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王朝的西域政策与文化交流

汉唐王朝的西域政策与文化交流

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中汉唐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为重要的阶段。汉唐王朝在文化交流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其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政策措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西汉时期汉武帝开始采取“王道为主、以力辅仁”的政策，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力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东汉时期由西汉的“开拓”转向“保守”，造成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三绝三通”，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到唐朝时期尤其是唐太宗时期，对外政策再次转向“开拓”，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中西文化交流盛况空前。

标签：汉唐王朝；西域政策；文化交流互动

汉唐时期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状况与其国力有直接关系，同时与汉唐王朝对西域政策也密切相关。西汉主动通好西域、屯垦戍边等策略具有开创意义，对双方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形成了深远影响；东汉对西域态度的犹疑及其反复的政策产生过一定的消极影响；唐朝开明的民族观念，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互融合，双方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汉唐西域政策受制于其军事优势与经济优势，但总体看来，汉唐王朝统治者多受儒家思想影响，更愿意“行王道以安四夷”，彼此相安，这种思想对他们的决策也有很大影响。目前学界对于汉唐王朝的西域政策有不少研究，但这些研究中大多集中在对汉或唐朝西域政策的个案分析上，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的不多。另外，已有的研究中，对于汉唐王朝所采取的民族政策研究较多，而对于这些政策及其背后的民族思想与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本文主要选取三个比较典型的阶段为代表，即西汉武帝时期、东汉光武帝时期、唐太宗时期，以此来探讨汉唐王朝对西域采取的主要政策、这些政策背后蕴含的主导思想及其对文化交流的影响等。

一、西汉时期的西域政策及文化交流

西汉初年，由于国力不够强盛，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较少。汉武帝时期，为了实现其“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①之雄心，他派张骞出使西域，与西域诸国通好，以“断匈奴右臂”，此举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张骞及其随从去到西域，带去了汉朝的物品，也带去了汉民族的生活习俗等。他们回到汉朝，又把西域见闻包括西域地理、政治制度、风土人情等向内地传播，起到了沟通中西的桥梁作用。史料记载：“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②从此，中原与西域及中亚、西亚、南亚地区开始了频繁往来。

汉武帝对西域诸国的政治策略是以文德为主，当这种原则不被双方或多方共同遵守时也辅助征伐策略，如对楼兰、姑师之战。这两个国家处于汉通西域的交通要道，一方面迫于匈奴之威，不愿和汉通好，另一方面国小力弱，难以供应来往客商水粮等，而对汉使所携带财物也时有袭掠。元封三年（前

108），汉武帝派赵破奴攻破姑师，擒楼兰王。《汉书》记载：“破奴与轻骑七

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③两汉时期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是李广利征伐西域大宛国，曾历时四年。最终攻破大宛，与西域众多国家恢复了联系。“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见天子，因为质焉。”④“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⑤西汉设西域都护，西域五十小国皆为汉所属，加强了对西域的管理，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为中原与西域及中亚等地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西汉屯垦戍边政策也对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西汉边疆的屯田活动，从物质上保证了中西使者来往之需，也促进了农业经济方面的交流。内地耕作技术、冶铁技术、水利灌溉技术传入西域，提高了西域农田耕作水平，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当时屯田点大多设置在交通要道，如楼兰，是中西商客、使者来往的必经之地；于阗，是丝绸之路南道重镇。这些屯田点也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使西域日益成为中原与中亚、西亚等多元文化的交汇点。汉武帝对西域的积极开拓思想，也被其后西汉统治者所继承，如汉昭帝与汉宣帝，继续屯垦，设西域都护等，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不断加强，为后世经营西域打下了良好基础。

和亲策略在加强民族关系、文化交流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说西汉初年采取和亲是一种消极防御策略，而汉武帝之后的和亲则是一种改善民族关系的积极手段。汉元封年间细君公主、解忧公主远嫁乌孙，在团结乌孙、促进中原与乌孙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两位公主带去大批随从、工匠，进入西域的汉人的生活习俗，对当地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后汉书》记载：解忧公主侍从冯嫽“能史书，习事，尝持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⑥。“乌孙公主（解忧）遣女（弟史）来自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⑦弟史后来嫁给龟兹王绛宾，史载：“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罗杂缯奇珍玩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⑧

二、东汉时期的西域政策及文化交流

光武帝时期，西域诸国一方面处于匈奴的威胁之下，另一方面受莎车国的压迫之中，因此纷纷遣使请求汉朝设置都护，但均被光武帝拒绝。《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⑨建武二十二年（46），鄯善、车师等西域十八国再次谋求保护，请求质子于汉，汉传谕西域各国：“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⑩车师、鄯善等国随即归附匈奴。在莎车多次请求设都护的情况下，光武帝刘秀采纳大司空窦融意见，赐莎车王贤印绶，但随即又听从敦煌太守裴遵意见收回印绶，这种出尔反尔的作为使莎车不满，与汉朝产生矛盾。刘秀这些作为有现实原因，因为当时内乱刚平，国力消耗严重，无力兼顾西域诸国事务，但更与他所持的治国思想有关。史书里有不少关于刘秀休战安民的记载，如“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

复言军旅”。建武十七年刘秀自称：“我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建武二十七年，宫藏等人上书要求攻击匈奴，刘秀诏报：“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柔道，即为政以德，以柔为德。此思想运用于西域问题之上即是“无为”，不干涉西域诸国事务。刘秀这些思想虽然迫于当时内有国家实力不足，外有匈奴威胁的严峻环境，但客观上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消极影响。此后东汉当权者对于西域的政策犹疑反复，始终没有形成明确而统一的管理思想，时而坚持，时而放弃，导致了自建武至延光时期汉与西域“三绝三通”，对于双方都有不小的影响。“三绝三通”与当时东汉的政治形势与经济实力有密切关系，但与统治阶层对西域的思想态度也有直接关系，在东汉后期对西域问题的争论中，有些执政大臣认为经营西域耗资巨大，主张放弃西域。“三绝”时期，东西交通断绝，阻碍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三、唐代之的西域政策及文化交流

唐朝经济实力雄厚，农业高度发展，唐代修建的水利工程多达400多项。唐时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据考证，唐朝天宝年间垦田总面积达到750万顷左右。粮食产量比前代有很大提高。唐朝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主要表现为门类多，如印刷、陶瓷、丝织、冶铸、熬糖等，技术高，分布地区广。商业大都市数量增多，长安、洛阳、苏州、扬州、杭州、广州、成都、江陵，而且较之前朝更加繁荣，唐代对外贸易也更加频繁。强盛的国力使唐朝有能力对西域诸国进行有效管理，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安定的环境保障。国力强盛，使其在世界上富有影响力，诸多国家对唐朝心怀向往，愿意与唐朝友好往来。

唐朝与汉朝经营西域的目的已有所不同。联合西域对付匈奴、维护边境安宁是汉朝的重要目的。唐朝时匈奴已被突厥代替，东突厥是唐朝北部的主要威胁，当时东、西突厥冲突不断，东突厥无暇西顾，唐朝无需借助西域“断其右臂”。再者，与东汉王朝视西域为“外事”“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的思想不同，唐太宗把西域属国视为大唐领土的一部分，统一西域为国家统一大业，因此非常重视西域事务。唐朝平定高昌之后，唐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名西州。此举遭到魏征、褚遂良等人的强烈反对，褚遂良曰：“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宜择高昌可立者，征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唐太宗皆不听，遂置西州，并在其地设安西都护。在他看来，西域不是“他人手足”，而是大唐的一部分，必须重视，此举带来了很好的收效。高昌地处中西交通之枢纽，安西都护府设立后，唐朝政府实行了有效管理，核对户籍，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兴修水利，设置官市，管理交通等措施，促进了高昌的经济发展，畅通了丝绸之路。

唐朝强盛的国力也使唐朝统治者充满自信，具有开放的胸怀与气度对待民族交往问题。唐朝统治者的民族平等观念，较之以往有很大进步。唐高祖具有朴素的民族平等思想，在他眼中，“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还抨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旧观念，说：“夷狄亦人，其情与中夏不殊。”又说：“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