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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小康无悬念
区域平衡大潜能
“全国最富裕的地方在广东,最贫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这是形容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最典型的一句话。

数据显示，2012年，珠三角地区人均GDP（13000美元）是全国人均水平（6000美元）的2倍以上，而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中，仍有13个市的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粤西地区只有4800美元，粤东地区只有3800美元，粤北地区只有3700美元。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应当说，广东在总体上实现这个目标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但是，广东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市级为单位的人均GDP也要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有人估算，如果广东计划提前两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粤东西北地区GDP每年就要有10%—12%的增长。

今年1月，省委书记胡春华在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上指出，区域发展不平衡，既是广东发展必须破解的突出难题，也是我们加快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坚持两个战略并重：一是推动珠三角优化发展，二是推动粤东西北地区加快发展。

“黑马”汕尾去年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全省第一，从它的经验，或许您能看到粤东西北地区振兴的希望所在。

·陆扶民·

计划落户汕尾之前，华润电厂还在为征地忧心忡忡，但他们没想到的是，57万多平方米的征地工作，一个月就完成了。

让沙埔心村村民老林和周围村民爽快让出土地的原因有三：一是政府开诚布公地带着近百村民去已投产的红海湾电厂进行考察，清洁生态的厂区打消了他们对污染的担忧；二是华润电厂还没开工建设，就先给村里修了路，架设了路灯，还给建了一个漂亮的公厕；三是政府按照最有利村民的方案给了征地补偿。

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说，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既要在引进项目上“挑三拣四”，选择大项目好项目，更要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让征地老大难成为吸引招商引资的加分项。


落后地区

引资也要挑三拣四

有一个悲剧，让郑雁雄至今难忘。

粤东某市有一个宾馆，平时剩下的鱼头鱼尾扔到厨房外的一个大垃圾桶里，北方有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流落至此，经常去捡那些鱼头鱼尾做菜给孩子吃，有一天母子三人突然死掉了。为什么？这个酒楼平时不做河豚，某天老板心血来潮请人吃河豚，做完又把鱼头鱼尾，就是有毒的那部分一扔，结果，母子三人吃完都中毒死掉了。

这个故事给了郑雁雄一个启示：穷人也要挑菜吃，绝不做珠三角的“厨房门外”，多穷也不

能吃有毒的菜，多穷也不要去引进高污染、高能耗、低产出的企业。

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经济落后地区的汕尾在引进项目上“挑三拣四”，不是大项目、好项目不要，高耗能、高污染的也不要。在汕尾每次招商引资会的时候，当地干部时常会被领导“洗脑”：钢铁、石化不着急，旅游和电子信息是汕尾的重点，电力能源是传统优势，必须成为重点。很多干部清楚，按照汕尾目前已拥有的和正在建的电力装机容量，汕尾很快将超越宜昌，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力能源基地；但他们不明白，为何汕尾已有的好资源却迟迟未被开发，早在五年前，汕尾就已经发现了一处储量很大的温泉，但这个项目却被“捂”了整整五年。

郑雁雄一直很淡定地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一个有实力、有经验、有品牌的适合开发温泉的“主”出现。在过去五年，郑雁雄拒绝了很多拿着5000万、一个亿想来开发温泉的小老板。现在，他终于等来了他想要的人。这个温泉开发的项目也与某旅游综合体著名品牌进入了关键性的洽谈阶段。


尊重农民

征地也能吸引招商

大项目的引进是需要说服力的。政府征地的本事也成为企业选择投资的重要考量标准，汕尾在这一项上，过去丢过分，但现在却成了吸引招商引资的加分项。

5年前，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对投资汕尾建厂颇有意向。2008年，华润在项目选址地汕尾海丰县小漠镇设立筹建处。

引进电厂的消息一传开，很多人按传统观念看待燃煤电厂，担心会破坏、污染环境。为了消除村民的误解，县里、镇上的领导和华润的工作人员决定带附近几条村的村民代表亲赴几大新建电厂考察。小漠镇的澳仔沟村、沙埔心村、新田坑村、大围村的村民们纷纷报名，一支近百人的队伍就这样前往汕尾另一个已建成投产的红海湾电厂进行考察。

此行让沙埔心村村民老林大开眼界。还没有到电厂，路旁悠闲自得的白鹭鸶就让老林颇感欣慰；进了电厂，不冒烟的烟囱、绿油油的厂区更是让老林大吃一惊。煤炭通过一个全密闭的运输带运到一个巨大的圆形储藏罐里，省环保局还对电厂环保实时监控，老林和村民们彻底折服了。

让老林感到贴心的还有，华润电厂还没开工建设，就先给村里修了路，架设了路灯，还给建了一个漂亮的公厕。政府还在制定征地补偿方案的时候，充分地尊重了村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按照最有利于村民的方案进行补偿，并保证每一分钱都不折不扣地发到村民的手里。就这样，老林毫不犹豫地在征地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华润电厂同时创下征地奇迹——一个月就完

成了57万多平方米的征地工作。

现在的汕尾，已经创下了很多很牛的征地纪录——选址可塘的市垃圾处理厂40多万平方米的征地，没有出现一宗群众越级上访案件；惠茅50万伏双回路119支杆塔安架工程提前两个月完成；厦深铁路汕尾段112公里，占全省几近三分之一，全线第一个顺利完成征地任务。

郑雁雄说：“再也没有必要东张西望，再也没有必要左顾右盼，再也没有必要患得患失，汕尾只有华山一条路——全心全意向珠三角靠，傍好深圳这个‘大款’，心无旁骛坚定向西。”

为民争利才能稳步发展
访谈

羊城晚报：你在一个全省最落后的市当父母官，还挑三拣四，你不着急吗？

郑雁雄：落后地区要改变落后，实现跨越发展，当然要拼命拿项目，更要注重拿大家伙、好项目。但着急有着急的办法，着急不能去捡垃圾。就拿电的项目来说，我当市长以来到现在五年，拿到重大电源项目的批文多少张？四张！包括陆丰核电、华润火电、宝丽华火电、汕尾电厂3、4号机组四大电源项目共127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

羊城晚报：你怎么看待汕尾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郑雁雄：稳定跟发展的关系，既有相互依赖的一面，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但矛盾在局部，不是在大局，矛盾在工作做不到位，或者是实现基层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到位，甚至是发生贪污腐化，才会有发展跟稳定的矛盾。

就拿征地来说吧，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一些基层政府没有足够地尊重老百姓对土地的依赖。征地的政策性很强，一平方米多少钱，很难有大的弹性。但老百姓总想多拿点，土地可以养家糊口，今后没了这块地，日子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政府就要既不违法，又能够给他们争取利益，对他们的生存之路铺垫得更平坦一点，让他们把这个地给你去发展，自己更心安理得一点，就是政府征地水平的要害了。

羊城晚报：能否描绘一下汕尾的“中国梦”？

郑雁雄：最近这8年，汕尾创造了一个砍掉尾巴、全面砍尾、深汕合作、解决民生欠账和化解突出社会问题的8年传奇。未来8年，汕尾要创造与全省同步小康，追上全国平均水平，实现蓝色崛起的一个新的传奇。

打官司，找法院，这是人们的常识，也可说是公理。因为法院担当的社会角色就是法律的守护神，是公平正义的铁面判官。但是，若法院枉法乱来，连判决书都会伪造，你会怎么想？而这等荒唐事，就偏偏在现实中发生了！

昨日报载，广东河源市东源县违规挪用社保基金600多万元用于投资，致300多万元无法收回。迫于清收压力，县有

关领导要求将“窟窿”资金“依法核销”。县法院副院长刘伟华接受了一个“特别任务”——使挪用的社保基金具备依法核销条件。因时间紧迫，刘伟华伪造了8份判决书。此事遭举报，河源市检察院调查后认定举报基本属实，已立案侦查。当事人刘伟华称此事请示过领导，并获同意，如今出了事却“一个人承担责任”。

违规挪用无法收回的数百万元社保基金，在相关领导“想想办法”的授意下，经过法院的一番运作和几份伪造的“判决书”裁决，就这样“合法”地核销。公众几百万元“养命钱”打水漂了，违纪违规的决策者不用担责了，被挤占的社保基金资金也“漂白”甚而可能中饱私囊了。法律成了被权力玩弄于指掌的橡皮泥，法院成了违规违法者的“帮凶”！这到底是现实的可悲，还是对法律的嘲弄？

更可怕的是，东源县法院伪造判决书案背后暴露出的群体性“底线”失守。从报道的情况看，刘伟华伪造判决书一事，县领导和县法院领导均是知情的，而且，县领导公开表示，“公家的事不会让个人承担责任”。伪造公文、伪造判决书属违法，此等常识，不要说法院领导和县领导，即便普通百姓也懂得，但却堂而皇之地实施了。何以至此？显然，在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只要是“公家”的事，就可以“变通”，可以稍稍闯“红灯”，甚至伪造判决书这样的事，也可“特例”办一办。正是在“为公”的幌子下，在法不究“公”的心理驱使下，现实中有多少践踏法律、侵害民众利益的事上演，甚而酿成公共事件！

在法治社会，无论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应该对法律有敬畏之心，有规约意识，这是法治社会的底线，也是法律得以实施的基础。否则，再多的法律条文都会成为一纸空文。以往，人们质疑法院公正性时，往往责其独立性缺失，但是，如果执法者连起码的守法底线都没有，所谓的“独立审判”也不会有公正可言。因此，案中法院副院长刘伟华作为当事法官，无论是以“领导指示”还是集体决策等借口，都不能洗脱自己的责任，必须受到相关法律的处罚。

就像主考官与考生串通一气、或者银行参与造假币不能被原谅一样，法院公然伪造判决书，既是法治社会的耻辱，也是对社会伦理底线的挑战。因此，对东源法院伪造判决书一案，必须深入彻查。对涉案者，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责任人，都应受到惩处，违法必究，绝不能以所谓“为公”的借口开脱罪责。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阅尽
（版权归"金羊网-羊城限外应给“广佛边界”留下缓冲带
明天，广州限外方案将进行听证。作

为限外听证代表，最近我在个人微博上收集到的3800多条意见和建议，其中近半与“广佛候鸟”这个特殊群体有关。就广州限外方案而言，最受伤的恐怕也是他们。

这个特殊群体大致属于“有车一族”，其中分别有两种诉求：一是坚决反对限外，质疑限外的合理性；二是质疑限外方案，要求在“广佛交界处”留出接驳的空间。应该说,“广佛候鸟”有诉求很正常，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作为省城，广州不仅是广州人的广州；毕竟，我们有过“广佛同城”的远大目标，尽管目前两地发展不完全同步。但，广州限外已是大势所趋，如果仅仅是情绪宣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客观地说，从广州限牌那天起，就注定了限外。限牌、限外本来就是捆绑在一起的“孪生兄弟”。至于为何限牌、限外，我想，这与广州严重的交通供需不平衡，导致严重的交通拥堵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严重的交通拥堵以及机动车尾气等造成的大气污染，又已经严重制约了广州这个省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听证代表，我比较关注“怎么限”。关注“广佛候鸟”中的车主在限外的环境中如何出行。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限外方案非常值得商榷。打开限外图，我们很清晰地看到，由于限外的是广州中心城区，因此东、南、北三面限外的边界仍然在广州版图内。但由于佛山与广州中心城区接壤，限外就直接限到了广佛交界的“门口”，毫无回旋余地。从佛山过来需要停车换乘的车主受到很大的制约。而且，“门口”以东的花地河一带，交通并不见得拥堵，为何不可以把限外范围缩小？

我的建议是：给“广佛边界”留下一条缓冲带。至少，放开广佛两地高度融合的金沙洲。

限外还须谨防变成“限内”。广州人都知道，同德围只有“华山一条道”。去年以来，广州市委、市政府在这个曾经“被遗忘的角落”启动了综合整治工程。然而，限外方案中的内环路及其放射线包括了增槎路。增槎路一旦限外，不可避免导致部分外来车辆挤进本来就十分拥挤的同德围，同德围20多万居民再伤不起了！作为听证代表，还作为同德围咨监委主任，我必须说：别把整治同德围的那40个亿打水漂了！可以不限增槎路吗？同德围人民可以有别的选择吗？

限外，既要限得科学、合理、人性化，也要限得有公平、正义。我不理解的是，为何限外限了省内所有兄弟城市，唯独对“港澳号牌”网开一面？莫非广州“毗邻港澳”，就不毗邻佛山、东莞、中山等珠三角城市群！

诚然，目前出台的限外方案还只是草案，也还在征求意见阶段。对于限外范围（路段）、时

间、对象是否合适以及相关配套措施是否到位，我们听证代表乃至全省人民都还有机会发声。我相信，作为公共政策的限外方案，在明早开过听证会后，一定会有优化的空间。

（作者是广州市


出租车行业
角色定位要明确
北京市政府日前出台《关于加强出租汽车管理提高运营服务水平的意见》，从出租车定位、体制机制、运营模式、政府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等方面提出了“一揽子综合措施”。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多项措施直指出租车企业，包括改革承包金制度、控制企业利润水平等。（4月17日《新京报》）

我国出租车行业矛盾重重、问题多多，似乎总是搞不好：乘客嫌贵，还经常遭遇“打车难”；司机喊累，收入却与付出不相称；出租车公司旱涝保收，还动辄要求涨价；政府部门左右为难，出租车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症结在哪里？追根溯源，我认为在于出租车行业模糊不清、不伦不类的角色定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行业市场化，有些行业公益化，但出租车行业似乎两头都不靠——说它是市场化行业吧，政府却对其实行准入管制、牌照管制、数量管制、价格管制；说它是公益化行业吧，出租车公司却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己任，出租车司机则风险自担、自负盈亏。

这种模糊不清的角色定位，使得出租车行业中各方关系从来没有理顺过。政府垄断运营权，出租车公司拍得运营权后，又凭借运营权一本万利，对出租车司机形成利益垄断。所谓“份子钱”，说白了就是一种“垄断租金”，出租车公司不是凭借经营，而是凭借垄断获取畸高利润。正因为出租车公司获利太多，才导致司机对收入不满，乘客对价格不满。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市打算制定承包金改革措施、控制出租车企业利润水平，应该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不过，要想通过改革触及出租车行业“根上的问题”，恐怕还得给出租车行业一个明确而清晰的角色定位。如果政府认为出租车行业承担着公共交通的职能，具有公益属性，就应将出租车界定为公共交通服务，在管理模式上向公交车行业看齐，在出租车准入、数量、运价上全面实行政府管制，并破除行业暴利，加大政府投入，为民众提供质优价廉的出租车服务；如果认为出租车不应是一种公共交通服务，就应该放开管制，实行充分的市场化，允许社会资本自由进入出租车行业，并且允许个体经营，以充分的市场竞争理顺各方关系，同时促使出租车运价趋于合理。

复旦投毒案：揪心悲剧折射教育缺陷
没遇打家劫舍，没有刀光剑影，不见淋漓鲜血，只是在自己的

宿舍喝了饮水机的水，就失去一条鲜活的生命；从此，复旦大学失去一个医学博士，某个医院失去一个五官科医生，两个已经下岗的父母，失去了含辛茹苦培养起来的已经成才的孝子……

复旦大学医学硕士黄洋被毒杀，是这几天关注度最高的新闻之一。现在，投毒的嫌疑人已被锁定，尽管在警方做出确证之前，我们还不能指认嫌疑人为投毒者，但投毒者究竟为了什么下此狠心，则成为人们的揪心问题。

在我们痛惜一个贫困家庭培育出来的高材生无端逝去时，往往忽略了另一个同样是高材生的社会生命的终结，忽略了投毒者的父母实际上也失去了一个儿子。

从表面看，这是一种双输的结局：受害者失去生命，施害者如果不被判死刑，从社会生命意义上说，至少也是“植物人”。因此，无论是受害者、施害者还是他们的家庭，都是一场灾难，不同的只是受害者得到同情，施害者受到诅咒。

个体生命不仅仅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这两个名校学生从小学到研究生，已经花费了许多教育资源与社会资源。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告别社会，连带的输家是整个社会。而惩罚罪犯需要法律成本，那个施害者，还将耗费我们的司法和执法资源。

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这个投毒者把知识变成杀人武器？警方在审案时，必须弄清这个犯罪动机和犯罪心理，给我们的父母、学校和社会提供反思的资料。

不过我们目前就能发现，这个投毒者尽管具备杀人的专业知识，却缺少基本的社会常识：如此投毒害人是很难不被警察侦破的，也就是说，是很难逃脱法律惩罚的。害别人同时也在害自己，哪怕有深仇大恨，也不该走上这样害人害己的不归路。

有害人的专业武器，却意识不到这个武器的致命后坐力，这可能是人格的缺陷，但更应该是教育的缺陷。

投毒嫌疑人能从名校到名校，从学士到硕士，还获得过国家奖学金，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一路成绩优异，可见智商没有什么问题，但从他投毒害人的行为中，不难看到他的情商、他的其他知识是不健全的。

造成这种不健全的原因在哪里？只要我们检视近二三十年来的价值观就能发现，成王败寇、胜者生存已成我们的主流价值观。我们对胜利者不吝精神物质双奖赏，对败者则吝惜起码的安抚和关怀。在这样的残酷竞赛中，其他的人性人文教育、道德伦理教育、甚至是基本常识教育，都被挤出狭窄的价值空间。

说缺少道德教育，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冤枉”，因为我们从来不缺道德课程。可是那些道德课程除了大而无当的空泛口号外，又有多少接地气接

人气的人性关怀和常识展示？从不断涌现的各种雷人雷语中，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个社会的常识匮乏和价值偏离。

这样的投毒案似乎是个案，不具普泛意义，但它绝不是孤案。1995年，清华大学化学系女生朱令被投毒；1997年，北京大学化学系王小龙用铊盐向同学投毒；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常某同样用铊盐向三位同学投毒；2012年，凤冈一学生将高效氟氯氰菊酯农药投放到桶装水内……再加上马加爵案、药家鑫案等等，已经展示了畸形价值观所催生的教育产品链。

有竞争就是输赢，有输赢就有心理失衡，有心理失衡就可能有行为反应……我们的教育如果缺乏专业而细致的价值纠错和人性关怀，那么，变专业知识为杀人武器的案件还将不断发生。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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