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_港_城_关系转型的经验借鉴

摘要：目前国内港区的“港-城”关系仍处于初级互动阶段，已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转型需求。本

文在比较国内外案例的基础上，认为新加坡的“港-城”关系深具借鉴意义。本文在系统梳理新加坡

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划分了新加坡的“港-城”关系的演进阶段，提炼出了新加坡“港-城”空间关系

转型的关键要点，抽象出了新加坡“港-城”职能关系转型的概念框架。通过对比以天津滨海新区为

代表的国内港区与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港-城”关系，发现二者的转型背景和发展挑战高度相

似。本文结合国内港区的“港-城”关系现状，在借鉴新加坡“港-城”关系转型的基础上，从“港-城”

建设、人口发展、生态宜居等方面提出了重构方案。

关键词：“港-城”关系；转型；新加坡；借鉴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

1研究目的与方法

西方学者对“港-城”关系的研究历时半个世纪，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20世纪80-90年代西方“港-城”面临着从工业化步入后工业化的功能转型，研究热点从临港工业转向了滨水区的开发[1-3]，实质是经济转型期的“港-城”职能关系及空间关系的重构：工业港口衰退、振兴“港-城”服务经济（滨海区转为发展S-E-C-R-E-T 产业：Shopping,Exhibition,Con -vention,Recreation,Entertainment,Tourism ）、混合开发滨海空间。不同于Hoyle 等西方学者总结的“港-城”关系的五阶段论—初始、空间扩张、工业开发、港区衰退、滨水区再开发，Sung-Woo Lee 等学者依据香港和新加坡实例提出了“港-城”职能一直协调互动的亚洲联动模式（Asian Consolidation Model ）[4-5]。国内学者多从全球制造业分工的角度出发，认为延续“世界工厂”的角色将利于巩固港口的竞争优势，但是，立足于“温特尔主义”、信息化、知识经济等新趋势的“港-城”关系研究还很欠缺。一方面，这些新趋势改写了“港-城”的传统区位优势，急需从理论方面重新审视“港-城”关系的新内涵；另一方面，虽然国内大型港口的货运量全球排名不断攀升，但港城品质和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于国际枢纽大港，需从实践方面借鉴易于移植的先进“港-城”关系。

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及现实需求，本文把“港-城”关系限定为“港-城”空间关系与“港-城”职能关系。一方面，本文在吸纳前人的理论成果和参阅近期国内外的成功“港-城”关系案例的基础上，从理论框架上揭示了传统“港-城”关系的发展瓶颈。另一方面，本文还以新新加坡“港-城”关系转型的经验借鉴

刘冉1,2，董玛力1,2，宋涛1,2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49）

收稿日期：2008－09－08;修订日期：2008-09-28

作者简介：刘冉(1983-),女，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地理与土地利用。Email:zhirantang@.

世界地理研究WORLD REGIONAL STUDIES 第１7卷第4期

２００8年12月Vol．１7，No．4

Jun ．，２００8

世界地理研究１7卷加坡作为标杆，提炼出其“港-城”关系的时空演进的概念模型，旨在从理论上探讨新要素介入之后的“港-城”关系的亚洲成功模式，并着重分析其政府行为。文末提出研究结论：借鉴新加坡经验，重构国内港区的“港-城”关系，从单一的“港-城”关联走向深层次的“港-城”互动，推动国内部分港区从工业经济转型为服务经济。

本文基于国内外的研究进展，结合国内港区的“港-城”关系现状，筛选可供借鉴的国外先进案例，重在说明案例的学术价值、可移植性和政策启示。本文吸纳前人的理论成果，梳理国外标杆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资料，抽象出概念框架，旨在拓宽“港-城”关系的已有理论成果。其中，研究的起点在于对案例的价值探讨，重心在于国内港区与新加坡的“港-城”关系的比较分析，落脚点在于政策层面的借鉴与启示。

2国内传统的“港-城”关系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港口管辖权的逐步下放、港口现代企业制度的日渐完善，“港-城”融合互动发展的体制障碍已基本扫清。但是，仍面临着三大挑战。

第一，我国港区的“港-城”多处于Hoyle “港-城”关系阶段论的空间扩张与工业开发阶段。依据西方学者的“港-城”阶段论，国内港口即将面临“港-城”分离现象，“港-城”产业的密切程度将下降，“港-城”空间的有序结构也将打破。

第二，与国外先进港区相比，国内的“港-城”空间关系及职能关系仍存在较大差距。于空间关系而言，普遍存在着“港-城”的用地冲突问题，集中体现在重工业对海岸生态敏感区的污染、生产空间对滨海景观的侵占、工业污染对城区宜居品质的影响。于职能关系而言，国内港区仍以工业阶段的传统“港-城”职能关系为主，其竞争优势体现在港口的中转成本优势、临港工业的集聚优势、城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其门户优势体现在临港经济和门户资源向腹地的扩散。在传统的“港-城”职能关系中，临港工业的集聚和城区服务业的膨胀是推动城区扩张的核心力量，其中，临港工业以重化工业和加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以物流业和生活型服务业为主，服务业还未真正的嵌入到临港经济（见图1）。

第三，立足于临港经济转型，传统的“港-城”关系已经无法满足港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首先，城市服务业还未成功嵌入到航运和物流。例如，国内物流企业规模偏小、经营粗放、关键环节缺乏高效衔接，还无力开展VMI （Vendor Managed Inventory ）等具有商业战略意义的高端物流业务。其次，港口和城市产业还较低端，所谓的“高新产业”往往集中在电子通讯的制造与组装，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不足，既制约了港口高端服务功能的培育，也制约了“港-城”职能的深度互动发展。

综上，国内港区面临着社会经济转型，其“港-城”关系也面临转型，西方众多工业港口城市衰败的根源即在于未能成功的响应上述转型需求。目前国内临港新区普遍面临着双重发展压力，一是工业化阶段的人口高速增长、资源环境约束、“港-城”空间的有序开发，二是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深度发展和创新发展。国内港区要想实现“港-城”关系的成功转型，应图1传统“港-城”职能关系的概念模型国际分工与贸易港口临港工业服务业城区（门户城市）扩张

增长极

区域（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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