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中南大学是湖南最土豪的大学

事实证明：中南大学是湖南最土豪的大学！
前言：的确，相比湖南其他高校，中南大学是领头羊是大哥，每年的支出也让其他高校望其项背。

今天我们分享这篇中南大学张尧学校长的讲话，其实不是证明中南大学有多土豪，而是想告诉大家看完张尧学校长在本文中说的中南危机观，这可能不仅仅是中南的危机，也是地处中国中部湖南高校的危机......中南大学张尧学校长在四届二次教代会工代会上的讲话
各位代表：受学校党政的委托，我向大家报告一下过去的工作。

这里有一个写好的稿子，请大家自己看一看，我不念了，主要讲一点学校如何发展的思路。

一
本来没想讲成绩，打算从问题开始讲的。

后来大家说“十二五”已经搞完了，成绩一点都不讲不太好。

稿子里写了一些成绩，我这里简要提几个。

总的来讲，在“十二五”期间，我觉得第一个可圈可点的就是办学经费提高了。

“十二五”开始时，学校的收入是23.7亿。

“十二五”结束时，也就是2015年，学校的办学经费是40.5亿，净增了16.8亿。

“十二五”期间，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学校化债15亿，其中内债约9个亿，外债约6个亿。

现在学校外债没有了，内债只有3个亿。

这几年，中央对学校的投入增加了，有了钱，我们办事就好办一点。

那么这些钱用来干了什么呢？首先是
改善民生。

根据2010年学校向教育部报的数据，包括社保等在内，人均待遇是6.6万元。

去年涨到了15.2万，这还没有算上后来国家涨的。

今年虽然没有涨，但学校还是拿了2000多万。

把这些算上，我估计今年人均超过16万。

原来中央提的是十年工资翻一番，我们五年时间就已经翻了不止一番了。

从6.6万到16万多，人均增加了10万左右。

要建高水平大学，要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没有好一点的待遇是不行的。

其次，在“十二五”期间，基建投入了6个亿，盖了13.8万平方米的房子。

这些房子包括教学楼、科研楼，也包括学生宿舍。

修缮投入了4个亿，用于维修旧楼、设备，等等。

仪器设备投入了9.2个亿。

“数字中南”的建设投入了3.5个亿。

安装空调、食堂补助等纯粹用于改善学生生活条件，投入2个多亿。

在医口方面，学校投入了2个亿。

除“湘雅名医”工程外，还有大数据、“最美护士”等。

另外，在教学方面，改造实验室、教改经费等投入了3亿多。

在科研方面，学校投了5个亿，都是校财政的直接投入，其中科研基本业务费五年投入近2个亿，去年创新驱动计划又投入了1个亿。

第二就是学校基础研究在“十二五”期间有了较大改变。

“十二五”开始时，学校进入ESI世界前1%的学科只有4个，现在到了8个，其中还有1个进了前1‰。

很快我们还能有所突破。

第三是综合改革。

综合改革主要是建章立制，按制度办事。

通过改革我们要树立四个意识，即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还要建立制度文化。

改革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建一所好一点的大学打基础。

这个基础不是今天或者明天就可以看见的，可能要经过几代人努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建好。

这是一件怎么把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传承下去的事。

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在磕磕碰碰中往前走，做得还可以。

另一方面就是要推进当前的工作，大家可以从稿子的成绩部分看到。

刚才我为什么没讲教学呢？学校对教学投入了不少，也很重视，但是从效果上看，现在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

为什么说很难判定呢？有几个指标我现在一直琢磨不准。

例如，不及格学生的人数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

另外，关于作弊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有主动要求不用监考的学生，像软件学院的一个年级，和学校签了协议书，承诺只要发现作弊，马上卷铺盖走人，也就是开除学籍。

另一方面，我们也收到不少来信，反映有些学生不好好学习，部分学生考试作弊，数量还不少。

学生的培养，特别是价值塑造，还面临着比较大的问题。

二
我今天主要想讲问题。

我们现在有没有危机感？我是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高书记同样也有很强的危机感。

但是各个学院、教师和在座的中南大学的骨干，有多大的危机感？大家想过没有？危机在哪儿？有什么危机？没有危机感就
没有发展的动力。

如果没有危机感，大家都还觉得日子过得挺好，这就有点问题了。

实际上，现在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给中南大学带来很大的危机。

（一）外部的竞争压力前所未有一是“双一流”建设带来的危机。

国家建“双一流”，即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说到底，是一个拨款机制的变化。

原来的“985工程”、“211工程”是按学校整体进行拨款。

“十二五”期间，学校“985工程”建设的经费是5.5亿元，当然这跨了年度，也不完全是在“十二五”内，一年也就1.1个亿。

加上“211工程”建设经费，每年不超过1.5个亿。

这是专项经费。

但是以后，“双一流”建设可能不按照学校给钱了。

按学校给的可能就一两所学校，比如清华、北大，国家从整体上投入。

对其他的学校可能按学科水平进行投入。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可能就是进ESI世界前1%的学科数，进前1‰的学科数，以及进前万分之一的学科数。

打个简单的比方，数字可能不准确，如果进ESI前1%的一个给1个亿，那进前1‰的可能就是10个亿，进前万分之一的可能就是100个亿。

因此，我们要努力在基础研究领域进入国际前沿，国家可能按照学科进入国际前沿水平的程度，来决定投入建设经费。

另外一个因素可能就是学科评估情况。

学科评估的几个要素，就是人才、成果和向社会服务的转化，还有学生在世界范围内的就业率。

这几个加起来，可能就会决定学校“双一流”的建设经费。

学校现在进ESI世界前1%的学科数
少，学科评估排前面的也少，而且学科总数太多！如果按上面的方式拨款，我们是拿不到多少钱的！大家可能明白了学校为什么在去年年底要进行学科结构调整。

据说今年的评估，会把学校的学科总数和参评学科的结果作除法。

比如学校有66个一级学科，如果66个一级学科参评，评估的排位都在10位以下，把排位情况进行加和，然后除以66，结果就可
能只有零点零几，那就惨了！
按照这个办法，根据上一次学科评估的情况，我们比湖南
大学还低了8位。

我们是三十几位，湖南大学是二十几位，因为他们学科总数少。

如果所有学科都是1，66个学科加起来再除以66不是等于1吗。

上一次评估学校排第一名的只
有1个，参评的排在几十名的好多个。

要是不参评就是0，所以，只要是一级学科，就必须参评。

参评起码能得到一点分，否则就是0分。

我们要通过学科调整，加强优势学科，否则所有的学科都下去了。

所以外部的压力首先就是“双一流”拨款方式的改变，没有钱，什么都干不成。

对学校发展面临的危机，我们说明的不到位，非常非常不到位。

例如ESI，学校很多工科的老师认为自己就是搞工程的，不要写文章、不会写文章。

而要成果呢？也没有多少成果；要人才没多少人才，青年千人少，千人少，新评院士少；要转化，专利转移也很少！这样的学科就是个四流学科。

另一个压力来自科技体制的变化。

大家原来都习惯了申请863、973，
但是现在国家科技体制变了，变为了“一个体系、三个支柱、一个系统”。

一个体系是什么呢？就是部际联席会议，科技部、教育部、卫生部、发改委等一起来决定国家支持哪些科技项目。

国家还成立了专门的专家咨询委员会。

专家咨询委员会预先给部际联席会议提出项目建议。

如果我们学校有很多教授能进专家咨询委员会，多好啊！如果进不去，提不出我们学校想要干的项目，那基本可能就没戏了。

另外，除了国家自然基金委的钱外，剩下的主要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科技重点研发计划。

科技重点研发计划把原来的863、973等都全部放在了一起。

这个变化很大。

听说以后还有预申报。

我们的教授都不是写本子的人，预申报什么啊！预申报时就会被刷下来。

关于评审，听说会交给专业机构，正式申报和评审都交给专业机构。

还有一个评估系统，这个系统对之后的监管通过信息化系统来公开，是哪些专家评的、效果怎么样都会公开。

所以，国家的科技体制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我们的教师、科研人员，知道这个变化的、关心这个变化的、适应这个变化的，有几个人？大家重视了没有？参加进去了没有？学校的科研经费，2011年是7.2个亿，经过几年的努力，去年是9.1个亿，大概涨了不到2个亿，当然这与我有主要关系，说明科技工作我没抓好，我要负主要责任。

学校原来认为，科研是下坡，跟滚石头一样，自己有很大动力，所以学校没有下大力气去推。

但学校的投入还是挺大的。

李
夕兵当了科研部长之后，他把科研的绩效一算，说给了这么多钱啊！一篇文章就奖上万块钱，没想到。

其实，学校给科研的奖励和投入还是很大的。

但是，这几年国家的科研经费投入翻了几倍，学校没跟上。

下一步，科研体制发生了大的改变以后，假如我们还是继续跟不上，还怎么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我们就往下走吧。

另一个危机感来自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国家提出建“双一流”，东部地区等拿出了大量经费进行支持。

配比的资金要超出国家给的钱。

例如，听说上海一年拿出了几十个亿专门给上海的大学建高峰或高原学科，复旦、交大、同济等都能拿到不少钱。

我去年年底去了一趟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上海市也给他们投了一个亿建设一个高原学科，搞虚拟现实的。

我们从湖南省拿了多少钱？浙江大学校长前几天告诉我，浙江省对浙江大学的“985工程”、“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经费是配套的，而且浙江省对浙江大学还有不少优惠政策。

例如，浙江大学在杭州有一块不到200亩的地，政府同意其土地使用性质从教学科研用地变更到住宅用地，卖地的钱全部给浙江大学。

相比之下，我校湘雅校区老校门，几千万都进了国库，学校想收回这块地，费了天大的劲。

地方的发达程度与对大学的重视程度成正比，越是发达地区，越觉得大学重要。

这种重视带来的直接效果是很明显的，
比如青年千人，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

全国现共有青年千人2300多人，清华大学有154人，华中科技大学去年引进了30多人，湖北省去年共引进50多人。

中南大学这么多年总共引进了7人。

再过十年，学校应该怎么办？再就是杰青，学校每年有一两个就不错了，但清华大学已经有几百个杰青了，这还是因为指标限制，在学校系里就卡住了许多人，没有报出去。

比如现在正和学校进行大数据合作的尹浩教授，30多岁，拿了几个国家发明奖、自然科学奖，但杰青和长江报不出去，因为还有比他更优秀的，年龄更大的。

学校这样的人才掰着指头数也没几个。

再过几年，这些青年人才成长为长江、杰青、院士，形势将更加严峻。

国家一年杰青指标为200个，作为一个“985工程”高校，学校一年都拿不到1个，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很强的危机感？另外，从院士评选来看，北大去年评了7个，清华是5个，上海交大是5个，我们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评上1个。

这些高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院士？那是因为他们底子厚，青年人才多。

没有人才，学校将来怎么办？
学校地处中部，责任很重，但做点事情很不容易。

比如西大门拆迁，学校费了很大的劲，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岳麓区委区政府都很重视，但拆起来还是很难。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学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意识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

杭州市有三张名片，第一是浙江大学，第二是
西湖，第三是阿里巴巴。

为什么第一张名片是浙江大学呢？我想是因为西湖的水有可能减少，但是浙江大学是永远存在的。

只要有人类，只要中国人还在，就一定有浙江大学。

因为有了浙江大学，杭州市熠熠生辉。

长沙的名片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南大学？所以我们面临的外部压力非常大。

另外，就是新常态。

新常态开始是对经济提出来的，它要求我们创新驱动，要求整个经济进行结构调整。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是以资源经济为主的，土地、矿产、人、空气、水、环境都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驱动要用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拉动经济发展。

这个靠谁？供给侧改革靠谁？主要是人，靠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

人从哪儿来？得从大学来。

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目前大学的创新跟不上国家新常态发展的需要，所以才会出现暂时的经济痛苦。

如果大学有很多的创新产品，能拉动经济上行，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就能又上一个新台阶。

学校的西大门，湘江新区拿了4亿元，其中2亿元补助拆迁，2亿元建科技园。

我们承诺三年拉动GDP 100亿元，这一点还是有信心的，但需要大家努力。

总的来说，“双一流”建设、科技体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新常态，都给学校发展带来巨大的外部压力和发展上的危机。

（二）学校发展的内部压力也非常大一是思想认识跟不上。

比如绩效分配的时候，学校政策明确、规则清楚，但是某些学院在分配时还是不透明、不公开，“行政人员拿得多、一线人员拿得少”还没有杜绝。

学校放权给二级学院，原因在于学院领导班子对学院发展情况最了解，最有利于促进学院的发展，但是为什么仍然存在这些现象呢？这就说明学院的领导没有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心上。

所以在认识水平、在怎么样关注中南发展水平方面，我们要改进的地方太多太多。

二是在制度方面，我们定了很多制度，但是否真正尊重、执行这些规章制度，包括我本人（你们要向我指出来），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遵守制度、按规定办事、按程序办事，同时心里装着老百姓，这是一个成熟大学、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

三是学科建设，怎么样让老树发新芽，怎样跟上新兴科技的发展，我们想得不多，成果少、项目少。

最近看到一个事例，美国有个学生叫杰克·安卓卡，在13岁时因为叔叔患胰腺癌离世，开始对胰腺癌检测与治疗产生兴趣。

后来一个偶然机会，他将碳纳米管的研究和胰腺癌检测治疗关联了起来，于是便设计了一个研究计划，并寄给了200位教授，其中199位教授都忽略或者拒绝了，只有一位来自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给予了回应，并为其提供了研究条件。

四年之后，他成功研发出了一种只需3美分的胰腺癌诊断试纸，比现有检测手段成本低了2万多倍，准确度提升了400倍。

学校很少有老师去想基础研究的东西。

这个孩子打破了常规，没有从医学
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从材料的角度来考虑。

我们学校出了个刘路，我一直希望还有第二个刘路。

我们学校是以有色、选矿、材料、医学、铁道等传统学科为主的。

我们的新学科不强，传统学科又面临调整。

怎样把夕阳学科调整好？或者在夕阳学科中发掘出新的东西来，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能只安于现状，要有一批人在思考、在思想。

人类要是没有思想，那还有什么呢？学校有很多原来在国内外都非常知名的专业，现在已经被国内很多学校远远超过了。

地球物理和空间科学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学校空间科学没搞，国内其他很多高校都在开展相关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有一次谈到，为寻找暗物质，他们一些科学家在地下很深的实验室已经工作了七八年，这些科学家可能一辈子根本寻找不到暗物质，可能一辈子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化，就是为了科学。

科学是一种兴趣，成了就成了，不成也没关系。

我们有多少老师还有这样的精神？再比如引力波，连爱因斯坦本人都说不可能发现。

一百多年来，经过一代代科学家们不断地努力，终于由MIT组织的世界科学家团队发现了，国内清华大学也参与了这个项目。

引力波发现后，物理学家们说：物理才刚刚开始。

我想，很多领域也是才刚刚开始。

比如，人有的时候可以感知后面有人在看你，这是什么原因？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还没有发现，但是我们现在失去了对新问题进行探讨的兴趣。

学校不断提高大
家的待遇，就是想让大家过上一个较体面的生活，不用为生活犯愁，然后可以集中精力去搞好教学、科研，搞好自己想干的事情。

但是，学校很多人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原来的程度。

还有我们的行政管理服务，有所改善，但是距离一所好大学的标准还很远。

四是教学，虽然费了很大的劲，但还有不少问题。

如用方言教学的现象一直存在，学生适应老师的方言可能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学校一直提倡让学生自己上讲台、老师提问题。

东京大学有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写了一本书叫《思考力》，他认为现代教育整个都存在错误，只培养考试力，不培养思考力。

有一次我去理发，理发师傅告诉我，他女儿13岁，已经有一缕指头粗的白发。

我问是不是天生的？理发师傅说是读书读的。

所以大家要反思教育的问题。

美德、传统文化等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培养了，玩也没有时间了。

玩其实也是一种学习。

由于小时候没时间玩，所以我们大一的学生就会有“18岁以前没玩过，19岁上大学了还不抓紧玩”的想法。

大学一年级稍抓得不好，不少学生就在由高中向大学的转变上出问题，“大一病”就是这么来的。

部分学生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白天不上课。

还有教学方法的问题，有些老师一直没有搞清楚高中和大学授课的差别，讲课内容陈旧，灌输为主，不理解学生和社会需求。

所以，学校外部竞争压力前所未有，内部治理没有跟上发展的需要，小富即安、缺少危机意识、
缺少学术意识、缺乏想象意识，想象是打开科研大门的钥匙，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学校事业的发展。

因为缺乏大局意识，在人才引进方面，虽然学校和我负主要责任，但是各学院也没有把这一工作放在首位。

大家扪心自问，在引进人的时候，是否存在“优先考虑自己的朋友、熟人，其他的人哪怕优秀一点也不予考虑”的现象？学校在人才引
进方面，一直都非常重视和支持，我们也不是拿不出钱来。

学校年轻老师的工资相比国内已处于较高的位置，“2 6”人才的薪酬也不少，对于青年千人，学校很早以前就将年薪定为35万。

最近湖南师范大学将标准提高到了45万，学校会相应地调整。

但是，学院没有主动去引进人才。

我们要把人才放到第一位，今年各个学院要想点办法，现在就要想，看看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哪些比较优秀、比较好，你们先联系好，然后学校带队去跟他们谈。

我们不知道谁好，我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高书记原来的专业是地质，后来教育管理工作多一点，让我们去找你们领域的人才怎么找得到？你们一定要先做好工作。

华中科技大学去年引进了好几十个青年千人，我向他们讨教方法，他们说还是院里先把工作做好，也不需要太高的条件。

我们也不能太高，但是多给点个人待遇，多提供点公共平台是可以办到的。

我个人的指导思想是，待遇大家都要好，然后他们适当稍高一点。

不能像原来他们拿80万，我们拿5-6万，那就有点过分。

现在引进
千人、院士的标准还是80万，但对于青年千人，我觉得如
果其他学校如湖南师大提到了45万，我们咬咬牙提高到50万，引进100个也就5000万，这点钱学校还是拿得出来。

三
这部分我想讲一讲办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办中南大学
的问题。

办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在思想上讨论非常重要。

一流大学有不少讨论，举两个典型定义。

一是人民大学提出的定义：一流大学就是一流的学术队伍、一流的学生质量、一流的科研成果和一流的社会服务。

此外，还听说有人有个非正式的说法：世界顶尖大学是不写论文的大学，一流大学是教授偶尔想发议论时写点论文的大学，二流大学是青年学者拼命写论文的大学，三流大学是要求所有学生拼命发论文的大学。

这个定义我觉得很有道理。

顶尖大学比一流大学要高一个档次。

在顶尖的大学，如哈佛、MIT，不存在校长要求教授干什么的，都是教授要求校长干什么。

教授们认为创造和工作是人生价值的实现。

顶尖大学的很多教授走出去就是国家要员，或世界银行行长，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长。

在美国，不少重要岗位出缺时，总统经常会直接任命大学的教授、院长等。

原美国国务卿赖斯，以前就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授，现在又回斯坦福大学了。

顶级大学不要求写文章，但写出来的就是文章。

一流大学的顶尖教授要写点文章，以
便保持一流的位置。

青年教师拼命写文章的就是美国的二流大学。

下指标要求研究生写出好文章的是三流大学。

针对这个说法，我们学校还不入流，三流都不到，因为至今没有在nature、science等顶级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我原
来讲过，一流大学要有世界原创性的成果，还要能拉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产业链，培养的学生能到世界任何国家就业。

目前，我们国家的博士毕业生很少能直接申请到哈佛大学、MIT 或者斯坦福等顶尖大学的Assistant Professor，大多还要经过博士后阶段的锻炼。

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带的一名学生申请到了斯坦福大学Assistant Professor。

我有个学生在清华拿了博士学位，没做博士后，直接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申请到了副教授，两年后被评为教授。

此外，一流大学还要有在国际社会上活跃的教授，能在国际学会、国际学术组织中当选为委员或主席，能经常作大会报告，能投票而且很有影响，当然这是很难的。

另外，还要有跨越时空的文化。

后来我又加了一条，就是能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传承中国文化。

大学的首要任务是传承人类的良知，不是创新，创新是第二位，创新是人类的自发行动。

大学不是教学生怎么创新，只能通过科研活动和教学让他们体会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我个人体会，对学生的价值塑造是贯穿大学全过程的。

有人说，马英九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及时修改教科书，没有对台湾中小学生进行有效的价值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