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艾兰访谈录

艾兰：在金甲简帛中发现中国文化的“道”与“德”

——访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艾兰

2014年03月19日 09: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19日第573期作者：本报记者刘芳浏览： 38 次我要评论字号:大中小

【核心提示】如果我们要利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不应该只对中国历史进行理论化研究，还应该看这种理论能不能分析中国的材料和中国的历史。理论只是一种假设，根据中国的材料，我们可以批评这种理论，也可以修改这种理论。若是一种假设不能很好地分析材料，就必须修正，或者应该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

艾兰，1945年生于美国，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学习中文，1974年获博士学位。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后为美国达慕思大学亚洲和中东语言文学系讲席教授，美国古代中国学会会长，美国期刊《古代中国》杂志主编。她研究甲骨文、青铜器、竹简，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长期教授中国古代哲学文献，对中国古代文献、考古、思想和文化方面涉猎颇多。

20世纪以来，随着新出土文献的不断刊布，海外中国学渐成国际显学。各国专家学者对新出文献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信息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和多样性。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正日益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西方学者如何理解和解析中国古代文明，为此记者采访了美国古代中国学会会长，达慕思大学（Dartmouth College）讲席教授艾兰（Sarah Allan）女士。

1欧洲文明不是唯一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研究甲骨文、青铜器和竹简的专家，在中国古代哲学文献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汉学，对中国的兴趣是如何产生的呢？

艾兰：我的家庭和中国没有关系。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周围还没有中国人，学习汉学完全是出于偶然原因。在高中的时候，我读了一些关于禅宗和道家的书，上大学时又在美术史课程里看到了大量的中国山水画，从此我对中国萌发了兴趣。当时正值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和媒体总是散布中国的负面消息，我对此很怀疑，非常想知道中国的实际状况，所以学习了中文。大学时上了一门中国考古课程，之后就一直对古代中国感兴趣。毕业后，感觉中文还没有学好，又读了博士，对中国的研究算是入了门。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研究经历。为什么会选择先秦史作为研究的重点？

艾兰：1966年，我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我的老师很多都是著名的汉学家，他们中有不少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读过书，受到过很好的专业训练。我原来想学中国考古，但这种课题很难做，因为当时到中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虽然这样，我还是读了关于中国考古的书，研习了中国古代汉语、文学、美术，还师从卜弼德学习过训诂。卜弼德的兴趣广泛，他的训诂学课程实际上是思想史课程，对我影响很大。1971年，吉德炜来伯克利教书，我也旁听了他的古文字学课程。

1972年，我博士还没有毕业，刘殿爵就请我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做讲师，教古代汉语和中国考古，又自学了甲骨文。两年以后，他们又给了我一个正式的教师职位。那时亚非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的学者特别有名，我们的关系也很密切，我常与葛瑞汉、谭朴森、刘殿爵在一起探讨学术。我最年轻，跟他们学习了很多。当时学术环境特别好，让人感到很温馨。

1981年，李学勤到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英国只有我研究甲骨文。我、李学勤、齐文心决定合著《英国所藏甲骨集》。我也向他们学了很多知识，特别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方面的知识。后来我和李学勤又合作研究欧洲的青铜器收藏，开始每年到中国去，参加了不少由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去了很多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发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1995年，我回到美国，开始在达慕思大学教书。1998年，郭店战国竹书出版。郭店楚墓竹简还没出版的时候，大家都听说里面有《老子》的材料。我在达慕思大学的同事韩禄伯研究道家，所以我们共同组织了一个关于“郭店《老子》”的国际讨论会。从那以后，我对战国竹简一直非常感兴趣。现在的战国竹书除了郭店竹简外，还有上博简和清华简。里面有很多材料跟我原来研究的历史传说很有

关系，所以我最近主要研究这方面，现在刚写完一本书，讲述战国竹书里尧和舜的故事。我碰到什么就学什么，也可以说我的机会好，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来开阔学术视野。

我的兴趣其实不只是古代中国，还包括更进一步探讨关于人类是怎样的？人的思想是什么样子？学习了古代汉语，就知道中国古人在说什么。中国古人的思想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是我的研究重点。现在西方社会科学都以古希腊为中心，而我希望他们知道欧洲文明不是唯一的标准，古代中国也是很高级的文明。我是汉学家，没有正式研究过古希腊，也不懂拉丁文，不会将其与中国古代文明进行比较。比较学常把一个文明作为标准，西方学者以欧洲为标准，这样一定是中国弱。如果以中国作为标准，西方也会弱。我研究古代中国，证明他们有自己的逻辑性，然后将这些成果展示给西方人，把中国的思想来源说清楚，别人就能够更好地进行比较了。

2显微镜科学鉴别甲骨真伪喻象理论分析中国古代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采用显微放大等新技术和手段鉴定和研究甲骨，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艾兰：这源于《英国所藏甲骨集》的编纂。1981年，李学勤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经朋友介绍，我陪他到大英图书馆查看甲骨，后来决定合作将英国所藏的甲骨进行整理和发表。学者对英藏的家谱刻辞（《库方》1056号）真伪的看法不一。李学勤觉得是真的，胡厚宣觉得是假的。由于两派学者看法不同，我认为只有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辨，才能做出科学的判断。于是，我试着用显微镜察看甲骨刻法和刻痕的形状。我花费了几个月，将真甲骨和明显的假甲骨分别参半，用显微镜和照相机观察真假甲骨的区别。后来偶然发现，由于甲骨干了，卜辞地层常常有裂纹，特别是牛骨。真甲骨的裂纹按照刻字的线条裂开，但假甲骨因为先干燥，之后刻字，线条纹路就有所不同。

我和李学勤、齐文心合作编辑《英国所藏甲骨集》是很好的机会，我跟他们学习了很多。当时和齐文心合作，每个甲骨卜辞都要看、都要读，对甲骨的认识更深刻了。后来写《龟之谜》就用到了这些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水之道与德之端》中您曾用“喻象学”的最新理论分析中国早期思想中的喻象思维和隐喻应用。请介绍一下您的观点？

艾兰：最近喻象学特别重视认知科学，即人脑和语言思想的关系。我利用喻象理论，以雷可夫、詹森的早期理论作为基础，赞同他们所说的最抽象的思想应该依靠喻象的说法，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古代哲学的抽象词汇中有一些想象的成分，这些想象有所关联，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