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中白嘉轩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20世纪90年代初，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时沉寂的中国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了“史诗性”作品称号，于1997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通过一个社会群体的动荡和变迁来反映整个社会的轨迹，塑造了

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白嘉轩是众多形象中着墨

较多的一个。

白嘉轩是作品中的一个新型地主形象，一个仁义的地主形象，他作为一个小地主，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上与士阶层的朱先生形成了一个对应，作者在塑造白嘉轩这

个形象时，有意在这个人物身上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和人

物内涵，他是个地主，是一个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传统

文化底蕴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农民，因而又具有封建文化氛围中生长的农民所特有的文化和精神内涵，他是

封建文化在小地主阶层培养起来的一个代表，因而在他

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中国复杂文化传统与生存环境所折射

出来的复杂的性格内蕴。

作家把白嘉轩放在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语境和生存环境中，对他的文化人格，人性内涵和生命生存哲学进

行了全方面的观照，创造出了一个丰满复杂的生命形象，本文试图从白嘉轩的人生观、父子观和女性观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其性格的复杂内涵。

一、白嘉轩的人生观

白嘉轩的人生观概括来说就是“仁义为本”。在白嘉轩的一生中，控制他人格核心的东西，是“仁义”二字，“仁”是孔孟诸德之首，它的最根本的含义是“爱人”，强调“人”的存在。“义”是仁的具体表现内容，白嘉轩虽然未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他对儒家文化精

义的领悟和身体力行，真是无与伦比。

白嘉轩作为白、鹿两姓的一族之长，他有高房大院，有坡地也有良田，棚里有马，圈里有猪羊，常年雇佣着

一个长工，他是名副其实的“地主，然而他身上却不见

冯兰池，周扒皮的贪婪、狠毒，更多的是仁义、宽厚”从秉德老汉给长工鹿三娶媳妇到白嘉轩资助鹿三的儿子

黑娃上学都体现了一个“仁”字，他是雇主，却过着勤劳俭朴的生活，与长工平等相处，情深义重，主仆共吃一锅饭，一起耕作饲养，而且还称长工鹿三为三哥，并

认作干亲。在他的影响下，乡民们守乡规，知礼仪，整

个白露原被称为“仁义白露村”。他仁义至上，以德抱怨，体恤乡民，关注民生疾苦，勇于为民请命。为了反抗苛捐杂税带给村民的负荷，他一手策划参与了鸡毛传

帖与交农事件，与官府抗衡，面对久旱不雨，他亲自扮

马角祈天求雨，以宽慰乡民焦渴的心，白嘉轩把儒家的“仁”“义”发挥到了及至，是白露原上“头一个仁义

忠厚之人”。

可以说，白嘉轩把“仁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但是，这个卷着忠、孝、仁、义大旗并乐此不疲的白嘉轩，却正是在无法尽孝之时，用了不仁不义的手段，才得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做那个忠、孝、仁、义的

白嘉轩，承认他的忠、孝、仁、义，倒不如说这是他对自己的不孝，不义的一种救赎，他的“仁义”也并非一

以贯之的“仁义”，而是先死而后生的“仁义”。

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便暗示了该篇主人公白嘉轩不同凡响的人生经历，迫于逃脱厄运的需要，白嘉轩选择了一个与儒家“仁义”精神根本相悖的作法：巧取鹿家风水宝地，他认为“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神灵给他白嘉轩的精确绝妙的安排”于是他沉着，冷静，善于算计“要做到万无一失而且不露蛛丝马迹，就得把前后左右的一切都谋算得十分精当，办法都是人谋划出来的，关键是要沉得住气，不能急急慌慌草率从事，而一当把万全之策谋划出来，白嘉轩实施起来是“迅猛而又果敢的。”

磨难把白嘉轩逼到了道德的边缘，为了生存，他情愿放弃“仁义”，在一系列不动声色的“苦难”表演之后，白嘉轩采取“卖地”的曲折路线成功地从鹿子霖手中换回了那块宝地，从而为自己日后的发展预留了极大的空间，此时白嘉轩身上显露出来的更多的是作为一个

自然人在苦难中挣扎的本能，此时的白嘉轩身上并无“仁义”的显现，“买地风波”是一个转折点。朱先生“为富思仁兼重义”的教诲使白嘉轩猛然意识到儒家“仁义”精神的重要；时世突变中朱先生镇定自若的“断时论世”使他豁然开朗，白嘉轩突然发现“仁义”对人们起着巨大的约束作用，在白嘉轩的意识里，早先对朱先生儒家文化身份的企慕开始发展，他有了对自己儒家文化身份的朦胧设想，在此之前，白嘉轩几乎还曾想到过追求“仁义”，他在父亲去世后两个月即开始一个一个地讨女人，此为不孝，他工于心计，换回宝地，此为不义，他种植罂粟，炼制鸦片而致富，此为不仁，这些都表明他心思缜密，头脑冷静，重利践义，有时甚至为达到目的不惜损人利己，不同的是他把他的那些欲望，计谋掩藏在心灵深处不易为人觉察，白嘉轩这段时期的一系列行为几乎是发源于人的生存本能，甚至是立足于乱世之中要保持家财两旺的必要手段，此时白嘉轩无法顾全大仁大义，“仁义”在温饱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其实是一种奢望，一种空谈而已。

在乱世之中，白嘉轩相信了朱先生“只一碗包谷糁子”的理想，不再热衷于政治，对“仁义”的热情建构

成为他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和最终目的，在白鹿原上一

片腥风血雨，屠杀和复仇轮番登台表演时，白嘉轩冷眼

旁观，似乎有着超然物外的洒脱，但他的一句“我的戏楼真成了赘子了”的叹息却把他的讥讽，痛心与惋惜暴露无疑，在田福贤狠斗农协头目时，白嘉轩甚至还上台为这些曾斗过自己的人下跪求情，这些无不凸现出白嘉轩对于村民肆意践踏乡约的无奈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状的痛心与无奈，也表明他对自己“义”的爱护与偏执之情，在对待小娥的态度上也能体现出白嘉轩这一复杂情感，《论语》上说：“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昏礼者将二姓之好，上以事宇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在白嘉轩的意识里，小娥不在他的“仁义”德行保护范围之内，这些无不表明，白嘉轩所热切追求的儒家文化本身存在着悖谬，看来“人者爱人”“仁者知人”都是有限度的，它并不是普适于所有需要爱，需要帮助的人，更不适合于小娥这样的女人，“万恶淫为首”这是白嘉轩切齿痛恨小娥的根本原因，白嘉轩在祠堂狠狠惩治小娥勾引孝文，使白嘉轩族长的颜面尽失，更重要的是白嘉轩认定小娥是破坏白鹿村“仁”美名，使村民道德败坏，礼仪崩溃的罪魁祸首，但白嘉轩并没有打算亲手杀死她，他不屑于动手，而小娥在“遭受完一个女人在旧中国所遭受的一切痛苦，一切凌辱和损害以后，是被她心爱的黑娃的父亲亲手杀死的。鹿三几乎是替白嘉轩解决了这个难题，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