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钱币综述

辽代钱币综述
辽,古称契丹，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鲜卑人的分支，其前后历时五百余年，是我国历史上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间最长的民族。

从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建国，到1125年被女真政权所灭，历经九帝二百一十年，后又有耶律大石建西辽八十余年才逐渐淡出历史长河。

辽王朝的建立，使中国北方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快的发展，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需求，辽代的货币经济也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铸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钱币。

辽代货币是中华民族灿烂货币文化中的一支奇葩，在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辽代货币由于其地域性和特有的民族性一直是中国古代货币研究中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这里既有文献记载的问题，也有许多风俗习惯、文字语言等多种因素，前辈学者对于辽代钱币做出了许多贡献，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其中尤以郑家相先生的《辽钱考》一文最为重要，是今天我们研究辽代货币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随着中国钱币学会的成立和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基本建设的大量投入，使许多沉睡几千余年的古代货币得以发现和出土，这其中更有许多早年不为人知的辽代钱币也不断被发现，添补了辽代货币的许多空白，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辽代货币提供了更多的全新资料。

这其中有一些涉及到年号钱、供养钱、巡贴钱、助国、牡国类钱、契丹文钱、非年号钱、契丹早期钱、辽代仿铸钱等几个相对集中的种类，本人今就这几方面对辽代货币进行一个综合的表述：
一、
年号钱
在《辽史货志》收录的年号钱只有乾亨、太平、咸康、大康、大安、寿隆（钱文应为寿昌）、乾统、天庆八种，对这几种钱币的铸行已得到共识，但“乾亨”钱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准确的出土与发现，“太平通宝”辽铸钱今年春夏之交已经出土，我在九月份《西夏货币与丝绸之路货币学术研讨会》上已发表。

“天显通宝”、“天赞通宝”、“应历通宝”、“天禄通宝”、“统和元宝”、“保宁通宝”、“开泰元宝”、“重熙通宝”、“清宁通宝”，在《志》中未有记载，但均已出土。

更可喜的是“开泰元宝”、“景福通宝”、“神册通宝”、“会同通宝”均已出土，并为藏家收藏。

这样看来从太祖神册年间到辽代末帝天祚帝天庆年间所有年号均应有铸钱。

目前仅有大同、保大、乾亨三种钱没有被出土发现外其他年号钱均已发现。

二、供养钱
谈到“供养钱”一般在钱币界都认为最早成系列的供养钱是在元代，其实早在辽代就已经有供养钱的出现，此文
我已经在《中国钱币》上发表，这里不再叙述。

三、巡贴钱
“巡贴钱”在早期钱币界先辈的记述中有丹巡贴宝、百贴大宝、巡贴千宝、巡贴拾掷、百贴通宝、巡贴直万和百贴大吉等七种铜钱。

近年出土和发现的巡贴钱有“千巡贴宝”和“百贴巡宝”此二钱图已发表在内蒙古赤峰钱币学会出版的《辽、金、西夏、元四朝货币图录》一书中，二钱文字风格如出一辙，辽韵十足，其他巡贴类钱由于未见实物,故不做评述。

四、助国、牡国类钱
在编写《中国钱币大辞典》一书辽代编时，我曾把这类钱称之“牡助版式”钱，其钱文特点如戴志强先生所言“薄小平夷、面细郭、背广缘”，文字风格与助国、牡国钱如出一辙，特点鲜明。

已经发现的有“大安元宝”、“重熙通宝”、“大康元宝”、“乾统元宝”、“天庆元宝”以及其他数枚与宋代年号钱文相同的此类钱。

为我们研究牡助版式钱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

五、契丹文钱
契丹文分为契丹大字与小字，大字是利用汉字隶书增减笔而形成的一种文字，较难破译和识读；小字是利用回鹘文的特点而形成的拼音文字，目前可以大量识读和辨认。

契丹文钱目前可以识读的基本上都是小字钱，有“天朝万顺”、“千秋万岁”、“福寿永昌”三种最为著名，还有一些新的发现，但钱文与契丹文研究学者共同研究还是无法破译，由于这类文字电脑上无法出现，所以不再探讨。

六、镇库钱
辽代镇库钱一枚是“一千万千”，另一枚是“十万万万”，这样代表巨额面值的钱应为辽代镇库钱无疑。

七、殉葬钱
近些年，由于盗墓成风，有些殉葬的钱币时有发现，其材质有金、银、铜、铁、陶、玉等多种，金银质有“天朝万顺”、“千秋万岁”，铜质有“大康六年”、“大康七年”，这几种目前有准确出土地点和科学发掘出土品，十分可靠，另外就是近些年出土的大量陶钱，钱文十分复杂，既有契丹文又有汉文的辽代钱币。

八、非年号钱
辽代钱币的种类之丰，几乎让人不敢相信，其非年号钱的种类里既有花钱，又有一些类似于行用钱，这里如“通行泉货”、“千秋万岁”、“家国永安”，这几种最有代表性。

九、契丹早期钱
契丹早在汉唐时就存在，这期间除了物物交换外，难免不受汉文化影响，不可能没有货币文化，这在辽故地发现的一些无法理解的一些钱币类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当中有一种是类似于明刀的物品，目前已发现二十余枚，大都在辽故土出土，它比明刀小许多，只保留柄部及非常小的刀头。

大家都知道唐“会昌开元”，但在辽代窖藏当中经常会出现
一种“开元通宝”，网上一些泉友称之为益字异版，其实不然，早些年我曾写过文章，此钱应为唐时辽地所铸，因当时辽地隶属唐王朝，应为唐时辽所铸早期钱，其钱背文“丹”应为契丹文，并且钱正面文字与唐其他“开元通宝”不同。

契丹早期应铸有许多种类的钱币，这有待于我们发现与研究。

十、仿铸钱
大辽王朝在历史上曾经仿铸了许许多多的历朝钱币，这与其行用历代货币有关，这其中有仿汉的“大泉五十”、“小泉直一”，不过文字不是完全一样，有其特有特色，与汉钱不同仿唐的如“开元通宝”、“乾元重宝”文字亦不同，仿五代十国的，仿宋的，种类众多，品种各异。

综上所述，并没有完全把辽代钱币的种类归纳完全，但由于时间有限，在这里就不作详细的论述，不当之处很多，恳请众方家指正。

谢谢！
为了表明辽代钱币出土数量与其它朝代钱币出土数量的比例关系，现将1994年以前的资料摘录如下：
1.1958年，辽中京遗址发掘出土大量宋钱，仅2枚辽钱；
2.1972年，巴林左旗小辛庄，出土铜钱140公斤，仅44枚辽钱；
3.1978年，赤峰牛营子出土铜钱60多公斤，只清宁、大安数枚辽钱；
4.1980年，巴林左旗土木富州乡大良沟村出土铜钱47公斤，8枚辽钱；
5.1981年，林西新城子镇七合堂村出土铜钱777.5公斤，246枚辽钱；
6.1981年8月，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山村出土铜钱180公斤，辽钱123枚；
7.1981年6月，巴林左旗丰水山乡中号村出土铜钱637枚，仅1枚辽钱；
8.1982年8月，巴林右旗索博日嗄苏木辉腾高勒村出土铜钱12289枚，辽钱仅4枚；
9.1983年，浑源林场乡破兑白村出土铜钱1875年，辽钱1枚；
10.1985年，呼盟扎兰屯出土铜钱19公斤，辽钱1枚；
11.1986年，山东微山县观城镇东田阵村出土铜钱104公斤，辽钱1枚；
12.1986年，北京昌平县三泉寺古刹出土铜钱1公斤多，辽钱1枚；
13.1987年，赤峰敖汉长胜乡乌兰巴苏木出土铜钱3.8公斤，辽钱9枚；
14.1987年，辽宁省康平县西关屯乡边台子村出土铜钱67公斤，辽钱4枚；
15.1987年，伊盟乌审旗陶苏木桃儿庙嘎查出土铜钱430公斤，辽钱23枚；
16.1988年，兴安盟科右前旗跃进马场十三连出土铜钱1000余枚，辽钱2枚；
17.1994年，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巴彦琥硕村出土铜钱2.69公斤，辽钱1枚。

从总体上来看，辽钱在出土货币总量中仅占不足10%，90%以上都是宋钱或旧钱。

《辽史&ｍｉｄdot;食货志》（卷二九）记载：苏辙使辽，所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用本朝铜钱”。

这说明，即使在辽代中期经济鼎盛时期，流通货币仍以外来钱为主，铸币业始终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货币紧缩现象十分明显。

辽代自身铸币业为终发展不起来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首先，客观上辽代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除五京之中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商业活动频繁外，广大农牧区闭塞落后，尚处于自给自足或实物交换状态，而城市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不大，其商业活动无法与中原大都市相比，工商业主要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而服务，对货币的需求量本身就不大。

二是辽铸币业本身起步晚，加之游牧文化流动性大，噬武尚战，性好掠夺，其钱币来源十分广泛。

其中，从汉地输入的汉唐五代旧钱及宋钱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辽建国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着力吸引宋钱，逼石敬瑭进献边地旧钱，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还曾从民间征集钱币，大安三年，海云寺进献济民钱一千万缗。

[1]（卷六○《食货志&ｍｉｄdot;下》）澶渊之盟后，更是每年从宋朝得到大量岁币银，从1004年——宣和三年(1221)的117年间，总共获岁币银3150万两，绢1907万匹，其中很大一部分应以铜钱折算。

三是辽境内铁多铜少，原料缺乏，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铜禁，并严禁私铸，致使铜铸币稀少。

同时，辽境内盛产金银，矿冶发达，再加澶渊之盟后宋每年进贡的大量岁币银，在发现的贵族大墓中往往以成套的金银器随葬，金银也自然会大量流入市场，充作支付手段，《辽史&ｍｉｄdot;穆宗纪&ｍｉｄdot;下》（卷七）辽穆宗“微行市中，赐酒家银绢”又“以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

由于金银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钱币，这也是造成辽代铸币量少的一个原因。

四是契丹传统流行实物交换，在很多地区，直到晚期，牲畜、布帛、皮张一直用于充当支付手段。

而早期铸币大多为了纪念，晚期也只是补充宋钱的不足。

此外，作为传统的游牧国家，辽统治者从主观上对铸币业就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汉化过程中吸收汉文化的结果之一，也是贯彻“因俗而治”为妥善处理多民族关系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辽代民族关系比较复杂，燕云地区以汉人为多，北方牧区，以契丹为主，奚、汉、渤海人聚居杂处，辽统治者“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其“因俗”也包括了继承汉人钱币制度，大量使用汉钱。

这一措施，除了客观上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代币制的多民族性和主观上辽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远见和大度。

纵观辽代200多年的历史，尽管铸币量极小，规模不大，但由于大量引进宋钱，严禁私铸，终辽一代并未发生严重的钱荒。

直至辽末，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权利斗争加剧，生活奢侈腐化，再加上天灾人祸，道宗末，出现“经费浩穰，鼓铸仍旧，国用不给”的政局，[1]（卷六○《食货志&ｍｉｄdot;下》）“天祚之世，更铸乾统、天庆二钱，而上下穷困，库无余积……寻禁民钱不得出境。

”[1]（卷六○《食货志&ｍｉｄdot;下》）因需大量钱货用于赈济灾民，虽频繁
更铸，发行数量居辽代诸帝之最，但大多流入私人封建主手里，国库平民日渐穷困，财政入不敷出，最终导致经济崩溃，王朝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