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复兴公羊学
清代公羊学奠基人研究论文
清代公羊学奠基人研究论文清代公羊学奠基人研究论文公羊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字学研究方法，是研究汉字形、音、义的重要手段之一。
始于西汉，兴于东汉，盛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之后逐渐衰落。
公羊学分成两派，一派称为“公学”，另一派称为“羊学”。
在这两派之间，精通公羊学的人被称为“一气之附者”，是古代理学的学者。
在清代，公羊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
这主要得益于清代的一些学者对公羊学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公羊学奠基人，是指那些在清代为公羊学的复兴和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学者。
下面，我将对几位清代公羊学奠基人进行介绍和论述。
一、王世贞王世贞（字仲修，笔名西坡）是清代著名的学者、科学家和诗人。
他的学识渊博，涉及史、哲、文、艺、礼、法、风、水、农、医、山等领域。
他对公羊学的研究很深入，他的著作《公羊学》是公羊学的重要著作之一。
该书共分五卷，详细论述了公羊学的起源、发展历程、派别分化、主要学说、成果和局限性等问题。
王世贞是清代公羊学奠基人之一，他的公羊学研究对后来公羊学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李光地李光地（字圣贞）是清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
他精通儒、道、佛三家之学，青少年时期时曾得到黄宗羲的教诲。
李光地在公羊学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的一些著作。
他的《通读几经）》详细地论述了公羊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派别，对公羊学的特点做出了清晰的阐述。
他还在《庶诞》中用公羊学注解史书，解释了汉字的发音和起源，为公羊学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三、厉鹗厉鹗（字茂原）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学者和书法家。
他的文学作品以小说为主，尤以《镜花缘》著称于世。
同时，他还是一位重视公羊学的学者。
他为公羊学的复兴和发展作出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的一些著作。
他的《易讲补遗》详细地探讨了《易经》中的许多难点和疑点，同时也结合公羊学的特点，注释了原文中一些词语的意义和用法。
他的《公羊说》则是对公羊学原理和实践的全面解析，为公羊学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持。
四、李洪度李洪度（字景德）与前面几位学者相比，其公羊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
龚自珍的政治思想
龚自珍的政治思想一、概况龚自珍，字尔玉，又字璱人,号定盦(an);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又号羽琌山民。
汉族，浙江(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
是清代思想家、文学家，是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从小勤奋好学，15岁开始写诗，但屡试不第，38岁才中进士，做了几任小京官。
他对清朝的思想统治不满，不愿和统治者合作，终于在鸦片战争前一年辞官回家。
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
著名的是《己亥杂诗》共350首。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生于杭州城东马坡巷小采园(今有纪念馆于此)，是龚家的长房长孙。
6岁随父母租居北京绳匠胡同、潘家河、门楼胡同、手帕胡同和城外上斜街等处。
祖父病逝后与家人回杭州守孝。
两年后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二十七岁为举人。
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
九年，始成进士。
官至礼部主事。
十九年，弃官南归。
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
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
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
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
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
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
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
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
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
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
清代公羊学奠基人
清代公羊学奠基人汇报人：日期:•清代公羊学概述•清代公羊学奠基人简介•清代公羊学奠基人对公羊学的影响目录•清代公羊学奠基人的思想特点•清代公羊学奠基人的学术贡献•清代公羊学奠基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01清代公羊学概述定义与背景定义公羊学是以《春秋公羊传》为核心的儒家经学分支，主要研究《春秋》中的微言大义。
背景《春秋》作为儒家经典，自汉代起便受到重视。
清代学者在研究《春秋》时，注重阐发其中的政治、历史和哲学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公羊学派。
早期发展清代初期，学者开始对《春秋》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多个学派。
公羊学派在此时逐渐崭露头角。
高峰期乾嘉时期，公羊学派迎来了高峰期，代表人物如庄存与、刘逢禄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衰落与转型随着乾嘉学派的衰落，公羊学也逐渐式微。
然而，在近代以来，公羊学又逐渐复兴，学者们开始挖掘其思想内涵，为现代社会提供借鉴。
发展历程庄存与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他的《春秋正辞》等著作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逢禄庄存与的弟子，他在继承庄存与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公羊学，提出了“通三统”等重要观点。
龚自珍晚清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他对公羊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对近代思想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主要代表人物02清代公羊学奠基人简介述了公羊学的基本思想。
世”和“太平世”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治理方式。
和政治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梁启超是清代公羊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通过著述《新民说》、《新史学》等作品，进一步发展了公羊学思想。
梁启超的公羊学思想强调“新民”的重要性，即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和繁荣取决于其人民的素质和能力。
梁启超的公羊学思想还涉及到历史编纂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对于当时的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承产生了重要影响。
谭嗣同的公羊学思想强调“仁爱”的重要性，即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关爱、相互帮助。
谭嗣同的公羊学思想还涉及到哲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对于当时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9-2020年《己亥杂诗》相关：龚自珍的儒学思想
2019-2020年《己亥杂诗》相关：龚自珍的儒学思想龚自珍（公元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年），字璱人，又名巩祚，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龚自珍早年从其外祖父段玉裁受训诂之学，深得段氏“以经说字，以字说经”之传。
２８岁时，龚自珍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宋翔凤，并拜刘逢禄为师，研治春秋公羊学。
道光九年（公元１８２９年）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
晚年归心佛学。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终年５０岁。
其诗文著作，后人编为《定庵文集》、《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是道光年间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但他不是徒与古文经学对抗、专言公羊经学的今文学家，而是依托公羊微言大义，倡导社会改良的思想家。
他治学的方法和目的，不在拘于门户之见，从事写定儒家典籍的经生之务，而在于依托春秋公羊义理，寻求社会改良方案的“天地东西南北之学”。
龚自珍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深刻揭露批判了现实社会的腐败弊端，提出了改良社会的一些方法措施。
他的改革变法思想，对于晚清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一、讥切时政弊端，提倡社会变法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清王朝由乾隆盛世向嘉道衰世的转变时期。
当时，整个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之中。
残酷的封建统治，导致了国内矛盾日趋尖锐，社会政治腐败黑暗。
同时，外国列强已开始入侵中国，鸦片大量输入，白银严重外流，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衰败危机。
对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龚自珍全集·尊隐》）的严峻现实，面临着“将萎之华，惨于槁木”（《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的时代危机，龚自珍以其关切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和治世精神，揭露批判了现实社会的时政弊端，提出了改革变法的社会主张。
首先，龚自珍揭露批判了封建土地兼并的严重现象和社会危害。
他指出，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是导致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
特别是自乾隆末年以来，由于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加剧了广大农民的负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儒家书院学派：公羊学派
儒家书院学派：公羊学派公羊学派，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派，它属于今文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迄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据旧时经学家的一般观点，公羊学派始自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以后又长期在公羊家族中传承，故得名。
公羊学派从战国至西汉初的传授系统，据唐代徐彦在《公羊传疏》中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
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从这则材料来看可知两点。
其一，公羊学派自孔子弟子夏传经后开始形成的，其战国初至汉初的传承系统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毋子都（生）；其二，公羊学派对《春秋》的研究，开始仅口说流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与弟子胡毋子生（子都）“著于竹币”才使《公羊传》成书。
地这一传统的说法，近人崔适表示怀疑，他在《春秋复始》中指出：“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
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则子夏生于定公二年。
下迄景帝之初三百四十余年。
自子夏至公羊寿，甫及五传，则公羊世世相去六十余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崔适的怀疑是颇有见地的。
根据《公羊传》的内容来看，其中明文有引“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鲁子”、“高子”等六人遗说，可证明“公羊学”的早期传授决非限于公羊氏家族内部。
一般说来，古代的经传，不是积累而成，就是经过后人的增删，“公羊学”同样不能例外。
西汉景帝时期，立治《春秋》“公羊学”的博士胡毋生、董仲舒（当时的博士还不是专经的博士）。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其中的《春秋》博士就是公羊学派，而传授系统就是胡毋生和董仲舒两条线索，其中胡毋生的传授系统更清晰一些，现将两派系统列表于第368、369页。
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一)
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一)清代嘉庆、道光之际的学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风行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考据学风渐趋走向衰落，一个学术转向的时代悄悄来临。
清中叶学术的转向，大致说来主要歧为三途：一是今文经学的兴起，二是宋学势力的回潮，三是汉学的义理化趋向。
这三股学术势力的共同点都是反对“为考证而考证”的干嘉学风，主张学术要张扬忧患意识和救世功能，要发挥义理和经世致用。
三种学术思潮的路向不同，但都是激于干嘉学术的困境以及嘉庆、道光以来政治、风俗、国势的变化而形成的。
一、嘉、道之际考据学渐趋衰落的背景考察18世纪学术是考据学的世纪。
关于清代考据学的缘起，论者一般认为是由于清代的政治高压和“文字狱”所造成的，梁启超和钱穆都持这个观点。
葛兆光在此基础上提出：“真正造成清代学术思想失语状态的，除了政治对异端的箝制，还在于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彻底兼并，以及这种道德制高点和合理性基础被权力占据之后，所造成的士人对于真理诠释权力和对于社会指导权力的丧失。
”（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2页。
）本文认为，此说仍有未妥之处。
有清一代，统治者标榜程朱理学，纳道统于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士人丧失了对“真理诠释权力”和“社会指导权力”。
中国古代学术一般都是与经世联系在一起的，即使表面看来与现实距离较远的学术，也有其经世的目的存在，倘若有不经世的学术流派那才是不可思议的。
干嘉考据学缘起于经世意图，也是中国经世学术的重要一环，其流弊所及，才成了脱离现实、炫博逞能、饾饤文字、支离破碎的书斋游戏。
清代考据学的出现除了由于政治高压和“文字狱”的顾忌，迫使士人不得不埋头学问外，大致还有如下原因：一是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看，清初及干嘉考据学是纠宋学之弊而出现的，是对王学乃至程朱理学的反拨。
理学发展到明代可以说到了顶峰，正如黄宗羲所说“牛毛茧丝，无不辨析”（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凡例》，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庄存与和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发端
18世纪中期,沉寂一千多年的公羊学开始悄然地走上了复兴之路。
杨向奎先生说:“清乾嘉时代,当朴学发皇垄断一时的时候,公羊经学奇峰突起,晚清康有为大张其帜,枝叶扶疏,倡变法以图强,今文经学又家喻户晓。
溯源导流,清代公羊学的首倡者当推庄存与。
”[1]177庄存与在清代首先树立起了公羊学的旗帜,为清代中叶公羊学的复兴揭开了序幕,对于公羊学的再度崛起,功不可没。
庄存与在千年之后,远绍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学的统绪,在“人人许郑,家家贾马”的考据学占统治地位的学术界中鲜明地树立起了公羊学的旗帜,使得这一拥有丰富内涵的绝学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湮没千余年的公羊学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后世公羊学家,从刘逢禄到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沿着庄存与开创的道路,不断将清代公羊学向前推进,终至走向全面复兴,进而影响了晚清的学术风尚和政治格局。
一尧树立公羊学的旗帜庄存与学术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分汉、宋,不别今、古,而重发挥大义。
阮元曾提及业师李晴川之语:“宗伯(庄存与)践履笃实,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斯为昭代大儒。
心窃慕之。
”[2]庄存与“在乾隆诸儒中,实别为一派”[3]2793。
他“践履笃实”,自然反对宋学空言游谈的弊端;他“研经求实用”,自然也不赞成如汉学那般沉埋于故纸堆中。
他明确表达了对乾嘉学术的不满:“征实事,传故训者,为肤为末,岂足以知之于是乎!”[4]对于那些辨古籍真伪,考证字句之事,他很是不屑,以为不足以知圣人之道,甚至使圣人之道暗而不彰。
因此,庄存与跳出汉宋之争与古今之争,“但期融通圣奥,归诸至当”[3]2793,而采汉代今文经学之学风,将注重发挥大义与作者简介:郑任钊(1975—),男,浙江温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北京,100732。
庄存与和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发端郑任钊摘要:庄存与在乾嘉考据学风行之时,树立起了湮没千余年的公羊学的旗帜。
龚自珍的儒学思想
龚自珍的儒学思想导读：龚自珍（公元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年），字璱人，又名巩祚，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龚自珍早年从其外祖父段玉裁受训诂之学，深得段氏“以经说字，以字说经”之传。
２８岁时，龚自珍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宋翔凤，并拜刘逢禄为师，研治春秋公羊学。
道光九年（公元１８２９年）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
晚年归心佛学。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终年５０岁。
其诗文著作，后人编为《定庵文集》、《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是道光年间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但他不是徒与古文经学对抗、专言公羊经学的今文学家，而是依托公羊微言大义，倡导社会改良的思想家。
他治学的方法和目的，不在拘于门户之见，从事写定儒家典籍的经生之务，而在于依托春秋公羊义理，寻求社会改良方案的“天地东西南北之学”。
龚自珍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深刻揭露批判了现实社会的腐败弊端，提出了改良社会的一些方法措施。
他的改革变法思想，对于晚清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一、讥切时政弊端，提倡社会变法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清王朝由乾隆盛世向嘉道衰世的转变时期。
当时，整个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之中。
残酷的封建统治，导致了国内矛盾日趋尖锐，社会政治腐败黑暗。
同时，外国列强已开始入侵中国，鸦片大量输入，白银严重外流，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衰败危机。
对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龚自珍全集·尊隐》）的严峻现实，面临着“将萎之华，惨于槁木”（《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的时代危机，龚自珍以其关切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和治世精神，揭露批判了现实社会的时政弊端，提出了改革变法的社会主张。
首先，龚自珍揭露批判了封建土地兼并的严重现象和社会危害。
他指出，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是导致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
特别是自乾隆末年以来，由于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加剧了广大农民的负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他说：“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奚暇问年岁？”（《龚自珍全集·西域置行省议》）又说：“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贫；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
龚自珍经世思想学术渊源考论
龚自珍经世思想学术渊源考论
张昭军
【期刊名称】《齐鲁学刊》
【年(卷),期】2004(000)004
【摘要】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人们往往给予公羊学过高的评价,把公羊学复兴与改革、维新混为一谈.其实,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心目中公羊学并不居于支配地位,在当时诸多学术流派中公羊学也不居于主流,至多不过是与古文经学、理学等并列的学术派别之一而已.龚自珍经世思想的形成也并非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仅是今文经学影响所致,古文经学、理学、史学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龚自珍属于常州学派的说法也有可推敲之处.
【总页数】6页(P114-119)
【作者】张昭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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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学与中国封建社会
作者： 冯友兰
出版物刊名： 社会科学研究
页码： 102-102页
主题词： 春秋公羊学;中国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理论根据;上层建筑;董仲舒;康有为;孔丘;汉初;
托古改制
摘要： <正> 汉初的春秋公羊学有许多非常可怪之论,其中最可怪的一项就是说孔丘奉天命作新王,为汉制法。
这句话的前半段是假的,后半段却不能说完全是假的。
汉初的春秋公羊家,如董仲舒之流,确是打着孔丘的旗号,为汉朝制定了一套制度。
这套制度实质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套上层建筑。
在两汉以后,春秋公羊学没有人提了。
一直到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处于又一次大转变的前夕,春秋公羊学又出现了。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的先进人物,如魏源、龚自珍都是提倡春秋公羊学的。
到“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更是以春秋公羊学为他的“变法”的理论根据。
“托古改制”这个帽子就是他给孔丘安上的。
春秋公羊学出现在中国社会的两次大转。
龚自珍的诗歌是对腐朽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变革的呼唤
龚自珍的诗歌是对腐朽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变革的呼唤龚自珍是我国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以高度的敏感性意识到封建国家的危机，对腐朽的封建统治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并发出改革的呼声。
他肯定了未来世界的三大变化，认为清朝已处于“日之将夕”的“衰世”。
他在“尊史”的口号下，以公羊学派的发展观，对这“衰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虽然他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对未来社会的变化方向电很朦胧，改良目标还不明确，但他要求改良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
龚自珍的思想必然贯穿到他诗文的创作中去。
龚自珍的诗以其先进的思想，别开生面，真正打开了清中叶以来诗坛七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
他的诗很少单纯的描写自然景物，总是着眼于社会，议论纵横，发抒感慨，包含着社会、历史的内容，是一个史家和政论家的涛。
他现存六百多首诗，绝大部分是三十岁以后的作品，其中重要的部分是对腐朽社会的批判。
龚自珍写了不少抒情诗，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前途的深沉忧郁和无可奈何的孤寂心情，《能令公少年行》一诗，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诗人的矛盾心情。
龚自珍不愿在孤寂中沉默，而敢于大胆地呼唤“风雷”，他的《己亥杂诗》第一百二十五首“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他预感到死气沉沉的社会里，风暴就要到来，并渴望创造一个新的充满生气的社会的世界
的强烈呼声。
龚自珍的诗，发出了时代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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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羊传》所奠定的基础“公羊义法”的源头在于《公羊传》对《春秋经》的解释。
《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春秋》，代表了从义理方面解释《春秋经》的一派，与着重从史实方面解释《春秋经》的《春秋左氏传》迥异其趣。
按照传统的说法，孔子据鲁史作《春秋》。
《春秋》记载242年史事，只用了大约1万5千字，用词极其简略，寓意却极其深刻，蕴含着孔子辨正是非、纲纪天下的道理。
故儒家巨擘孟子对《春秋》重“义”的特点作了精辟绝伦的评价，认为孔子修《春秋》是“行天子之事”。
孟子历述自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这些圣人伟大的历史功绩之后，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他深刻地说明，《春秋》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因目睹王室衰微，原有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紊乱，恐惧日后情形将越发不可收拾，他要挽狂澜之既倒，于是采取修《春秋》的方式，以褒贬为手段，明是非，别善恶，要使社会恢复到他所认为的“天下有道”的局面。
孔子这样做是针砭世事以纲纪天下、垂法后人，虽无天子之位，而行“天子之事”。
孟子并认为《春秋》的褒贬手法有极大的政治威力，“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同大禹治水、周公治天下一样功德盖世。
孟子还总结《春秋》具史事、史文、史义，而最重要的是“义”，不仅是《春秋》的灵魂，而且是孔子垂法后世、成为万世师表的关键。
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 先秦诸子中，不独孟子如此重视《春秋》重“义”的作用和威力，《庄子·天下篇》也评论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同样强调《春秋》具有重整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作用。
《公羊传》即以口说相传，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
传统的说法，如《汉书·艺文志》云：“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
”明言《公羊传》是经过长期口头传授之后才成书的。
（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载：“公羊高受之子夏。
”）唐徐彦在其为《春秋公羊解诂》所作疏中记载说：“孔子至圣，却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
” 徐彦称孔子能预知秦始皇焚书自是附会之辞，而特言孔子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口授子夏，则显然有据。
司马迁撰《史记·孔子世家》，根据他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各种先秦文献，记载孔子编订儒家六经的伟大功绩，而尤其强调《春秋》在孔子著述事业中的特殊地位：“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
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由于《春秋》寓含着孔子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所以孔子视之为全部名誉乃至生命的寄托；孔子所要表达的大义，大量地在语言文字之外，无法笔之于书，所以另外以口说传给弟子；弟子之中又以子夏与《春秋》关系最为密切：有关《春秋》著作和传授最为关键的三项，都可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得到证明。
从既重视褒贬书法，又因记载简略无法彰显的《春秋》，到大力推演“微言大义”的《公羊传》，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学说的发展。
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推崇孔子为政治家、视《春秋》为一部政治书、兼具政治品格和学术品格的公羊学派，与西汉末年才流传出来，推崇孔子为史学家、视《春秋》为一部历史书，着重从历史事实方面加以发挥的《左传》学派，形成明显不同的风格。
西汉初年，经过秦末大乱以后，需要重建并巩固封建统一国家，需要创建适应封建制度成长和版图规模远超前代的制度。
而《公羊传》倡导“大一统”、尊奉王室、拨乱反正、为汉代制法为孔子学说的根本大义，这就恰恰符合时代的需要，成为西汉皇朝政治指导的学说，因而显赫于世。
《公羊传》又再三强调“三世异辞”，其中包括着宝贵的变易哲学观点，这又给西汉和东汉思想家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据此而创造出新的学说，形成一套具有积极意义，且与社会生活密切相联系的历史哲学。
从长期传授的《公羊传》奠定了公羊学说的基础，到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初步构建了公羊学说的理论体系，到东汉末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形成比较完备的公羊义法，公羊学说的发展明显地经历了三个阶段。
我们应从演绎的观点来把握公羊义法的发展及其政治历史哲学的奥蕴。
在《公羊传》中，公羊学说的基本命题和政治历史观点只是初步具备雏形。
原来在《春秋经》中，每年纪事首冠以“王”，称“王正月”，这显然表示孔子尊奉周王室的政治态度，但限于《春秋经》的体例，只有“书法”，而无理论上的阐发。
《公羊传》则解释《春秋经》的“微言大义”，发挥了可贵的创造性，明显地将“大一统”提到开宗明义首项宗旨的地位。
鲁隐公元年传解释“王正月”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公羊传》所发挥的“大一统”说，便成为孔子这位儒家圣人提出来的最高政治指导原则，要求全中国臣民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绝对服从于“天子”之下。
《公羊传》把这项最高政治宗旨体现在各个具体史实的解释之中。
僖公二十八年传解释践土之会：“公朝于王所。
曷为不言公如京师？天子在是也。
天子在是，则曷为不言天子在是？不与致天子也。
”一再表示对晋文公以臣召君行为的贬责，而为周天子讳言真相。
对于僭越天子的行为，《公羊传》则表示恐惧至于极点，不敢明言。
隐公五年传云：“初献六羽，何以书？讥。
何讥尔？讥始僭诸公也。
始僭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
前此则曷为始乎此？僭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谴责僭越行为，即是表示尊奉天子。
《公羊传》三次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是公羊学“张三世”命题最早的雏形。
其中包含着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之发挥，划分历史发展的阶段。
“异辞”指用辞不同。
亲见的时代、亲闻的时代、传闻的时代，为何用辞不同？这是因为时代远近不同，史料掌握详略不同，文字处理因而不同。
不仅如此，《公羊传》更有特别的解释：“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
” 讲的是时代越近，孔子因惧祸而有忌讳，故多采用隐晦的说法。
《春秋》又何以终于哀公十四年？《公羊传》解释说：“备也。
”以上所说，除证明《春秋》是一部重褒贬的政治书外，还有两层意思：一是，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这三个时代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二是孔子修这部《春秋》，起自隐公之时，最后到哀公十四年，才达到完备齐全。
《公羊传》还提出“拨乱反正，以俟后圣”的观点。
在其终卷以画龙点睛的方式，强调《春秋》有拨乱反正的政治威力，为后世立法，与开宗明义讲“大一统”，正好首尾呼应。
《公羊传》终卷哀公十四年传云：“春，西狩获麟。
何以书？记异也。
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
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
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以狩言之？大之也。
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
曷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
”意思是，《春秋》终于此年，是孔子精心安排的。
因为“西狩获麟”，是王者出现的瑞应，“受命之符”，表示新的天子要出现了，代周而起。
所以孔子作《春秋》不是普通的史书，而是具有重新安排天下秩序的意义，“为一王之法”。
《公羊传》进一步强调“以俟后圣”的政治意义，说：“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
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
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强调是孔子有意修成的政治书，通过明是非、别善恶，以绳当世，为后王制法，故是拨乱反正的最高准则。
根据以上分析，可清楚《公羊传》已将公羊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命题提了出来，但论述尚未深入、丰满，尚需后来的继承者将之演绎，才能成为有理论体系的学说。
二董仲舒构建的理论体系董仲舒和何休即继承了解释《春秋》义理《公羊传》的基本方向，他们结合了对于时代的感受而大力加以推阐，标志着公羊学说的重大发展。
在汉武帝时代，春秋公羊学因力倡“大一统”，主张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主张“改制”，而成为最适合时代需要的学说，同汉武帝“夙兴夜寐以思”，冀图“兴造功业”的愿望正相应和。
汉武帝征贤良，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应对，发挥《春秋》之义，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受武帝赞赏。
故史称：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如果说，儒家学说在武帝时代走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那么春秋公羊学则无疑地成为西汉中后期政治指导思想和社会指导思想的主角。
董仲舒以毕生精力治春秋公羊学，既深得经典的阃奥，又自觉地适应时代的需要，大胆而成功地诠释《春秋》大义，构建了春秋公羊学理论体系。
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大一统”的政治观，“张三世”的变易观，“通三统”的改制观最为重要，以《公羊传》的简略解释相比较，明显地将公羊家法推向新的阶段。
董仲舒认为，《春秋》之所以在儒家经典中地位最为重要，是因为它指明了天子是承天命而治，具有无上的威权，并规定了国家的大纲大法。
他在《春秋繁露·玉英》篇中，强调《春秋经》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乃是集中地表达天子统治的神圣性和确保封建国家得以大治的根本纲纪这些最重要的义理：“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按，此字据《玉海》所引应作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
五者俱正，而化之大行。
”这段话体现了解释《春秋经》至关重要的“微言大义”，包括帝王承天而治，位居至尊；帝王的号令必须符合天的意志，故人君首先要正心；诸侯必须忠于王室，才有其合法的地位；故诸侯必须秉承王的旨意，正境内之治，实行善政。
总之，经过董仲舒的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却是从根本上确定了封建政治的伦理和秩序，王者承天意以行政事，封建国家的政治行动都是由上天安排的，以此论证王权的神圣性和正确性。
因此说“五者俱正，而化之大行”。
而《春秋》全书更是孔子上探天意，下明得失，包含辨正天下复杂事物之是非的精微道理，所以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
由此可见，《春秋》这部经典对于封建政治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向汉武帝郑重陈述的是完全同样的意思：“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
正次王，王次春。
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
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
” 并且直接阐发孟子及《公羊传》中论述《春秋》“行天子之事”，“制《春秋》义法，以俟后圣”的意义，说：“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
”“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