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话”的前世今生——关于贵州方言与贵州文化的访谈

“贵州话”的前世今生——关于贵州方言与贵州文化的访谈

主持人:

贵州日报记者王小梅

嘉宾:

杨昌儒贵州省民族研究会副会长,贵州民族学院副校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杜国景贵州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副主编、教授、硕士生导师

汪文学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贺又宁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绘图/陈柏融

主持人语

在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话,很多情况下,这种地方话甚至能成为这个省、市、区的标志性方言,凭这种“标志性”方言的差别,很容易就能识别出他(她)是哪里人。比如湖南、河南、天津、上海等等,都是能够“以话识地”、“以话识人”的。相比之下,贵州比较特殊。贵州各地的地方话虽然也各不相同,但显而易见的是,很难凭地方话的“标志性”差异,对“贵州”或“贵州人”进行识别。

日前,本报记者有了这次关于贵州方言的对话。

杨昌儒（绘图/陈柏融）

1

主持人:在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话,凭这种“标志性”方言的差别,很容易就能识别出他(她)是哪里人。相比之下,贵州比较特殊,外界很难凭地方话的“标志性”差异,对“贵州”或“贵州人”进行识别。对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看?

杨昌儒:现在贵州方言的分区,大体与历史沿革与汉族移民来源一致。川黔方言区与四川有密切关系；黔东南方言与湘方言、湘鄂西南官话有明显相同的地方；黔南方言其音素与湘赣方言也有一些相似之处。贵州没有自己明显标志的方言,这一现象与贵州历史沿革、民族地理分布密切关联。

第一,汉族、少数民族城乡二元结构及特征在贵州建省目的的物化结果中,体现了可用民族差距标识的城乡二元结构。明初大通道的打通,

以汉族移民为主体,沿驿道设屯置堡,在通道上以哨铺、驿站等功能性机构,保障物流与人流的畅通。城镇便以此为依托慢慢形成。最早出现的安顺城、明朝中期出现的贵阳城、以及之后出现的遵义城,都是这一机理运行的结果。卫城同构,或驿铺扩展,其人口构成的基础,是与王朝共进退的汉族；后移民进入城镇,多是经商者和手工业者,亦是汉族。这样,城镇人口中汉族人口占绝大部分的格局便得以形成。

第二,通道与边沿(边缘)差序结构,实质上就是通道与边沿(边缘)的民族二元结构。明代之前,聚居于“贵州”边缘的各少数民族因地缘与民族同源关系,与毗邻省的同族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交往关系。例如黔东北的土家族与湘西、四川土家族的部分地区同隶于田氏土司世袭地；黔西北的彝族与云南彝族存在家支体系的交往等等。而在“贵州”地域内,因山地的封闭、河谷的切割、民族文化的异源、社会发育的局限,各区域里生存的不同民族都是一个个孤立的单元,从平面空间上看,亦是板块的铺陈。明朝建省,能标示这个政区有内在关联,并直接受控于地方政府的,即是贯通全省东西境域的大通道及驻扎于此的汉族军士、家属和其他来源的汉族移民。无论从通道对贵州政区的意义,还是附着于通道生存的汉族移民与政府的亲缘性关系,通道无可置疑地成为贵州建省,政区功能实现的载体,其轴心线的性质与汉族移民的民族性便以地域、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强势安排,将板块拼凑的各少数民族沿中轴线再切一刀,使之在原有自我封闭的空间中更加碎片化、边缘化,以更小单元的弱势,附着在通道中轴线的边沿。

第三,民族分布区域自然环境差异性结构。例如,黔西北建省前以彝族为主要民族的区域特征,到清末时已经变为汉夷杂处、以汉为主的民族区域性特征。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虽在明清500年变迁中民族主体未变,但其经济活动方式已经从建省前单一型农耕变为林粮兼种的立体型开发。黔中地区建省前是多个少数民族杂居相处,在不同海拔高度的土地上粗放耕作,清末以降,黔中地区则变为汉族作为主要民族,商贸也逐渐发展,成为西南重要商品集散地之一。

杜国景:贵州“标志性”地方方言缺失的后面,值得关注的问题太多。夸张一点说,贵州“标志性”地方话的缺失,对民族学、人类学、方言学、

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学科而言,恰恰凸显了一种“活化石”的“标志性”价值。因为任何一种“标志性”的地方方言的形成,总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总会蕴含着太多的、超乎语言史意义的信息,而在贵州,建省近600年,这种“标志性”地方话居然没有形成,这究竟是为什么?一种“标志性”地方话的形成,除了语言自身和文化因素,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如,一个地区性行政中心的建立,对一种“标志性”地方话的形成究竟能产生怎样的作用?这种“标志性”地方话一旦形成,又将给予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怎样的影响?语言(方言)是独立于社会,还是服务于社会?总之,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值得去研究的,这是“贵州建省六百年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

对贵州“标志性”地方方言缺失的研究,大致属于社会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范畴。它所关注的主要不是句子或篇章,不是语言本体,而是要通过语言来解释社会文化。尤其在建省较晚的贵州。在贵州不同文化的碰撞里,在移民社会的语言渗透里,在语言不平等和政治权力大小的关系里,在多民族地区的交往用语里,或许都能为一种“标志性”地方方言的形成亦或缺失寻到某种答案,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杜国景（绘图/陈柏融）

2

主持人:贵州方言和贵州人的文化身份有什么关系?

杜国景:毫无疑问,贵州“标志性”方言的缺失,会给贵州人的文化身份带来一点尴尬,最起码会导致文化自信的缺失。这是因为,方言总是忠实地反映着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积淀。或者说,方言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本身即可被看作一种文化载体,具很强的文化凝聚力。所谓强势方言与弱势方言之区分,除了使用人数多寡,传播与分布范围大小外,它本身所反映的经济文化成就,也是一个不可忽略因素。一段时间以来,“粤语”行情看涨,就是与珠三角地区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分不开的。相比之下,弱势方言心理凝聚力与文化整合力则比较有限。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贵州方言与贵州人的文化身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民族想象关系,由于没有“标志性”或“代表性”地方方言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