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精神》读书笔记

公共精神与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学院10行政管理刘洁波2010104027

何谓“公共精神”?“公共精神”就是指在公共生活中,涉及公共事务的治理与公共

利益的分配,公共管理者与公民在公共行政领域内所形成的信念、价值、和习惯。

公共行政是公共精神的表达方式。公共行政需要一种内在精神的支撑,这就是公共精神,这是一种“对于公共服务的召唤以及有效管理公共组织的一种深厚的、持久的

承诺”。

在西方社会,公共精神萌发于古典时期的希腊。希腊城邦里生活的公民们近乎

直接民主式的治理公共事务,以及他们对于公共生活当中公平、正义、理性、节制

等公共精神的追求,对于生活在现在社会当中的人来说,似乎是永远也无法企及的。

我们现在对于一些产生于近代的问题的讨论其实在我们重温古希腊圣贤们那富有洞

见性的思想之时,总不免会产生这样的怀疑: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在被提出之前,早已被他们处理过了,并且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超越问题本身,永远的留在了人类政治思想进化的基因当中。

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功利主义哲学取代了古典希腊人的公

共观,开始支配着公共行政的思想和实践。古希腊人对于公共精神的理解强调公

平、公正与节制,强调个人的价值需要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当中才能得到更好的

体现。而近代启蒙以来,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高度发达,众多经济理论被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公共选择理论在经济领域诞生后,便被迅速引入政治领域,特别是被更多的用来解释人们集体的政治行为。公共选择理论把功利主义的逻辑和市

场规则引入公共行政。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的、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成为了解释

公共精神与集体行动的理论模型,古典公共精神的内涵受到了挑战。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毕竟在本质上不同于古典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使古典公共精神得以生根发芽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现代性和随之而来的病症已经深入到

公民公共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浮躁麻木的社会心态让传统意

义上的公共精神无处得以体现,人们不禁要反思:公共精神在现代社会已经丧失了吗?

回答是否定的。一种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之上,以人民主权、代议制政府、分权制约

为原则,以获取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共行政模式建立起来了。宪政民主制度

是现代公共行政的目标之一。培养品德崇高的有公民精神的现代公民是政府的责任,得到强化了的公民精神同时又会促使政府公共行政的完备。宪政民主和公民精神成

为了支撑现代公共精神的两个维度。

一、古希腊政治思想当中的公共精神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其著作中一开始便从词源学意义上探究了“公共”一词的

古典含义。“公共”一词的两个来源均源于古希腊语,都表示“一个人从只关心自我或

自我利益的发展到超越自我,能够理解他人的利益。意味着一个人具备了这样一种

能力,他能够理解其行为对他人所产生的结果。”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希腊人把政治共同体即城邦视为公共,而“政治共同体的目的在于设立通行的标准和惯例,并且支持、宣传和实施这些标准,使之有利于公民的最大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所谓的公共精神便是城邦精神。

究竟什么是城邦精神呢?在柏拉图那里,城邦精神便是正义、公平、友爱、协

作。柏拉图认为,“人之所以要建立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

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

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便邀集许多人聚集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做城邦。”我们可以看到,城邦的形成在柏拉图那里基于两个事

实。第一,没有人是自我完备的,每个人都欠缺许多为生存所必需的东西。第二、每

个人的众多需要有赖于他人的工作,于是,人们聚群而居,互相帮助、互相合作。在这

里柏拉图既然陈述了城邦是由于人们的生存自身的需要而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这样

一个事实,那么,出于自然之本性地追求公平合作、友爱互助就应该是城邦政治中柏

拉图所理解的公共精神的本意。

二、政治学的转向:对古典公共精神的挑战

人类在经历了古典文明的衰落之后,又经历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的中世纪,文明的脚步终于来到了近代,人类从此迎来了近代启蒙思想的曙光,政治学也开始了巨大的转向。

按照古典政治学的理解,政治学是一门探究何为正义、追求至善的学问,可以被政治学与哲学、伦理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有关政治领域中的

称为“学”而非“术”，

正义和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关于统治和权力运用、权力分配的根本原则等问题是古

典政治学最为热衷探讨的问题。然而,自近代启蒙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以降,政治学开政治只是表现为一种权力的操作方法和利益的分配形式,政治过始由“学”转为“术”：

多的被理解为为了权力和利益的斗争,而不是对正义的坚持和发扬,权力和利益成了政治的最高原则。政治的根本目的是现实的功利考虑,而不是超越功利之上的任何

其他原则,比如古希腊哲学家眼中的追求至善和正义。

近代政治哲学的这种巨大转向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公共行政学。正如弗雷德里

克森所说,当功利主义哲学取代了希腊人的公共观并支配了政治的思想和实践之

后,“对个人的欢乐或所得、个人效用或成本收益的斤斤计较,取代了为了更大的善而治理的集体努力。政治的目的被降低为为私人谋取利益。”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靠不断增强人的物质欲望和追求最大利益来驱动。政治学是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政治学的古典主义色彩迅速褪去,以至到后来政治问题变为了纯粹的经济政策问题。经济构成了政治统治

的合法性基础,经济利益也是人们参与公共活动的唯一动力。

在这种背景之下,公共行政学也开始着重强调“效率、经济、官僚体制与技术”。既然政治学已经从关心公共的美德转向了强调权力和秩序,同样的,公共行政、公共精神中“公共”的内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契约理论取代了柏拉图式的发

展论解释,公共领域的形成不是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然本性,“驱动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动机,既不是和睦也不是政治的忠诚,而仅仅是对于人身与财产的焦虑而已。”“公共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和集合。除了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之外,不存在任何公共利益之类的东西。”公共行政完全受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所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