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文献综述

社会治理文献综述

社会治理是适应社会转型、优化社会结构、转变政府执政理念、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任务。围绕这一问题，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丰厚的研究成果。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治理的提出背景和发展脉络；2.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几个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3.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4.社会治理的方法、机制和路径。

首先，对社会治理的提出背景和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系统介绍的学者包括邵光学、刘娟和戚学祥、钟红等。戚学祥和钟红认为社会转型是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背景，“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在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间关系的变化。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呈现出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共治、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到服务的变迁历程”。（戚学祥、钟红，2014）通过比较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结构的区别以及相对应的社会治理模式的不同，清晰的展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发展脉络。“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叠，政府乎垄断所有的社会资源，并通过计划包办所有的会事业，以此巩固新生政权……社会管理的目的就是协调个人、群体、社会间的资源分配关系，以最大的物质保障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戚学祥、钟红，2014），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社会矛盾的急剧增加使得原有的依靠政治控制进行社会管理的方法难以奏效，“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着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的巨大冲击，经济与社会体制双重转型带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样的社会变迁释放了社会活力，但也使得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单一地靠运用政治教化和经济手段并不能完全解决好社会问题”（戚学祥、钟红，2014）。邵光学和刘娟通过对中央历年相关政策文件的梳理和研究，从时间的维度清晰的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演进。“从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

明》到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变化”。（邵光学、刘娟，2014）曾小波简单梳理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其中理论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基础是进行21世纪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进行及由此产生的治理理论，“人类历史进人21世纪，国际经济一体化、各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对世界各国传统的官僚体制产生了全面的冲击，尤其是对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带来严重的挑战。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应运而生”（邵光学、刘娟，2014）。

其次是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等相近概念的辨析。从基本概念来说，社会管理是“政府和民间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协调、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邵光学、刘娟，2014）。社会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社会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邵光学、刘娟，2014）。邵光学等认为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二者的主体不同、主体承担的职责不同、二者的实现形式不同、二者的实践路径不同、与社会服务的关系不同五个方面。王浦劬认为“国家治理通常是指统治者的‘治国理政’，基本含义是统治者治理国家和处理政务”，“政府治理是指政府行政系统作为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就其治理对象和基本内容而言，其包含着政府对于自身、对于市场及对于社会实施的公共管理活动”（王浦劬，2014）同时，他认为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其中三者的联系体现在它们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出发点是人民的根本利益、遵循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具有共同的目标指向，其区别体现在不同的治理主体、治理关系所涉及的社会关系、治理活动涉及的内容、治理活动采用的机制等几个方面。

第三是当前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该问题的学者有黄建军、公维友、陈华等。其中黄建军和公维友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他们都认为当前社会治理的困境体现在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三个层面。具体而言，强势主体政府下的社会管理的全能主义和政府中心主义导致政府一味的依靠政治逻辑解决社会

问题，其他治理主体和力量难以介入。“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政府—弱社会”，很多地方政府仍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不仅是社会权力中心，而且垄断大部分社会资源，全能型政府仍有显现”(黄建军,2014)同时，“传统的一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并没有随着经济领域的变革而有实质性的破土，旧有的社会管理体制仍然发挥着作用，社会管理国家化的总体格局仍在延续”(姚华平，2009)。社会组织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行政化倾向严重、自治能力不足等，无法有效发挥社会“第三部门”的协调作用。“社会组织自治能力不足首先表现在非政府组织成长空间有限及其行政化倾向明显……最大的特点就是依靠党政机关提供资源，形成了严重依赖政府的倾向和思维习惯，这不可避免地丧失了非政府组织根本上的自治性、志愿性或组织性”（公维友、刘云，2014）。公民层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其对于公共事务缺乏足够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对于政府部门的依赖过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总体水平还很低，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参与热情并不高，很多人存有政治冷漠倾向；二是政治参与的利益取向明显，多数参与带有维权性质；三是参与中的非理性因素和无序化倾向明显，多数参与行为带有非制度化；四是政治参与的非责任化倾向明显，多数参与行为带有给政府施压的意味”（公维友、刘云，2014）。同时，公维友等认为“官本位”思想的盛行导致了不良的行政文化，使得“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不强，并且容易形成对政府和官员的依赖”（公维友、刘云，2014）。陈华等从信任与合作的视角入手分析了当前社会治理存在的困境及解决途径。他认为，当前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的双重缺失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引发合作秩序的脆弱和社会治理的低效。“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在同一时空的双重缺失产生了叠加效应，导致合作秩序的脆弱性，并对我国的社会治理现实产生巨大冲击。这主要体现为:一是加剧了我国社会治理的‘内卷化’特性……二是使得我国的社会治理在实践中呈现出‘问题复制’的特征……三是在社会治理实践中，许多涉及政府公众企业等多方主体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由于缺乏基本的互信与合作，往往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激化，并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陈华、丁宏，2014）总的来说，黄建军和公维友具体论述了当前社会治理存在问题的表现，如政府全能主义、社会组织能力不足、公民参与性低等，而陈华则是分析了导致这种问题的社会根源，即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缺失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