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自然观的对比

中西自然观的对比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文化主流性的精神传统。

与之相反，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自然曾长期被人们当成一种与人对抗的荒蛮的力量来看待，它是需要人征服的对象。

由于传统文化存在的差异，造成中国与西方在自然审美的判断上产生巨大的差异。

标签：自然观差异
今天，我们生活在喧闹的都市之中，一方面，都市的繁华为我们提供了物质的富足，但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带来了环境的污染以及精神家园的空旷。

这时，自然重新成为了我们向往的对象。

一、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源头上讲，西方人不崇尚自然。

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古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

虽然两者文化在西方文化史中斗争多于合作，但对自然的敌视却构成了它们共同的特征。

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开始，人类自我中心意识就已经得到了有效的确立。

这期间，希腊神话中坦塔罗斯的受难故事鲜明地表现出古希腊人对自然地不信任和恐惧。

在史诗时代，荷马史诗通篇都是希腊英雄战胜自然灾难的英雄史诗。

《奥德赛》中尤利西斯的返乡之路，实际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走向胜利的寓言。

也就是说，只有征服荒蛮的、充满杀机的自然，人类才能找回自己的主体性。

在古希腊，人们对自身的爱超过了一切，人体的美成为一切美的典范。

在古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文化慢慢成为西方文化的主体。

在这种以上帝为中心的神本主义精神传统中，自然更没有自己的位置。

《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在造就了一切之后才造了人，当亚当和夏娃因偷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园来到人间，上帝让男人受劳作之苦，让女人受生育之苦。

在一个基督徒眼中，自然是远离上帝的蛮荒之所，是人类受苦受难的流放地，这是基督教对自然环境的评价。

在西方文艺复兴早期的美术作品中，画面以天使、圣母等天国的轮廓为主，比如拉斐尔的《雅典学院》。

文艺复兴后期，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西方人对自然美的关注开始出现了萌芽。

人间的景色出现在绘画中。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画的是佛罗伦萨城的一个世俗妇女，在神秘微笑的背后，我们见到了树林和小溪。

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对宗教和理性的双重质疑成了这一时代的精神主流。

对自然地热爱渐渐成为知识分子们具有主导性的精神欲求。

孟德斯鸠写了著名的《波斯人信札》，以写信的方式，对比东方的美好和西方的恶劣。

卢梭把热爱自然作为反对传统的口号，高呼了出来。

19世纪后期，法国巴比松画派开启了印象派绘画，将对自然地重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他们信奉“回归自然”，画家走出画室，直接面对美丽的自然风景作画，将自然界的光色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开启了西方20世纪后追求人与自然对话的新时代。

二、中国人眼中的自然
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自先秦以来一直将人当作自然之子来看待。

中国人从不说自己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也从不认为自己具有天然的役使万物的权力。

中国认为，人是自然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与万物平等的生命中的一种。

庄子曾讲，“人乃万形之一，虽具人形，何足独喜”。

这种观念，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和关系。

这种对自然的爱，在中国文化的源头时期就已形成。

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

这种状态一直绵延了整个奴隶制时期。

关于人与自然的价值判断，庄子曾经讲道：“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

”牛马生而四足，是天然而成的，而给牛鼻穿上孔，给马戴上笼头，就是违反自然的人为的行为。

所以说不要因为人的意志敢违背字眼规律的事；不要以任性的做法改变天命；不要以得失把名誉丧失掉，小心谨慎的守住道德的底线，千万不能丧失德行。

这就是发璞归真。

庄子哲学可以说为中国人对自然美的热爱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为人实现自由提供了一条与西方迥异的路径。

先秦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人与自然亲和的第一高峰。

第二高峰期则是在魏晋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山水画派与田园诗派的形成时期。

画家宗炳提出“畅神” 说，就是在对自然的欣赏中获得极大的精神愉快，强调山水画创作是画家借助自然形象抒写意境的一个过程，使中国画“以形写神”的理论，又前进了一步。

中国人重视山水之美，与自然亲和的好感，对文艺的影响极大。

中国画的传统是山水花鸟画，中国诗歌、散文的创作也如此。

文化和艺术的领域，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走的恰好是一条截然相反的路径，西方人由于对人本身的迷恋，因而在绘画中有人物画的传统，而中国画是一种山水传统，西方艺术家画人，把人画在最醒目的位置，把自然作为背后的陪衬；而中国画，往往是一山一水一小亭，一个小人在下棋，或水中有一叶小舟，一个人在独钓寒江雪，人物是自然的陪衬。

这是东西方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

中国文化是建立在与自然平等的基础上，中国人用自然来比喻人。

常说美女是柳叶眉、杏仁眼，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自然比人更美。

西方人看来，自然只有被人化才有意义。

东西方自然观念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互补型结构。

西方人由古代对自然地不信任、敌视、征服到现代发展为与自然地对话和顺应；中国人则是由古代对自然地顺应发展到了近代以来的对抗和征服。

当中国人在20世纪末真正体会到对自然的征服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后，开始认识到保护自然的重要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东西方重新走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