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动员

实践表明，动员时机过早，不仅会影响国家经济建设，而且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引起国际舆论的反对；动员时机过晚，则会丧失战略主动权，导致初期作战失利。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比较早地下达了总动员令，把预备役人员全部动员起来，有些不太重要的部门停止营业和生产。动员一周以后，国家经济就部分地陷入瘫痪，引起全国上下强烈不满，民众上街游行，要求政府要么立即开战，要么立即复员，使以色列政府非常被动。
二要适当提前、确保主动。支前动员是逐级反映、分批分次进行的动员。特别是首批动员，一定要先于战争展开，掌握一定的提前量，这是确保主动的前提，也是动员这一特殊领域行为活动内在的要求。现代战争具有“首战决胜”的特点，如果不抢在战争爆发前完成首批动员任务，那么在敌方第一波次猛烈打击下，国家动员潜力可能在尚未完成转换成战争实力前就遭到严重损失。从动员准备的角度来看，不仅需要在平时做好各项动员准备，在临战动员时，仍然有大量的准备工作需要完成，如修订完善动员计划、进一步核查动员潜力、组（扩）建动员机构等等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从动员实施的角度来看，从发布动员令开始实施动员到转化一定的战争潜力，形成一定的保障能力，也需要一段时间。
制定完善战时各类支前保障工作预案，为战时实现快速反应打下良好的基础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突发性强，只有平时充分做好 各种战争准备工作，才能赢得战争的主动权。要做好支前保障工作，就必须根据 未来作战任务，充分预测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建立贴近战时的支前保障预案。 实际工作中，应结合担负的参战支前任务，制定“兵员动员支前保障预案”、“ 防卫作战战斗支前保障预案”、“防突发事件支前保障预案”、“民用交通工具 征集支前保障预案”、“军警民联防支前保障预案”等；同时，应制定规范的作 战文书，并在支前保障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使之更加符合实战要求。
三、支前动员时机选择的基本要求
一要准确判断、预先筹划。支前动员在选择动员时机上必须根据国家战争动员令或上级有关动员的指示和命令进行。但是，在国家发布动员令或未接收到上级有关动员的指示和命令前，动员工作不能消极等待或被动跟进，应该预先筹划，适度展开。考虑到动员工作的周期性与复杂性特征，支前动员必须从全局的角度，通过对战争威胁状况的敏锐观察和科学判断，在本职范围内做好预先筹划工作。准确把握动员时机，关键是要全面掌握敌我各方面的信息，能够准确预测敌方的动态、战争的规模和进程。
如我们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时期，可以说是进入了一种临战动员状态。这种长期的临战动员，给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比抗美援朝战争更为严重的影响。在信息时代，国际、国内的各方面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和制约更加直接，如果不能精确地把握动员时机，可能造成更大的战略被动。所以，我们应改变“宁早勿晚”的传统观念，力求恰当适时、不早不晚，使动员完成与作战发起的时间紧密衔接。
二、支前动员时机选择的影响因素
支前动员时机一般包括紧急状况、大规模灾害、战争。平常状态下的应急，即风灾、水灾、地震、疫灾等大规模的天然或人为灾害，甚至是内部的动乱等。同时，还有非战争行动时机，即反恐、联合军事行动等。支前动员是国防动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战争联系更加紧密。未来的战争极可能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因此，支前动员时机的选择上主要是紧紧围绕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行动而展开的。一般需要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首先，应当准确判断战争可能爆发的时间。未来局部战争的爆发极有可能十分突然，应根据大量收集的情报，准确、恰当地判断战争爆发的时间，才能适时地确定支前动员的时机。其次，应当准确判断战争的规模与战争升级的可能。未来局部战争，强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比较大，不仅需要判断首波打击的规模，更要分析战争发展态势。一旦战争升级，投入的作战部队将增多，需要保障机动的任务更重，动员的人力、物力更大，动员时机则应适当提前；如外敌受我政治、经济、外交斗争、军事威慑的影响，采取不介入或者小介入应根据平时动员的准备情况，搞好预先筹划，在一定范围内部署各项动员事宜，确保接到国家动员令或上级有关动员的指示和命令之后，能迅速展开工作。
高技术局部战争支前保障工作，涉及到地方诸多行业，需要建立科学、高效 的运行机制，达到各种支前保障资源的最佳配置，形成高效的保障能力。
修订和完善战时支前保障有关政策法规，使之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国 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公布我国民力国防动员的第一部行政法规———《民用运力 国防动员条例》。这一条例的公布，标志着我国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开始走上依 法开展工作的轨道。民用运力动员，仅仅是战时支前的一个方面，要建立科学高 效的战时支前保障机制，还需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比如：针对部 分民兵和群众对参战支前义务认识不足的问题，应积极协调地方政府制定和完善 有关“战时兵员快速动员的责任规定”、“关于民兵预备役人员履行参战支前职 责”等相关法规政策。针对支前负担不均的实际情况，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政 策，做到均衡负担。针对动员层次科技含量偏低的问题，应出台“关于科技动员 实施办法”、“关于科技人才、装备征召规定”等相关法规政策。同时，还应制 定和完善“关于参战支前民兵奖惩优待方法”、“关于解决参战支前民兵家庭补 贴、补偿办法”和“关于伤病残亡人员优抚、抚恤规定”等优抚安置方面的法规 政策，把各种支前保障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法规的形式来加以规范解决。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片面地接受教训，迟迟定不下动员决心，战争爆发前4小时才发布局部动员令，开战之后才下达全国总动员令。尽管以色列动员体制完善，反应速度很快，48个小时就动员了30万预备役部队投入战场。但由于动员开始过晚，战争初期受到了严重损失。动员展开得过早、过晚各有其弊，两害相较取其轻，是不是可以得出“动员宜早不宜迟”的结论呢？其实不然。在现代条件下，过早、过度的战争动员，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比一场局部战争还要大。
支前动员时机选择浅探
剑客 2008年06月30日 21:00
所谓时机，一般是指具有时间性的客观条件。支前动员时机是支前动员在时间上的切入点。支前动员是动员建设在战争最终的落脚点，能否抓住有利时机是顺利完成动员任务的关键。特别是在信息化条件下，制约支前动员时机选择的因素众多，其时机的选择的成功与否会直接影响整个战争动员实施的成效，甚至继而影响到整个战争的进程。
一、支前动员时机选择的重要性
正确地选择支前动员时机，对于保障战争的成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时机的选择必须把握好“火候”，正所谓迟了不行，早了也不行，不温不火，恰到好处为最好。后备力量在战争爆发的不同的时机实施动员效果会大有不同。因此，应当在深刻分析战略、战役环境与斗争形势的基础上，选取最合适的时机实施动员。
一是战争总企图。这是影响支前动员时机选择的首要因素。支前动员作为国防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动必然受到整个战争总企图的制约。战争从什么时候开始，作战行动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起，需要哪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影响和制约着动员时机的选择。因此，支前动员发起时机，必须服从于整个战争总企图，根据战役的需要来进行明确。
四要制度合理，等级科学。信息化战争的一个显著特征之一是，信息技术落后的一方往往会更多地暴露于信息技术强大的一方，即信息化战争的透明度增加了，不对称性也增强了。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战争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强。即使是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也不可能对战争作出完全准确地预测，要真正做到准确动员，必须有一整套灵活的战时支援前线反应机制，使动员行动能随着军事斗争形势的发展逐步升级，能够在必要时迅速采取适当规模的动员行动。目前，我国《国防法》把动员区分为国家总动员和局部动员两个等级。根据我国未来可能面临的多种战争威胁，有必要把局部动员等级进一步细化，并明确规定每一等级所对应的战争威胁、动员范围、批准权限和动员完成的时限，以便平时更精确地进行动员准备，战时根据战局的发展逐步提高动员等级，使精确把握动员时机在动态中实现。
三要把握政策、灵活应变。选择支援前线的时机，必须把握政策、灵活应变。首先，联合登岛作战本身具有一定的政策性。未来联合登岛作战，是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展开的，有着特定的目标。在有可能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的情况下，力争不使用武力。在战前，敌有可能因我方的强大威慑力量而被迫停止使用武力，也有可能通过外交谈判或其他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即便双方发动了战争，但作战的强度和样式上，仍有较大选择余地。其次，为做好打的准备而又不引起国际舆论的非议，有可能实施先期秘密动员。由秘密动员转化为全面的公开动员，也需要根据具体战略环境与政治上的需要来决定。因此，在动员时机把握上，就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应变。
国防动员法
2005-04-15 星期五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国家在和平时期进行战争动员准备和战争期间实施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的法律规范。亦称战争动员法。国家军事法的组成部分，包括国防(战争)动员方面的法律、法规等。通常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颁布施行。
简史 古代虽没有专门的动员法，但一些法律对士卒征募、粮草准备、马匹征调等已有规定。国防动员法最早见于1793年8月23日法国国民公会颁布的《全国总动员法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均已非常重视制定战争动员法。从1914年8月开始,德国议会陆续通过《授权法》等多项动员法律和法规；英国议会于1914年11月27日颁布《国防法案》,并以此为依据,陆续颁布了《军需部设置法案》等多项动员法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鉴于以往战争动员经验教训和未来战争的需要，修改或制定动员法的国家更为普遍。法国从1921年开始起草《总动员法》到1938年正式公布,先后作过5次重大修改。美国1916年制定《国防法案》；1920年国会通过修正案，授权政府设置动员机构及编制动员计划的权限；1935年2月，国会又通过《克拉克法案》，对战时资本发行、战时资源管理、战时贸易、海战保险等作出规定，在经济方面形成比较完整的动员法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些国家的动员法已较健全。战后，不少国家又根据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动员法不断进行了修订。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曾颁布过《国家总动员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过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动员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1950年开始,制定过一些含有工业、交通、物资等动员内容的条例、规定、办法；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加强，也开始制定国防动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