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人的信仰与信用

温州商人的信仰与信用

《全球商业经典》杂志

有信仰传统的温州商人们厌倦了艰难的实业经营，着迷于金融游戏，他们中的一些人相信，

席卷该城的信贷危机，也是一次信仰危机。

文/黄一琨

温州的冬天在连续几天中雨后降临，寒意侵入骨髓。

11月8日，在一场20多人的温州商人晚间聚会上，一位海外学者正在为他们讲解欧美经济形势。能够参加这场聚会的商人都还没有被卷入正在这场城市里蔓延的借贷危机，他们的车牌还不会被债权人牢记而面临跟踪。

临到聚会结束，这位学者给在场众人的建议是：“尽快清理个人债务”以及“享受家庭之乐，非物质的享受将更重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温州和世界的距离就日益拉近—迄今为止，温州每年向全世界出口近8亿双鞋、1.6亿只打火机……这些商品的大部分订单来自欧美和日本，还有将近60万温州人在海外做生意。参与此次聚会的商人们生产的产品，比如，鞋、工业仪表、低压电器的很多订单也都来自欧洲和美国。一位商人说，他的同乡在欧洲开超市，最近几乎所有商品都滞销，唯一需求很大的是储蓄罐—连生活在高福利社会、优哉游哉的欧洲人也开始存零用钱了，他们对温州制造还有以往那样旺盛的需求吗？

这位学者专攻神学，经济危机引发了他的好奇，所以略做了些研究，并顺道来温州看看。

“这场危机就是《启示录》里提到的黑马。”这位神学家对在场的商人们说。在圣经中，黑马象征着贫穷和缺乏。

团契

聚会中，钱月珍的名字不断被提到。温州市金泓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钱月珍和她的女儿徐密从9月20日左右已经人间蒸发。知情者说，钱月珍在温州“有头有脸”，有近600个家庭把钱借给了她。

在温州，担保公司几乎是“老高”(温州人对放高利贷者的称呼)的同义词—原本只是作为信用服务中介的担保公司干脆自己从民间吸纳资金，做起放款业务，成了民间借贷市场上的主要玩家。

大家议论究竟有多少熟人的钱放在钱月珍那里，猜测她现在在巴西、芬兰还是云南。期间，也有人抱怨银行对企业抽贷、停贷，导致危机爆发。

这样的聚会叫做“团契”，也就是伙伴关系，源自《圣经》的“相交”一词，意思为相互交往、分享和建立关系，是指上帝与人之间、基督徒之间的亲密关系。

商人们开着宝马、奔驰、保时捷、路虎来参加团契，这在温州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教授指出，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人大量经商之后，信仰基督教的商人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群体。2003年，陈村富在温州市4个教堂进行调研时发现，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这段时间里，这个群体的增长尤其迅速。

对中国基督徒商人群体有过研究的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心学者Joy Tong Kooi Chin解释说：“我想商人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很苦闷，很不快乐。”有管理学家认为，中国商人中绝大部分人的生存方式是完全单轨制的，永远围绕着“生意”或者“钱”这个主题来打转，也缺乏和外界的情感交流，这种生活极易导致精神高度紧张并随之感到空虚。由此，夹杂着成功学方法论的管理培训、各种特定人群组成的俱乐部乃至宗教信仰便“趁虚而入”。

“我见过一个商人团契的口号就是做个快乐人，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快乐。”Joy Tong Kooi Chin说，“商人们在日常的讲道里也会提到抑郁症。”

在这个聚会里，气氛更是难称快乐。闲聊的话题从时局逐步过渡到信仰，最终上升到神学。人们讨论起马丁？路德在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之前思考的命题：人的罪怎样才能被赦免—这是典型的内心焦虑的人才会讨论的问题。

焦虑总是源自恐惧。这是对未来的恐惧，谁也不知道这场危机有多严重，持续多久。人们都倾向于相信，到了年底，由于企业要还贷、续贷，还要结算工人工资，资金链将更为脆弱。如果有更多的人像钱月珍一样靠跑路躲债，将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危机。

另一层恐惧来源于在这场危机中，人性中的贪婪与狡诈已无所遁形。此前，在中国，关于商人是否需要信仰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总是一边倒的。不管最终选择何种宗教信仰，人们相信人的人格因素中那些糟糕的东西，包括逐利、贪婪、虚伪和不守信等等都能依靠信仰的力量得以被抑制。尽管逐利是企业家的本性，但是赚钱的欲望能被信仰所制约。

“我们过去想的是生意成功，多挣钱，然后奉献一些给教会和社会，这样就安心了。”一位商人反省说，“但现在想想，我们也许在不知不觉中假借了上帝的名义在满足自己的贪欲。”

《圣经》将人间的财富形容为“无定钱财”，如水泼去。“人们如此喜爱房子，拥有大房子就仿佛进入了天堂。如今他们的天堂从每平米四万降到了每平米一万！”一位牧师对这场信贷危机后一些商人的境遇如此比喻说。

和这晚参加团契的商人们一样，逃跑的钱月珍也是一名基督徒。

第一块骨牌

同为基督徒的黄伟建认为钱月珍和徐密的做法简直是在给基督徒的声誉抹黑。

因为创办官方支持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中心，黄伟建这两年在温州商界名声鹊起—这个中心据称已经有180亿资金登记在册，希望能够寻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目前，这个中心拿出了2亿元“临时周转资金”，帮助资金链紧张的企业。

1972年出生的黄伟建自称上高二时就办了一家皮鞋厂，后来涉足过电子行业、海外贸易和金融投资。嗅觉灵敏的他曾经寻求来自政府的帮助，在一个有影响的企业主出逃前将其控制住。包括钱徐母女出逃事件在内，被卷去钱财的受害者中有不少人也是基督徒。

11月7日这一天上午，黄伟建坐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接待一批又一批来访者。

“你看到的这个人，”他指着一个男子的背影说，“他是走投无路来找我帮忙的。”第二天，据说这个男子因为被债主24小时跟踪，惊恐之下跑进了派出所求救，债主则在派出所门口守候。

“派出所里面躲债和在外面逼债的人都是我的朋友。”黄说。谈话间一个电话打来，他接完以后说：“又有人跑路了，扔下了300名工人。”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2011年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有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

温州人不愿意把闲钱留在手上，一直都有借贷投资生息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最终往往造成资产泡沫。上个世纪80年代，当黄伟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温州曾出现过炒卖五针松的场面，这种观赏型松树盆景最终成为温州民间资金的炒作热点。与之类似的是，北方一盆君子兰的价格从几十块钱飙升至十万元。黄伟建记得自己的邻居伺弄了一院的五针松，自夸其价值超过了自己家所在的整栋楼，最终泡沫破裂，血本无归。随后，温州在2001年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资本就高达2000亿元，“温州炒房团”因此得名，这一投资如果遇到房价下跌，立刻就会变成“烫手山芋”。

从2011年开始，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终结，贷款紧缩，过度融资造成企业在续贷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信贷危机。在黄伟建看来，这只不过是旧事重演而已，“只是这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不少温州商人私下说，引发危机的第一块骨牌是“拆违”。

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民营企业大多数是家庭式作坊。后来由于土地稀缺，新厂房批不下来，只能搭建临时棚屋应付生产急需。“温州的活力在于变通。”黄伟建说。

但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2010年8月上任后认为，违章建筑影响了温州的城市形象和发展，而要提高城市竞争力、实现升级就得拆掉违章建筑、增加绿化面积。据统计，温州现有违章建筑4000万平方米，相当于主城区鹿城区面积的1/7。为了保证拆迁能顺利推进，违规建筑的拆迁与企业用电、房屋产权登记等相结合，由城管、公安、银行等十多个部门联动。如不配合拆迁，企业或者个人会面临停水、停电、停贷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