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人民银行县支行

新形势下人民银行县支行职能定位问题探讨内容提要关于人民银行县支行的职能定位问题的讨论，本质上是中央银行内部制度设计范畴内的组织体系构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自身在体制、职能、地位、作用等方面不断变革也是中国现代经济金融制度体系初步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人民银行作为中央政府重要宏观调控部门，在履行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金融服务等职能时候，要充分认识我国的复杂情况在于现在是二元经济双重体制，一方面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存在，另一方面还有国有经济，还有地方政府经济，这些调控起来就比较困难。

与此相对应人民银行内部组织体系改革，也会考虑与现行经济政治体制状态保持一致性，要结合到经济转型期国家的实际特点，将历史、社会、文化和民族等多种要素综合权衡，不能一味照搬教科书，生搬硬套，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有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

开宗明义，本文首先将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取向，行政体制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和完善等方面列举应该进一步加强人民银行县支行组织体系的建设和职能作用的发挥理由；其次，通过对新时期人民银行职能和职责出现的新要求及其衍生性作用，分析人民银行基层机构所面临的问题和机遇；最后，对新形势下今后人民银行县支行职能定位以及如何做好工作提出建设性的设想和方法。

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金融政策，不仅要考虑到自身担负的任务和承担的责任，而且要重视国家利益，尽量与国家经济目标保持一致。

“三农”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一个和谐的社会能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动荡的社会不利于经济发展。

因此，人民银行在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能时，应积极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从而保持农村社会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人民银行县支行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对辖区内的金融改革、金融创新和金融管理应主动承担责任和义务。

应该积极推进属地农村金融组织结构创新和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构建，注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机制及其变化中金融服务体系效率问题的研究。

在处理政府和中央银行关系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改革空间。

人民银行系统各层机构都有推动这方面改革的职责，这些工作不仅包括已经在做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改革，以及正在进行中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还包括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有全局宏观的全局与宏观层面的生态环境，包括政府、立法、司法环境等。

要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必须扩大农村金融的研究视野，打破区域限制，立足于农民收入增加与农业发展，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农村金融体系，构建一个包括信贷、股权、保险、期货、租赁、基金等在内的大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人民银行总行应该急需对县支行的发展定位给予明确的指导意见，突出地位和网络优势，充分彰显县支行在县域金融发展、服务三农的主导作用。

同时，人民银行县支行本着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律职责，积极地争取属地政府配合，勇于主导金融监管和协调工作，敢于承担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中风险性的责任。

概括来讲，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县支行机构组织建设，强化基层领导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员工业务素质，建议将新招录人员向基层倾斜，增强县支行发展信心；建议将业务文件传达与执行中，注重细化指导规则和实效性；建议重视基层现金发行和管理工作，因地制宜，考虑恢复发行库；建议关注基层行员的思想、福利和生活状态的变化；建议进一步加大基层行员的培训力度，将培训和具体工作结合起来，提高培训工作的实用性。

2新形势下人民银行县支行职能定位问题探讨关于人民银行县支行的职能定位问题的讨论，本质上是中央银行内部制度设计范畴内的组织体系构建问题。

自1984年贯彻落实国发【1983】146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以来，1995年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标志着中央银行体制走向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是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1998年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实施《人民银行省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跨省九大区分行的设置，直到2003年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并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形成“一行三会”金融管理框架。

人民银行自身的组织体系也就基本定位于：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县支行，四级机构设置的科层制度。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自身在体制、职能、地位、作用等方面不断变革也是中国现代经济金融制度体系初步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诚然，人民银行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就是在这样金融制度安排下应运而生，期间，经济金融、法律方面的学者以及政治家们围绕人民银行的职能和职责及其业务、机构设置等诸多问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尤其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制度安排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离等方面理论争论最为激烈，其中，对于人民银行跨省设置大区分行以及县支行的去留争议也有颇多笔墨，并因此推动了我国在中央银行理论科学上的发展。

中央银行理论既不同于货币经济学，也不同于货币金融学，它是专门研究中央银行的理论科学【1】。

从理论来说，在什么时候，采取何种政策和手段，取决于经济的体制状态，采取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决于调控对象的性质是什么。

人民银行作为中央政府重要宏观调控部门，在履行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金融服务等职能时候，要充分认识我国的复杂情况在于现在是二元经济双重体制，一方3面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存在，另一方面还有国有经济，还有地方政府经济，这些调控起来就比较困难。

与此相对应人民银行内部组织体系改革，也会考虑与现行经济政治体制状态保持一致性，要结合到经济转型期国家的实际特点，将历史、社会、文化和民族等多种要素综合权衡，不能一味照搬教科书，生搬硬套，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有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

开宗明义，本文首先将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取向，行政体制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和完善等方面列举应该进一步加强人民银行县支行组织体系的建设和职能作用的发挥理由；其次，通过对新时期人民银行职能和职责出现的新要求及其衍生性作用，分析人民银行基层机构所面临的问题和机遇；最后，对新形势下今后人民银行县支行职能定位以及如何做好工作提出建设性的设想和方法。

一、进一步加强人民银行县支行组织体系的建设和职能作用发挥的理由（一）统筹城乡发展和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中国经济运作从古至今的基本“路径”为：其一，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这是“宏观结构”的基本面【2】。

其二，以农业与副业、手工业的密切结合为内容的农民家庭经济是农村经济的微观构成，也是全部经济的微观基础。

其三，农民家庭是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的统一体。

自给与商品经济相结合是农民家庭经济的基本“行为准则”。

以上三点表明了中国最基本国情的历史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农户经济体作为生产和生活消费的统一体，将解决吃饭和就业问题统一起来。

中国经济增长至今仍是以投资带动和靠外需拉动增长为主。

消费，尤其是民间消费，虽然近年来有所增加，但与投资带动相比，依旧居于次位。

扩大内需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

这一次中国经济的下滑，内因是主要的，美国经济衰退只是一个导火索，中国内需不足是中国经济进入衰退的主因。

内需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中最重要的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而不是城市居民的消费不足。

200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08 488亿，在县和县以下实现的零售额34753亿元，仅只占总额的32.03%，此前县和县以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53％已经降下到1997年39％。

将近60％的人口只占不到三分之一的商品销售额。

把消费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无论从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加强经济社会薄弱4环节的建设，有利于改善居民的消费热情，直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补贴，还有一些相关的改革也是直接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

我国积累和消费之间存在着分配不合理的问题，积累比例过高，消费比例过低。

仅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比例比较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比例大大高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197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递增达15.7%，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递增仅为7.2%，特别是我国1.3亿农民工资报酬每年增长幅度极低。

通过这些政策的综合作用，既要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保经济增长，同时又优化经营结构，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因此，真正“有效需求不足”的是占人口总数的60％的农民。

农民消费不足主要是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要使农民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得好处实现收入增长，来拉动农民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

一个正在高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大国，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不振，显然不是短期政策因素，而反映了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失衡。

这就是步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廉价农村劳动力，他们创造了巨大供给却不能融入城市化作为市民去消费而产生的巨大供需缺口。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滞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逐渐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过渡，从而在农民成为工业产业大军的同时，锁闭了这个经济起飞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

以前袭用的把占人口近60%的群体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增长模式缺乏深厚的底蕴，难以长期持续下去。

只有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生活得到改善，购买力得到提高，国内消费市场才能启动，经济的增长才有坚实的基础。

走新的发展道路，促进公平分配基础上的可持续增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使全体国民分享现代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这不仅是解决公平问题，也是解决长远的效率问题。

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城乡之间发展不协调，这不仅制约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也明显制约着国内市场的扩大。

只有4－5亿的城里人有现金支付的购买能力，可以是一个现代消费群体，而8亿左右的农村人现在仍然属于现金支付购买能力很低的庞大的半自给群体。

中国要想扩大内需，就严重地受制于当前的所谓“三农”问题。

因此，“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维持高速增长就非常困难。

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5定》，强调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基于对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全会提出，实现农村发展战略目标，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抓紧在农村体制改革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

可以说，统筹城乡发展和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是全会释放出来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