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的分期问题

汉语史的分期问题（郭锡良，北京大学中文系）摘要：文章在对汉语史分期问题系统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期意见，认为王力先生设立过渡阶段的方案是正确的，另外应该增加远古、近古两个时期。

关键词：汉语史；过渡阶段；远古期；近古期一引言汉语史是研究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内部发展规律的科学。

在历史科学中分期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因为任何事物的长期发展都必然形成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不分期就很难说明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全貌及其规律。

汉语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是有阶段性的，分期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汉语发展过程的全貌及其规律。

如果不能科学地解决汉语史的分期问题，实际上就是没有弄清楚汉语是怎样发展的，研究将只能停留在表面，哪谈得上发现汉语的内部发展规律。

但是在学术界对于汉语史分期的重要性并非已经取得一致的认识，在怎样分期，即根据什么标准分期和分成多少期等问题上，意见更是大有不同。

怎样分期呢？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社会的发展推动着语言的发展，社会的分化、统一影响着语言的分化、统一。

研究汉语史的分期当然应该联系汉民族的发展历史，应该注意中国社会发展对汉语发展的影响。

但是社会发展只是语言发展的外在条件，而语言发展的方向和变化形式却是由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决定的，因此，汉语史的分期首先只能以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的变化状态作为依据。

古人的语言主要靠书面语保存下来，汉语的书面语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先秦就形成了“雅言”“通语”，也就是汉语的文学语言。

汉语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种文学语言，我们要考察各个时代的文学语言在语音系统、语法系统、词汇系统方面的发展变化，据此来给汉语史分期。

本文2013年7月23日于蓝旗营完成初稿，8月17日于蓝旗营修改定稿。

初稿承张猛、华学诚、孙玉文三教授提供意见，多有采纳；孙玉文还提供了去年出版的《简明德语史》。

在此深表谢意。

东汉以后汉语书面语分成文言、白话两个系统；我们重视白话资料，因为它更反映当时的口语。

但是我们必须以这些书面语为主（包括文言），并结合现代汉语方言、中外借词对音、诗文押韵、汉字应用等其他材料，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考察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发展，才能弄清汉语发展的全过程。

正如王力先生在《汉语史教学一年的经验和教训》中所指出的：“我们并不重视俗文学里昙花一现的东西。

无论语音方面，语法方面，词汇方面，如果不能说明文学语言的发展的情况的，就不能认为汉语上史的主要对象。

”二汉语史的两种分期意见王力先生是汉语史研究的开创者，1954年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从未有的新课“汉语史”。

此后四年之中，王力先生全力以赴，不但综合了我国传统小学、当代汉学（包括中、外学者）的学术成果和个人二三十年的研究心得，还参考了当时条件下所能找到的苏联有关语言史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俄语历史语法》和教学大纲、俄译本的英语史和法语史教学大纲等），完成了《汉语史稿》这部开山之作，并于1957年3月至1958年6月分成上、中、下三册由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

《汉语史稿》上册第一章设有专节《汉语史的分期》，讨论了分期的重要性、分期的标准，提出了分期的“初步意见”，把汉语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一）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

（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

）（二）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

（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

）（三）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四）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

一直以来，汉语史研究者大多采取王力先生的分期观点，但是从上个世纪末起也有研究者是持古代和近代两分的看法。

这其实是从五四时期文白之争延续下来的。

黎锦熙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发表的《中国近代语研究法》（参见《黎锦熙语言学论文集》）中就把“宋元至清末约九百年间”算作近代汉语，并说：“此一大段实为从古语到现代语之过渡时期，且为现今标准的国语之基础。

”4不过，影响最深远的论述还是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指代词·序》中的一段话。

他说：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

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中会出现少量口语成分，但是以口语为主体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书面汉语的地位。

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

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

这仍是从五四时期文白之争来讨论问题的，不能认为是汉语史的严格历史分期。

王力先生明确指出，汉语史的分期不能“以文体的转变为标准”，“文上-体的转变不等于全民语言的转变”。

我们觉得，“以晚唐五代为界”划分文言、白话两种书面语，不无道理；可是由于两种书面语的发展同口语的关系复杂，“以晚唐五代为界”来把汉语分成“古代”“近代”两个时期，实在是难以解释清楚汉语语言系统的历史发展过程。

应该指出，给语言史分期，总得把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联系起来考虑。

汉语语音史先秦有《诗经》音系，隋唐有《切韵》音系，元代有《中原音韵》音系，三个音系将其两分，怎么切分呢？至于汉语口语语法的历史发展过程以晚唐五代作为分期界限，也是缺乏根据的。

比如，现代汉语判断句需用系词“是”和处置式“把”字句的确立都是在六朝或隋唐时期，而不是晚唐五代。

又如，现代汉语表示情貌的形尾“了”“着”的确立是在宋代，而不是晚唐五代（参看王力《汉语语法史》）。

再说，汉语词汇系统在晚唐五代前后也变化不大，不足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总之，这个两分意见看来是不宜奉为圭臬的。

我们不妨再参看几种外语史：（一）英语史通常分为三个时期四个阶段（参看李赋宁《英语史》和秦秀白《英语简史》）：（1）古英语时期：从公元450年至1150年；（2）中古英语时期：从公元1150年至1450年；（3）现代英语时期（分两个阶段）：［a］从公元1450年至1750年为早期现代英语时期，正好也是文艺复兴时期；［b］从公元1750年至今为现代英语时期。

（二）俄语史一般分为四个时期（参看车尔内赫《俄语历史语法》“导言”第6节和阿列克先柯《俄语语法史》“导言”）：（1）共同斯拉夫语时期，公元一世纪至六世纪。

公元一世纪出现在东欧平原的斯拉夫－安特人，还处在氏族部落社会，他们不断发展，占据了东欧广阔的土地，有共同语言；六世纪后分为西斯拉夫部落、南斯拉夫部落、东斯拉夫部落，语言也逐渐分化。

（2）东斯拉夫语时期，公元七世纪至十二世纪。

公元七世纪作为东斯拉夫人共同体的罗斯人，九世纪建立了基辅罗斯公国。

基辅罗斯公国的发展在东斯拉夫人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族的文化摇篮，也是这三个语言的共同来源。

（3）古俄语时期，公元十二世纪至十七世纪。

公元十一世纪基辅罗斯公国瓦解，大小封建公国林立，公元1147年莫斯科城建立，莫斯科公国日益强盛，完成了统一俄罗斯的事业，形成了统一的古俄罗斯语。

（4）现代俄语时期，公元十八世纪以后。

公元十七世纪初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彼得一世的改革推进了俄国的发展，十八世纪在俄语中也产生了许多新现象，奠定了现代俄语的基础。

（三）德语史分为六个时期（阶段）（参看约阿希姆－席尔特《简明德语史》）：（1）早期中古德语（5世纪—11世纪中叶）；（2）中期中古德语（11世纪中叶—13世纪中叶）；（3）晚期中古德语（13世纪中叶—15世纪末）；（4）早期近代德语（15世纪末—18世纪末）；（5）近代德语（18世纪末—20世纪中叶）；（6）现代德语（从20世纪中叶起）。

《简明德语史》在叙述分期之前还专列一章，讨论了德语的史前史，介绍了北欧日尔曼部落及其语言状况。

比照英语史、俄语史和德语史，它们都从公元以后讨论起，还分为四个时期（阶段）到六个时期（阶段）；汉语史从殷商时代讨论起，时间长了一倍以上，如果只分古代、近代两段，显然欠妥。

三先秦汉语和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王力先生上世纪50年代提出他的分期时，明确指出：由于研究还不充分，“现在只能提出一个初步上意见”。

因此，60年代初，我们在汉语史课程的教学中，就开始对分期问题有了一些想法。

首先，对比甲骨刻辞和周秦典籍的语言，我们深感二者的语法系统和词汇系统差别很大，所以当时在讲稿中作了一些陈述。

“文革”后又写了十多篇先秦语法史论文，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甲骨刻辞没有句尾语气词、疑问代词、状态形容词，没有表示判断的名词谓语句和特指问句（参看拙作《先秦语气词新探》《远古汉语的词类系统》《远古汉语的句法结构》，载《汉语史论集》，下同）。

（二）甲骨刻辞指示代词只有“兹、之”两个不分远近的泛指代词，跟先秦典籍相比，不只是少了“其、此、斯、是、彼、夫、他(它)、莫、尔、若、然”等十几个指示代词，而且从体系上看，一个是单一的一类泛指代词体系，另一个是复杂的五类指示代词体系（包括：1、泛指和特指；2、近指和中指；3、远指；4、无定；5、谓词性指代）（参看《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

（三）甲骨刻辞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等词类也不只是数量的变化，而是在结合关系和句法功能上也多有变化发展（参看《远古汉语词类系统》）。

（四）甲骨刻辞基本上只有单音节词，西周出现复音词，春秋、战国时代复音词占了词汇总量的百分之二十。

这对语法系统的影响是巨大的。

复音词的构词法、结合关系和句法功能都与单音词有差异，涉及语法系统的诸多方面（参看《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

总之，甲骨刻辞与周秦典籍之间词汇、语法的变化之大，是之后任何时候都无法相比的。

后来杨逢彬（2003）发表的《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有更多可供对比、具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和分析。

至于音系面貌，两者之间的差别也不小，我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殷商时代音系初探》中有所分析、探讨。

因此，我们将殷商时代的甲骨刻辞从上古汉语中切分出去，定为远古汉语。

1960年我与唐作藩先生第一次合讲汉语史课时，曾把这个意见写进讲稿，后被印成讲义散发；1996年讲义被人抄袭，由济南出版社以《汉语史》名义出版。

这一抄袭行为遭到了学术界应有的批评。

其次，王力先生提出“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我们也有疑虑，认为似可分为两期：（一）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南宋后半、元）为近古期，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音系和动词形尾“了”“着”的确立是近古时期的语言变化标志。

（二）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明、清前期）为近代期，徐孝的《等韵图经》音系和用“拿”“捉”表示处置式、用“吃”“教”表示被动式的出现是近代时期的语言变化标志。

我们看到，从南宋后期到鸦片战争七八百年间，元、明之间音系的变化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