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叙事的隐喻艺术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叙事的隐喻艺术[摘要]:张爱玲一九四零年代早期开始闻名于上海，当时上海为日本所据。

在文化转型期创作，且熟读本国传统与欧美文学作品，她倾心资本主义都市化与日常生活的视觉景象，对街道、流行，都市生活，食物等等在其作品中都进行了多元的描写，同时她注意到战争的破坏及政治监视下强制的意识形态。

所以她对国家主义、爱国意识及现代启蒙的矛盾处也提出尖锐针砭。

[关键词]:《红玫瑰与白玫瑰》；隐喻；转喻；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围绕主人公佟振保与生命中两个女人的感情纠葛展开描写了都市生活的男欢女爱。

短短两万多字的里包含了多重意蕴深刻的隐喻，有人说张爱玲就像一位在文学的河边玩着沙子的小孩儿，语言艺术就是她身后无边无尽的沙粒，随便一抓便是一大把。

从小说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新奇绝妙的隐喻，那一个个隐喻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事物却不落窠臼，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例如我们可以以红色、白色、玫瑰及它们如何与两位女主角相对应的关系来解读文本。

通过细读我发现，张爱玲使用这种隐喻成分，其实暗示了一个更有趣之处：隐喻与转喻两者关系密切问题的置换。

一在张爱玲的叙述中，振保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命名：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他的白玫瑰。

一个是热烈的情妇，一个是圣洁的妻……。

《红玫瑰与白玫瑰》（页57）张爱玲将女性角色刻意塑造成男性幻想的产物而不具有主体性。

因此，这些意象具有隐喻女性性欲的功能，红色代表浪漫、经验、放荡；而白色代表贞洁、无知、合于礼教等。

阿兰·罗伯·格里耶对隐喻中常带有的“人本主义”和“物我中心”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人的主观意识总是强行地加诸于事物本身，视其为任何事沟通的桥梁。

文学中，如此的连结主要表现在类比、类推的观察上。

实际上，隐喻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修辞表达，好似我们说‘变幻莫测’的天气，‘庄严雄伟’的高山；林之深处；‘无情’的骄阳；‘溪谷中’聚拢的村落。

这类的描写在某些程度上确实提供了关于事物本身的提示：形状、大小、位置等。

这些类比形容词的选择，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已经超乎纯粹的物质事实，且不仅仅只是纯文学的表达而已。

形容山的高度，无论有意无意，多少都透露着道德价值；太阳的热度也象征着某种意图……，几乎所有当代文学中，类似的比喻修辞数不胜数。

隐喻，通常只是用来表达相似性，而没有其他特殊的动机，实际上却隐含了情感认同或憎恶的传达。

”①对于罗伯·格里耶而言，隐喻的功能来自于意义的相同，隐喻暗示了它本身和被隐喻的事物之间暗藏的结果，也就是说隐喻正是以人类的态度和意图赋予事物特殊意义，人类的主体性在其中得以保存。

回到张爱玲小说中，如果我们只关注将“红玫瑰“和”白玫瑰“看作是女人性格的隐喻，就会疏忽了很重要的东西。

红玫瑰和白玫瑰，这个两极化的用语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

事实上，女人在振保生命中只是一连串善变的、可置换的对象。

②在小说的前面，我们知道振保所用语言上的隐喻来自于娇蕊和烟鹂之前那个叫玫瑰的女人，她是振保留学英国时认识的女孩。

她是一个混血儿，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广东人，行为举止十分随性和开放，允许振保在她身上肆意地做出逾矩的行为。

振保要离开英国的前几天，他送玫瑰回家，在车上情欲几乎控制不住地一触即发，最后关头，理智终究战胜了情感。

出身寒微，代表着“中国现代青年”的典型，振保赴英读书就是为了日后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他时刻不忘自己崇高的责任。

但这段感情一直让他难以忘怀，使得他把以后所遇到的女人都以“玫瑰”作为想象的符号。

从此以后，“玫瑰”不仅代表了一个名字，更象征了一种最初的、永生难忘的一次邂逅。

“玫瑰”不会被遗忘，而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再被提及。

认识玫瑰之前，振保在巴黎玩弄了一名浑身带有异味的妓女，也因此失去了童真；娶了烟鹂之后，他总是在嫖妓，并且专挑“肤色黝黑”和“丰满”的妓女，尽情地享受从妻子那里无法满足的鱼水之欢。

显然，一旦提及到这些女人，我们就不能仅将“红玫瑰”和“白玫瑰”等同地视为对娇蕊和烟鹂的间接隐喻。

如果“玫瑰”是一种隐喻的话，那么以“玫瑰”之名隐喻的女性特征本身又变成了另一种隐喻，而且它更以永无止境的形式不断地衍生下去。

而张爱玲运用了隐喻中最古老最传统的方式，断然地从类比的镶嵌和深层意义的攫取中将隐喻的功能加以转换。

二在张爱玲的笔下，男人对女人隐喻的幻想，经由女人一一地现形，纷纷以不完整的形式相继出现。

对振保而言，若视“玫瑰”和女性特征为一个整体的范例，借此赋予读者一个接一个片段的女人，却似乎永远达不到完整感，实际上小说的结构安排已经暗中有组织地破坏了这一整体性。

因此，隐喻的作用投射到了转喻轴上，从形式和结构的层面上来看，已经变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言说方式，“玫瑰”等同于一个特殊的女人，之后相仿于许多的女人，乃至于代表所有的女性。

张爱玲运用了精妙的隐喻。

表面上看，王娇蕊将自己的心比作一所公寓房子，而这个隐喻背后即是王娇蕊的感情观———她可以同1时和很多男人保持暧昧关系。

佟振保随即说道他住不惯公寓房子，因为公寓房子里多门多户，他要住单栋的。

其实这句话的深层意指是佟振保的感情观———妻子心中只有他一个人。

也间接地阐述了他红玫瑰只可做情妇不可做妻子观点。

而后王娇蕊一句“看你有本事拆了重盖”的深层意涵是改变她的感情观或踢走别的男人。

而烟鹂则是唯一和他在自己家中，履行夫妻义务的妻子。

末尾和上海妓女的交易又重新回到妓院和三轮车上。

和娇蕊最后一次的相遇也是发生在电车上。

这种隐喻和转喻交替运作的巧妙置换，再次重申了张爱玲小说叙事中嘲讽和反阳刚的暗涉。

三在《红玫瑰和白玫瑰》文本中，女性角色转喻的具体化，明显地呈现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失所的问题，特别是和西方往来频繁，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人”的定义。

小说一开始，便已清楚地说明这种文化上的接触，首先，故事发生在上海，一个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已经是最西化、最开放的中国城市，接下来讲到振保早年留学在外，并任职于外商染织公司。

尽管振保的身份是“文化交流下的国际人”，但这只不过是为了西学东用，以报效自己的国家罢了。

同时，尽管他在不同文化的女人身上来去自如，肆意游走于世俗礼教的边缘，但他仍然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个现代社会中受人敬重的人物。

即使身处一个视“精液为一种资本的形式，忧关种族和下一代的利益考量”《红玫瑰与白玫瑰》（页171）的时代，振保跨文化的播种行为，如同他在留学时学术上的努力，也从不使人质疑他文化和民族地位的正统性。

也就是说，在此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肆无忌惮地穿越于不同场域的男人，他的身份却从不容怀疑。

故事的开头，他被描述成“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红玫瑰与白玫瑰》（页57），结尾，无视于他先前的荒诞不羁，“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红玫瑰与白玫瑰》（页108）。

而女人的角色和振保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他而言，娼妓是不值得一提的，“她们只不过是长久以来被世俗和道德体制排除在外的渣滓”《红玫瑰与白玫瑰》（页78）。

玫瑰的身份是一名欧亚混血儿，对任何人都随随便便，婚前并没有贞操把持的顾忌，这种身份设定也含沙射影地说明她并不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娇蕊的身份也是新加坡的华侨，家里人送她去英国读书美其名曰是为了深造，其实是为了寻找金龟婿。

振保第一次看见她时，她一心想要秀出她的中文名字，没料到歪歪斜斜的字迹引来了她丈夫的一阵讪笑，刻意地区分出“我[作者简介] 靳毓，女，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们”和“他们”：他们华侨！娇蕊色诱振保的时候，张爱玲着墨于多重感官和细节上的描绘，也暗中指涉了她文化上的不正统，这也意味着她的行为表现不能够称得上是中国传统妇女。

振保意识到自己出身寒微，好不容易才有点小小成就，振保下定决心“要造就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红玫瑰与白玫瑰》（页61）。

他执意认为自己应当娶一个血统纯正、身心和文化上仍是完整的中国女人。

烟鹂的漠然正巧暗示了她的“完整性”，她拒绝跨越现实生活中象征身体和心智上成熟的疆界，但这并不足以表示她是一个性冷感的妻子。

文本中那些不堪入目的意象中蕴含着深刻的隐喻意义，因此，坐在马桶上的“白玫瑰”一股脑地将任何事情都憋在肚子里，仔细地端详自己雪白的腹部，这一场景可以理解为对现代中国人矛盾特点的一种隐喻：我们应当尽情地宣泄秽物，然后从中获得释放呢？还是继续把持秽物，像固守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宝物一般呢？是卑微弱势处处受限呢？还是出类拔萃、引以为傲呢？这种对便秘产生自我陶醉的意象，也正好表现在女性特征的隐喻上，呆在家中的女人，代表着中国文化本质的纯正，有别于玫瑰、娇蕊、上海娼妓。

特别是像振保一样的人，他们都僭越了性和文化的界限。

然而，反讽的是，这样纯良的妇女，最后竟背着丈夫和猥琐的裁缝发展出不伦的关系。

也就是说，烟鹂借着便秘以自持的意象，仍然是一个代表深远意涵的隐喻，在张爱玲小说中，有些东西自动地隐喻化了。

振保在众多女人中安插了白玫瑰——烟鹂的位置，并且将她娶回家中，其实就只是为了繁衍后代，维持民族自尊心，这个形象本身就有一种意想不到又粗俗难耐的延展，囿于理想主义和男性自尊对现代中国的假想投射。

正如罗伯·格里耶所强调的“隐喻总是将人和事做一种形而上的组合，不只在表面，且在更深一层的内在突显”的观点，③但我们发现在张爱玲的叙事中，正颠覆了这种结合。

比方说，从叙事的观点来看，小说里本身并没有必要对烟鹂做这一番描述，然而张爱玲却相反地意犹未尽地又添加了一笔：灯下的烟鹂也是本色的淡黄色。

当然历代的美女书从来没有采取这样尴尬的题材——她提着裤子、弯着腰，正要站起身，头发从脸上直披下来，已经换了白底小花的睡衣，短衫搂得高高的，睡衣臃肿地堆在脚面上，中间露出长长的一截白蚕似的身躯。

若是在美国，也许可以做很好的草纸广告……《红玫瑰与白玫瑰》（页104）这些意象的作用并不是为了激起读者的同情，相反地，张爱玲故意穿插一个角色出现在不雅的情境中，读者反而很难去产生同情。

张爱玲透过心理上的闭塞、生理病态等等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细节刻画，似乎并不仅是为了通过隐喻去指涉更深一层的意涵。

严格地来说，烟鹂的便秘症既是一种隐喻，也是一种荒诞的反隐喻，一种理想主义对身为中国人矛盾特征的理解都在下列意象中毫不留情地现形了：一个邋遢的已婚妇女，穷极无聊地坐在马桶上凝视着她的肚脐，笨拙地结束如厕，正缓缓地准备起身，睡裤仍松垮地堆在脚边。

假如我们刻意地忽略这种视觉效果，并探讨关于烟鹂如厕的细节，就会发现，张爱玲蓄意地让“白玫瑰”这个隐喻不成隐喻。

取而代之的是，她将一切的隐喻过程进行了转喻。

因此，“白玫瑰”的纯洁也转化成了不过只是一个闭塞的完整体。

小说文本中，女人表面上似乎被视为感官的客体，遵循着传统的剧本表演，但实际上借着小说发生的过程，她们已经成功地翻转了隐喻和转喻之间权力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