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

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

——评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1．概念史与观念史

不管是在历史学、社会学领域，还是在哲学、政治学或者其他领域，在概念或观念变化之类的问题上，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真正的答案，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得到“最终”答案。我们容易做到的是（而且不断有人在这么做），确证某一年代（年代A）与另一年代（年代B）之间发生了某些变化：原来如何如何，后来不这样了。但是事情肯定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如何才能描述变化的过程呢？什么才是“社会事实”（杜尔克姆〔Émile Durkheim〕语）呢？社会事实背后的观念形态又是怎样的呢？

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概念的含义也会出现变异。我们的研究不只是要弄清某个概念曾经有过的含义，厘定它在具体文本中的含义或者没有的含义，还要弄清含义变化和确立的缘由。语义变化为何得以确立？是什么促成了语义的变化？如何描述语义变化的动因？这些都是研究者需要提出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常常需要艰难的考究。有人说，语言的变化直接与它的运用有关；不是社会的变化或一个社会团体的发展阶段决定语言的变化。因为我们运用语言，所以它在变。这个结论看似简单，蕴涵却很丰富。当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至今还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约在半个世纪前，“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亦即“历史语义学”（Historische Semantik）受到德国学界重视，并逐渐获得国际声誉。当然，以观念史和知识论研究著称的美国历史学家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已经在1936年发表专著《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并于1940年创刊《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不过在德国，也早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精神科学”研究方向在先。对“概念史”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罗特哈克尔（Erich Rothacker）于1955年主编出版《概念史文库》（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年刊，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曾长期是该年刊的领衔合作者。后来，英美“观念史”历史学家偶有听说德国的“概念史”研究，发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称之为History of Concepts 或Conceptual History；不少论述则直接采用德语Begriffsgeschichte。

至于“历史语义学”，英语则用Historical Semantics与之对应，意思也是明确的：对特定概念的语义生成和嬗变进行历史诠释。在德国史学界，“概念史”和“历史语义学”基本上所指相同，且时常并用。总的说来，“概念史”在英美世界不怎么被人看重。人们首先推崇的是普考克（John Pocock）的《古代宪法与封建法律》（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 Reissue with a Retrospect, 1957）和《马基维利时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1975），或者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1978）那样的观念史经典著作。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也发现了这些“新”的研究方向或方法，它们吸引了不少学者。就目前中国大陆学界的相关研究而言，尽管各人都有自己的明确说法，可是总体上并不存在“观念史”和“概念史”的明显区别。有人称之为观念史研究，有人称之为历史语义学（概念史）研究，也有人称之为关键词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相关研究不涉及近年来中国书市上的《政治哲学关键词》、《西方文论关键词》之类的专著，它们多半不是专门从概念史或观念史的角度考察问题，而是“分门别类”地阐释相关学科的重要概念。本文所关照的是与德国经典的八卷本《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1972/97），或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 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1976）之研究方法相似的考证，从概念史或观念史的角度探讨近现代西学东渐之汉语新概念的生成和发展。

不管对观念史或概念史方法的理论自觉如何，近年来的不少研究成果是可喜的，有长篇大论，也有要言不烦的短文。不仅在中国本土，西方也有对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的可观的研究。现代汉语（尤其是科技和学术用语）的很多重要词汇与概念，均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还有许多词汇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质变。对这些中国近现代新概念的梳理，便是概念史或观念史重点关注的对象。我们当然应该看到，在理论自觉之前，不同学科已经有人对一些重要概念做过梳理，中外都是如此。前期研究常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线索。

2．从思想史向观念史的转换？

金观涛和刘青峰二位先生1990年代以来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不仅体现于大量长篇论文，更见之于他们的一些独特的认识。鸿篇巨制《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以下简称《观念史研究》，引用只注页码）便是他们以关键词为中心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术语研究的结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所理解的“观念史”，对应的是英美History of Ideas；用他们的话说，“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而“所谓观念史就是去研究一个观念的出现以及其意义演变过程”（页3）。他们在这部论集中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十个与政治相关的重大观念及其近一百个关键词的意义演变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刘的考察不仅传承英美的观念史传统，而且同德国的概念史方法也很贴近。这也是本文在前面简要论述“概念史”和“观念史”的缘由。

不可否认，英美和德国的历史学家在探讨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时候有着方法上的区别，也就是“观念史”与“概念史”的区别。但是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实例表明，它们的共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二者在某种程度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所代表的概念史研究的发展和成熟，是对纯粹编年史式的政治事件史的拒绝，也是对脱离政治－社会语境的观念形态亦即“永恒观念”（洛夫乔伊：immutable ideas）的超越。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金、刘《观念史研究》的有益尝试。另外，对概念群、概念架构和概念网络的探讨，也是该著与概念史的相近之处。当然，我们需要廓清德国“概念史”同英美“观念史”的一个重要区别：观念史基本上不涉及词语符号和语言构造；另外，“概念史”显然还包括“观念史”无法涵盖的许多概念，也就是不依赖某种理论和观念体系所产生和发展的概念，甚至它们的某些“突变”。

且不论金、刘的专著究竟与“观念史”还是“概念史”更近；他们用“观念”或“概念”阐释了思想，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此，我们需要了解“观念史”和“概念史”的重要起因：西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从亚里士多德说到马克思等近现代思想家。这种论述格局遭到了晚近学者的非难，他们诟病往昔的研究没有证实那些大思想家的社会代表性，对常用的政治和社会用语缺乏钩稽。这便是出现“观念史”和“概念史”的主要方法论背景，并使其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从内容到方法都焕然一新。金、刘二位的志趣，显然不只停留在观念本身，而更多地在于显示观念与行为的关系，也就是伯瑞（John B. Bury）在他的《进步的观念》（The Idea of Progress: An Inquiry into its Origin and Growth）中所说的思想：观念不仅是一种智力行为，同时也包括知觉和意志的某种特定方向（页3）。换言之，每一种观念都是一种力量，并通过对行为的影响而实现其自身的目的，例如“民主”、”科学”、“进步”、“改良”、“革命”等等。金、刘结合中国近现代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