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理论：范式和流派

1.话语是指围绕着特定语境中的特定文本所形成的传播实践和社会实践。

话语研究不再关注事物的本质，而是把关注点放在事物本质所做出的种种话语的可能性上。

换句话说，话语研究不是研究一个事物是什么，而是研究为什么人们用某种方式对该事物进行表述，是什么社会条件导致了这个话语，这个表述能否自我证明，它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

话语研究不关注获得了什么知识，而是关注知识是在什么前提下获得的，以及是否可靠2.传播是一个社会现象，人们对它的定义与理解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传播也是个历史现象，在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会赋予传播不同的功能。

因此传播的复杂性决定在某个时期，任何一种对于传播的界定都无法概括所有的传播实践3.我们不应该傲慢地否定其他的理解，而是应该保持一种宽容的心态，尽可能地超越自己的视阈，理性地分析各种不同的看法在不同的语境中优势和不足，以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对社会现象做出较为全面的解释4.信息论的提出者申农认为：信息就是消除不确定性。

自然科学的确定性，成为实证主义追求的目标。

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这三种理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之中5.隐喻使得我们对事物作出形象的理解，同时也限制了我们对比喻物的想象。

关于传播是传递或者是讯息的定义强调了信息的客观性的一面，却忽视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的复杂性，忽视了传播的社会意义6.意义和言语的困境：传播的活动必须使用语言，但是语言并不是一条透明的通道，而是一个晦暗不明的迷宫。

而苏格拉底却认为，传播的理想境界是心灵之间的交流7.在传播的过程中，我成为中心，我是否能被真正地理解，是传播成功与否的标志，“传播是传递”这个话题最终也会导致交流陷入困境8.传播是传递，还只是唯我主义的自怜自爱的话，那么传播是控制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肆意妄为9.美国著名的报人-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民意》中认为，对外部的世界、媒体营造的虚假环境和人们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像做了区别。

因为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越来越间接，我们自以为是真实的东西，只不过是利益群体利用大众媒体制造出来的虚假环境。

此外，由于普通人的注意力、时间、社会圈子有限，他们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越过媒介去直接认识世界。

即使具备上述的条件，也会因为人们用自己头脑中的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去定义外界事物，依然无法获得真实的印象10.由于缺乏有效传统的保证，语言经常会导致传受双方理解的差异。

他对人们能否通过准确的信息传递实现民主表示怀疑，而对宣传和公关的趁虚而入表示忧虑11.传播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会受到社会文化、社会环境诸多因素的影响，受众也并不是被动的靶子。

在多种条件的作用下，传播活动常常会产生潜在的、长期的，控制者预料不到的结果12.荷兰传播学者赫伊津哈是第一个把游戏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的内核的研究者，不是把游戏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从本体论的角度理解游戏。

他认为：研究的目的不是要确定游戏在所有其他文化中的地位，而是要查明文化本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游戏的特征13.游戏的两个重要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形式和规则●人自愿地主观地参与，具有非现实性和愉悦和主观体验14.戈夫曼把日常的交往看作是游戏的互动，认为互动膜把不同的情境分隔开，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中使用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15.哲学家伽达默尔利用游戏的概念说明了人的诠释过程，人们沉浸在艺术品之中，既是对作品的体验，也是个人的表现，以游戏为中介，传统的主客体划分消逝16.德国的社会学家西美尔提出：作为游戏之社会形式的社会性，这是一个排除个性中所有客观的性质，超越功利的交往。

在社会的交往中，交谈的本身才是目的，与内容无关。

在社交的形式中，我们既摆脱了生活，又同时将生活握在手中，那些顾虑重重的人在社交性中找到了自由与轻松的感觉：他们觉得相互联系，互相交换那些将生活的全部职责与重担都体现出来的刺激物，是在玩一种艺术深厚的游戏。

在这场游戏中同步进行的升华与稀释中，现实的沉重负担由于只能被远远地感知到，而成为迷人的幻境17.大众传播最好的一点就是允许人们沉浸于主动的游戏中，也就是说它让人快乐。

英国学者史蒂芬森认为虽然大多数传播活动具有工具性，主要的功能是传递信息，但是有一部分传播本身没有信息传播的特征，传播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它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甚至有时候根本连快乐都感觉不到18.史蒂芬森进一步区分游戏和工作的区别●首先社会控制和趋同的选择，前者是不自由，是责任，服从，后者是自由，具有个性化的特征。

作为社会控制的工作和游戏受到内部信仰系统的支持；而趋同性选择则比较表面，只涉及可被社会接受的不同趣味或者小节，不涉及深层次的道德争议●其次play和game的区别，游戏关注的是主体的自由、投入和愉悦，所以传播游戏不强调规则，而是强调人们在传播中的主观经验，即传播的快乐●最后作为游戏的传播与作为工作的传播，提出了与传播快乐相对的“传播痛苦”。

因为工作否定了自我的存在，把人作为工具，而后者促进自我的存在，突出人的选择与自由19.史蒂芬森从心理学的视角来肯定传播游戏的积极作用，讨论了游戏与自我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中，他并没有把传播游戏置于传播内容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而只是抽象地讨论了消费过程中受众的快乐心理。

虽然个人可以逃避到游戏中获得自由，但是却不能保证现实世界的权力不会侵入到游戏中20.传播不仅仅是外在的、工具的，不能仅仅从信息的、实用的角度来思考传播，还要关注个人在传播过程中的主观感受、自我的存在与发展。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传播游戏容易受到各种权利的入侵而被异化21.米德认为，游戏是社会生活的模拟演练场，在其中我们学会角色与互动规则22.在《权力论》中，丹尼斯·朗把权力的定义扩大为：武力、操纵和说服2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信息自由传播为由，依靠强大的信息资源与媒体实力，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文化产品和新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实力不强，在国际传播方面处于失语的状态。

这不仅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损失，也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本土传统文化的式微、身份认同的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殖民。

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的斗争中，建立“世界文化新秩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诉求24.用言语来完成的行为称为言语行为。

看似工具性的语言背后，其实蕴涵着支配关系。

因此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最好的沟通关系，也就是语言交换活动，其本身同样也是象征性权力的关系。

说话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或者跟他们相关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就是在这种语言交换活动中实现的25.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它是个人对于他所在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是一种人们无法摆脱的认识世界的框架。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召唤，作用于人们的潜意识，塑造人的主体，同时令其成为意识形态的臣服者。

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由于社会结构的制约，个人很难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26.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以大众传播为载体的文化工业充当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把标准化的，伪个性化的和陈腐的观念推广到劳动大众那里，使得他们在压抑的升华中成为资本主义工业流水线上的顺民，不仅在八小时内，而且在八小时以外的文化消费领域也要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

所谓的大众文化根本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文化，完全是资产阶级控制大众的文化工业27.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观点兼顾了结构和能动性，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一方面依赖强制性的暴力和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在合理性上依赖于意识形态的霸权（文化领导权）。

与暴力不同，霸权重视的是文化方面的控制。

霸权的推广不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它是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妥协和合作的结果28.斯图亚特·霍尔既强调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在受者那里享有优先的解读的特权，同时也认为受者可以用不同于编码的方式解码，即解读过程具有结构性的多义。

因此，他认为大众传播的编码解码，其实就是在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在话语里蕴涵着权力的反抗29.权力逐渐被泛化为一切对他人具有影响力的操纵能力的力量。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把权力描绘成无影无踪，但却弥漫在日常生活领域的每一个层面，是无处不在的“全景敞视的监狱”，权力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使得自己不被人们注意，让人忽略了它的本质。

这种无形的权力不但有消极的一面，还有创造性的一面。

现代的权力不只是由统治阶级从上至下的强加于人，而是从下至上的重新组织社会。

权力不断地通过生产出客观的知识，使得自己无影无踪地被合法化，知识和权力已经很难被截然分开。

通过规训、检查和忏悔这些技术，权力不仅成功地驯服了身体，而且深入到人的内部，成为主体的一个部分30.现存的文化一直是在用男性的话语和男性的视角定义和解释所有的经验，而女性必须被迫使用男性的话语表达一切，男性的权力在这一个过程中被合理化、自然化，女性则受到了排斥和贬低。

因此，传播的过程中隐含着男性对女性的权力31.传播是权力的话语，强调的不是简单的直接操纵，而是针对那些隐藏在我们文化和语言中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关系往往是以常识、同意、习惯、文化甚至是客观中立的知识、真理的形式体现出来的。

这种传播的权力很难找到明确的权力执行者或者是代言人，也可以说每个人都要依靠这种权力形成的意识形态，才能认识世界或者形成自己对世界的解释，每个人都是权力体系的一部分。

大众传播在这种无形权力网的建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2.美国学者彼得斯认为，传播不是心连心，而是手拉手。

不要使得双方处于一方说、另一方听的不平等状态，而应该是平等的撒播让受者拥有自由解读的权力。

人们对于话语权的极度敏感，导致这样一种争取消极自由的传播观念33.传播是撒播的观念认为作者与读者是完全平等的，作者并不享有独特的解释权。

法国文学批评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把文本分为两种：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

前者是一个以作者为中心的僵化的文本，而后者则是可以让读者最大限度参与的文本盛宴。

在完成自己的作品之后，作者不再有权力去控制意义的自由发展，解读的权力交给了读者，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

他甚至极端地提出，作家本身只是他文本的代言人，作品先于作家存在，并且提出“作家已死”34.德里达认为，所谓撒播就是在摆脱概念的控制和决定作用的同时，形成一种蕴含比较丰富的语言或者文本，相比之下，含糊和朦胧的概念是指枚举和控制意义的可能性，而撒播却是由从未受到完全控制的秩序或者是类似中产生出来的，成为一种语言上的散布状态。

德里达主张使用文本的素材，在文本内部对文本的意义进行颠覆性的解构，让作者的权力化为乌有，让那些在二元对立中被迫缺席或者是压抑的一方得到释放35.意大利符号学家安贝托·艾科提出，虽然可以对文本做出自由的阐释，但是这种诠释的可能不是无限的，也是要受到一定规则的限制，否则就会成为过度的诠释，即把不合理的诠释与文本牵强附会地结合在一起36.诠释哲学家伽达默尔一方面肯定诠释着偏见的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也主张在复活文本的过程中，在诠释循环之中，读者和作者的视阈会逐渐融合37.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从解读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发展起来的，他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必须依赖其他任何人和其他客体才能完成自我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