个墓地所代表的滇文化范围内的氏族部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影响因素。

葬具葬具是指装殓死者尸体或遗骨的用具，主要有芦席、长方形木棺、瓮棺和瓦棺。

李家山墓葬中的葬具为木棺，大型墓不仅有棺，棺外还有椁。

木棺为长方形，有厚木板构成，大型墓内棺长2～2.2米、宽0.8～1.2米，中、小型墓内棺较窄，宽约0.5米。

木椁近方形略长，上有盖，下无底如罩，用原木粗细不同端垂直交叉构成“井干式”木框作四壁。

⑦棺椁的使用方法，《礼记》云：“葬也者，藏也。

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

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树之”。

李家山墓葬的棺椁使用情况与此记载是相符的，棺置椁内右侧，左侧形成边厢。

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在处理尸体时是不用棺椁的，也许是为了长期持久的保存尸体，以表达对死者的怀念之情，人们开始以器护尸，于是便有了棺椁，并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棺椁制度。

据文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如《礼记•檀弓上》记载：“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诸公三重，诸侯两重，大夫一重，士不重。

”棺椁在古代代表着的死者身份和等级，棺椁制度作为古代埋葬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我们研究古代礼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李家山墓地墓葬中是否有严格的棺椁制度，现在还缺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实，通过与发现“滇王之印”的石寨山6号墓比较来看，李家山大型墓的墓主人应为当地拥有实权的统治上层，其葬具使用最多的为一椁单棺，无椁无棺的中小型墓葬主人生前的身份和地位显然要低得多。

墓葬类型和年代李家山目前发掘86座中，依据墓坑大小和随葬品种类和数量方面的差别，发掘报告将第一次发掘的墓葬分为三类，第一类墓共22座，大多分布在李家山顶部及其周围，其中分为两种型式，Ⅰ型有7座，即11、17、18、21-24号墓，全部集中在山顶部正中；Ⅱ型15座，即2、4-10、13-16、19、20、25号墓，多数位于Ⅰ型墓周围。

第二类墓有1、3、12号3座墓，位于西南坡。

第三类墓有26、27号2座墓，位于西南坡。

从时间上看，一类墓的年代应在武帝以前，其上限或可早到战国末；二类、三类墓的年代，其上限不会早于西汉中期，下限可能晚至东汉初。

⑧第二次发掘的墓葬则分为四类，第一类包括28、32、43、48、52、55、58、59B、61、79号墓，分布在第一次发掘的大、中型墓周围或生土较厚地带，均为中、小型墓，墓葬相互间叠压、打破关系很少。

年代与第一次发掘的一类Ⅱ型墓相当，应在西汉中期武帝设置益州郡以前。

第二类包括31、34、35、40、41、46、47、51、56、57、59A、65-68、70-75、77、78、80、81、83、84号墓，分布范围较第一类大，墓葬间相互叠压、打破关系较多,年代当早于第一次发掘的二类墓，约为西汉中至晚期。

第三类包括29、30、37、38、44、45、50、53、60、62-64、69、76、82、85号墓，年代略晚于第二类，约为西汉晚至东汉初期。

第四类包括39、49、86号墓，是第二次发掘的墓葬最晚的遗存，年代约为东汉前期。

⑨结合两次发掘报告分析，李家山墓地墓葬的埋葬时间从战国末直至东汉初，以大型墓为主的各个墓葬群主要分为战国至西汉中期、西汉中晚期、东汉初期三个相对年代段，在墓坑大小上，早期的大型墓墓坑不及中期墓大，后期大型墓墓坑最大；在随葬器物上，早期的几乎以“滇式”文化类型青铜器为主，到中期陆续出现“汉式”器物，大量出现铜铁合制器和金、玉器物，器物类型和数量最丰富，后期墓葬中的大型墓虽然墓坑规模最大，但随葬品数量不多，滇文化器物所占比例大大减小，不见有“珠襦”和海贝随葬，中原“汉式”器物占了很大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