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德关系的历史考察

兰台世界２０１２·９月下旬

今日，其流弊盖不可胜言。门地（第）之弊，贵胄虽无才识，亦可坐致通显；寒门纵负殊尤，终难冀望清要。朝有幸位，野有遗贤，人才颓废，国势从之。

今秋有用人不限贵贱、惟才是举之谕，殿下已有意变通矣。然数百年之风气，积重难返，非一纸文告所能挽回，更望见诸实事，旁求侧陋，显予超擢，以示趋向。法律中分别门阀之条，失之过当者，量更之。务使人人有自靖自献之路，则贤才辈出，国势自振矣。科目之弊，所习非所用，空文无补，而风尚所在，人争趋之，一旦废罢，势必不能

计。惟有仍其法而变其实，去其文藻之浮辞，易以经世之实学，则科目

未尝不得人。闻今年参用别试之法，似可扩而充之也。此外当变之法尚多，在殿下因时制宜而已。以上所论皆内政也。或谓今日之势，外交为急，不知内政本也，外交末也。斥外交者，非也；专重外交而轻视内政者，亦非也。政事修明，

人心固结，不为邻国所轻，外交乃能益固。

至于外交之道，鸿章进其忠告者屡矣。其刚柔操纵之宜，惟望贵国之君臣之善体之也。皇朝视贵国如内服，安危治乱，上系圣心。汉时诸侯王国不治者，朝廷罪其傅相，殿下其深戒廷臣，精白乃心，竭诚翊辅，天威照临，无远弗界，慎勿复踵前辙，泄沓从事，致廑天陛东顾之忧，则幸甚矣。东望海天，无任驰仰。刍荛之言，尚乞恕而省之。

参考文献

[1]戴逸.李鸿章全集·序言[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劳乃宣.致朝鲜国王书[A ].桐乡劳先生遗稿（卷四）[M].桐乡卢氏校刊本，1927.[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4]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第10册（奏议十）（附光绪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上谕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5]劳乃宣.桐乡劳先生遗稿·韧叟自订年谱[M].桐乡卢氏校刊本，1927.

[6]劳乃宣.矩斋日记（一函二册），第一册，编号甲57-7[Z ].未刊.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

[7]顾廷龙.李鸿章全集·第33册（信函五）[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8]顾廷龙.李鸿章全集·第34册（信函六）[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本文为德州学院2011年人才引进研究课题项目，课题号：402121。

★作者简介：张立胜，德州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在古代，中国和德国的关系就颇具特色，因为在当时的欧洲国家中，日耳曼民族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秉性。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有执著、有条理、忠诚及思想深奥的特点，是一个“具有持久耐性和充满活力的民族”。而在德国人眼中，中国这个东方古老的国家是智慧与文明的象征，充满了神秘的意味。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德国效仿英法等列强，侵略中国，攫取利益。一战结束后，德国沦为战败国而中国成为战胜国，此后，在“平等相处”的表面背后，双方关系呈现出了在当时中国屈辱外交中与众不同的

“特色”。这是此后中华民国领导人始终对德国满怀甚至带有某种偏爱的“友好之情”的根源所在，也是中德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因之一［１］９７。因此，从孙中山先生开始，国民党领导人认为，要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要争取到西方强国尤其是德国的援助。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中德关系可谓“单纯而完美”，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展，中日两国矛盾不断加深，德日、中德关系的尴尬便显现出来，处于中德日三角关系中这一尴尬的“第三者”角色的德国，如何一步步“背信弃义”直至中德关系破裂“兵戎相见”，在此以时间顺序予以梳理。

一、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中德关系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冯

·比洛在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４日给德国驻日内瓦代表伯恩斯托夫的指示中要求不得支持反日阵营。１０月，日本轰炸锦州，侵华势头扩大，比洛给日内瓦的德国临时公使冯

·穆蒂斯的指示认为，鉴于中日冲突逐步扩大化，英、美等国可能会呼吁国联采取积极干涉行动。他再次告诫德国代表团不要轻易加入反日阵营，“从所有政治原因出发，我们必须顾惜到日本……上述考虑迫切地要求我们，在任何有关反日阵营问题上保持克制”。在国联中，德国一直扮演着消极、沉默、被动的角色，冯·雪恩在９月２２日的信中明确表示，他们要尽可能地置身于幕后；他们不会参与其他寻求解决争端的行动，因为那是华盛顿公约签署国的任务，而德国不是签署国。

德国在中日冲突一开始就决定，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日本的行为。

事实上，面对九一八事变这一明显的侵略行径，德国以“局外人”身份，消极、冷漠地以“中立”标榜自己，也是在客观上纵容甚至是鼓励了日本的侵略。

可喜的是，作为“准官方”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工作始终在如常地进行着。以佛采尔为首以私人顾问的身份一直在

“坚守岗位”，即使是在“失宠”并与各部门多有矛盾的情况下，佛采尔等人在此期间依然对南京政府的军事活动很感兴趣，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之际，佛采尔主动向蒋介石请缨，带领经德国顾问训练的国民党军队开赴淞沪战场，并亲临长城沿线古北口等抗日前线。由此，引来日本的强烈不满，指责德国人公然违反

《凡尔赛和约》。二、国民政府与纳粹政府时期的中德关系

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在国内利用有辱德意志民族尊严的《凡尔赛和约》煽动民族情绪，通过强化军事装备工业，以刺激国民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对外关系上，则企图挣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以扩大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间”。在此背景下，在处理中国与德国之间的军事合作问题上，与魏玛共和国政府相比，希特勒纳粹德国政府所持的实用主义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它一方面支持德国顾问团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部门和军队中任职，另一方面，派遣顾问到蒋介石的政敌陈济棠的广东政权中任职。德国国防部长柏龙白元

帅曾露骨地声称：

“只要能获得战略资源，管他是哪个政权。”［２］２４７

后来蒋介石出面干涉，

德国才出于“蒋介石政权从未像现在这样巩固，这意味着广东政权不可能与蒋介石对抗很久”［２］２４７

的战略考虑，下令

本文以时间顺序为线索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德关系、国民政府与纳粹政府时期的中德关系、日本与德国从针锋相

对转为军事同盟国时期的中德关系，阐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德之间由合作到分裂的简单而又复杂的关系变化。

国际关系中德关系历史考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德关系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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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隋牧蓉

摘要关键词………………………………………………………………………………………………………………………………………………………

ＳＨＩＬＩＡＯＹＡＮＪＩ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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