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黄帝内经》的学术体系

《黄帝内经》第一节《内经》学术体系的结构体系，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它整理先人们积累的丰富的医疗经验，升华为理性认识，形成系统的医学理论，并且进一步驾驭医疗实践，建立了中医学临床规范，使中医学基本上跳出了经验医学的窠臼，成为中国传统科学中探讨生命规律及其医学应用的系统学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学术体系。

它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打好了结构框架，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及至现代，与西医学相比较，中医学仍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与优势，是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和依据。

《内经》学术体系究竟由哪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内容或部分所组成？其形式如何？过去，中医界普遍认为，古代医家对《内经》的类分研究即体现了学术体系的框架结构。

延至近代，有的学者将阴阳五行学说归入医学方法学或学术思想类。

据有关概念，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应当包括关于研究对象的理论及形成这些理论的知识基础和方法学基础。

毫无疑问，《内经》学术体系主要围绕人的健康、疾病展开研究，形成有关人的生命规律及其医学应用的知识和理论，而这些知识和理论的形成，必有古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方法的渗透与影响，它既是医学理论形成的基础，又是《内经》学术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此，我们将《内经》学术体系结构划分为医学理论和医学基础两部分。

一、医学理论1、藏象“藏象”是《黄帝内经》首先提出来的关于人体结构与功能的专用术语。

在古代解剖和生理知识的基础上，《黄帝内经》完成了人体组织器官的命名和分类，并借助气、阴阳、五行等哲学理论，通过整体思维、意象思维，而相继建立了天地阴阳、王朝职官和四时五脏阴阳等藏象模型。

藏象学说是《黄帝内经》医学理论核心和基础。

2、经络经络是经脉、络脉、经筋和皮部的总称，《黄帝内经》中明确记载了十二经脉和督、任、冲三脉的起止及循行路线、生理功能和有关病候，对跷脉、带脉和维脉的部位和功用也有粗略的描述。

络脉包括十五别络、浮络和孙络。

经筋、经别、皮部各分十二，皆有一定的部位和功用。

经中称俞穴三百六十五个，实际提出穴名为二百余个，三百六十五不过是与一周年的日数相合之数。

3、病因病机《黄帝内经》中明确地提出了邪和正的概念。

邪为致病因素，正即为存在于人体内的正气，疾病是邪正斗争正不胜邪的结果。

经中深入讨论了风、雨、寒、暑、湿、燥等外邪，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刺激，以及饮食、劳伤、跌扑等多种因素的致病性和所引起的疾病。

阐述了疾病的发病过程，并论证了证候的机理。

经中除《素问·至真要大论》举出病机十九条作为示例外，各篇所载病证都蕴含着一定的发病机理，从而为疾病的论治提供切实的依据。

4、病证《黄帝内经》言病多用“疾”、“病”和“候”等字，“证”字仅见一处，“症”字晚出，不见于经，病名与证(症)名多未严格分开。

经中关于病证的记载丰富而翔实，其中专题讨论的有风病、热病、寒热病、疟、咳、痹、痿、厥、诸痛、肿胀、消渴、积聚、癫狂、痈疽、官窍病和外伤等数十种(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多科疾病，据统计病症名称多达三百余个，其中许多病名沿用至今。

5、诊法《黄帝内经》中望、闻、问、切四种诊法已经具备，从其记载上看又以望诊和切诊为详。

望诊重在五色诊和颜面分部望诊，对身形体态、眼等官窍的察验也有一定的记述。

切诊内容最为丰富，提出了切脉、诊尺肤、扣按局部等多种方法。

切脉又分全身经脉遍诊法、三部九候诊法、寸口诊法及寸口人迎合诊法，其中以诊寸口应用最为普遍，脉象累计已有浮、沉、迟、数、滑、涩等二十多种，还形象地描述了五脏气绝、胃气全无的各种“真脏脉”。

各篇一致强调四诊合参，“知一则为工，知二则为神，知三则神且明矣”。

6、论治《黄帝内经》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确立了“法天则地”、“从容人事”和治求中和的治疗思想，提出了治病求本、标本先后、协调阴阳、因势利导、攻邪养正、早期治疗等治疗原则和在这些治则指导下的寒热温清、虚实补泻、正反逆从、表里异治等治疗大法。

所记载的疗法包括砭石、针刺、灸焫、药物、熏洗、药熨、敷贴、按摩、导引、手术、饮食和精神等多种，其中针刺疗法所占比重最大，刺法已发展至二十余种。

书中对药性理论和制方法则也有初步的论述。

7、养生《黄帝内经》在古代养生家特别是在老庄等道家代表人物的基础上建立了医学养生学体系。

主张人的生命活动必须顺应天地阴阳四时的规律，全面摄养形与神。

养形要做到“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节欲保精；养神则要“恬惔虚无”、“和喜怒”、“无为惧惧，无为欣欣”，排除不良的精神刺激，保持思想情绪的安定。

其养生术除具体规定了四季养生方法外，还涉及导引(气功)和房中术等。

所倡导“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原则，蕴含着预防医学思想。

8、运气运气即五运六气。

运气学说是探讨自然界天象、气象变化规律与人群疾病发生及流行关系的一门学问。

运气学说贯穿着“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至真要大论》)的思想。

古人在长期观察中发现，日月星辰的环转、气象的变化，对生物界特别是人身有重要的作用，从而试图用宇宙节律来探讨气候变化影响下的疾病发生与流行，其说理推演工具是干支甲子和阴阳五行。

于是逐步形成了以五运、六气、三阴三阳为理论核心的，以大气运动、气候变化及相应的生物生化、疾病流行为基本内容的五运六气学说。

《黄帝内经》中有关运气学说的内容，集中载于《素问·天元纪大论》、《素问·五运行大论》、《素问·六微旨大论》、《素问·气交变大论》、《素问·五常政大论》、《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和《素问·至真要大论》。

此“七篇大论”，可能是唐代王冰整理《素问》时据古代运气学著作移入书中的，以补足《素问》所缺之篇卷。

此部分内容虽非《黄帝内经》原书所有，但其理论体系、学术水平与《素问》其他篇章基本一致，有些文句甚至在此重出。

因此，多数学者仍视七篇大论为古医经的一部分，将运气学说作为《黄帝内经》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医学基础战国至秦汉的大型学术著作，多广涉人文和自然科学多个领域，探讨宇宙天地社会人生，发出纵横八极的议论。

《黄帝内经》就是这样的著作，由于作者将人的生命活动、人的健康疾病置于廖廓的宇宙和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中去考察研究，“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灵枢·逆顺肥瘦》），因此必然运用中国古代卓有成就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

无论是《素问》还是《灵枢》，都富含文史哲、社会学、教育学和天文、地理、气象、历法、数学、生物、农学等学科的内容，道家、儒家、阴阳家、名家、兵家等思想家的影响亦昭然于两书之中。

《黄帝内经》除被奉为医学经典、“医家之宗”外，还受到历代文史学者及当今哲学史家、自然科学史家的高度重视。

（一）人文科学1.哲学哲学包括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古代哲学围绕天道观、天人观、形神观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流派。

所提出的哲学范畴主要是气、阴阳、五行，思维方式有意象思维、辩证思维、逻辑思维等。

辩证思维又包括整体思维、变易思维和相成思维。

天道观：《内经》的天指的是自然之天，与殷周时期有意志、有目的的天不同。

“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

”具有宇宙时空无限的意思。

天人观：在天人关系上，《内经》主张“天人合一”论，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

“人与天地相参”，“与天地如一”，人的生命运动规律与天地自然相统一。

气：也称精气。

《内经》认为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

“清阳为天，浊阴为地。

”“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

”另外，气可表示为气体状态的物质以及物质运动的状态及功能。

气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体用一源，微显无间。

阴阳：作为一个哲学概念，“阴阳”主要指事物相对、相反但又合和、统一的属性。

阴阳概念的产生，有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至迟在西周末年，已经使用阴阳来说明地震、陨石等自然现象。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杂家都普通使用“阴阳”概念。

将“阴阳”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并达到空前水平的是战国时期成书的《易传》。

《易传》将“阴阳”提升到哲学本体论层面，并明确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

《内经》全书充分地运用了阴阳学说，说明人的生命活动、疾病的发生和病理变化，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在运用阴阳学说时《内经》还有某些独创性，如三阴三阳理论。

五行：“五行”的最初意义指“五材”，即木、火、土、金、水五种具体的、基本的物质材料。

作为哲学概念，“五行”主要指“五性”，即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五种基本功能属性，这是《尚书·洪范》首次规定的。

后世对五行的解释基本上没有偏离《洪范》的这种属性规定。

归纳五行的基本意义为：水，表示有润下、寒冷属性和功能的事物或现象；火，表示具有炎热、向上属性和功能的事物或现象；木，表示具有生发、条达、曲直属性和功能的事物和现象；金，表示具有清静、肃杀、从革属性和功能的事物和现象；土，表示具有生养、化育属性和功能的事物和现象。

五行之间的关系主要有生克、乘侮、胜复、制化等。

和阴阳学说一样，《内经》也广泛运用了五行理论，说明人体的常、变和疾病的发生、发展、传变及其治疗。

《内经》多篇使用的是阴阳和五行学说合流之后的理论。

“气—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认识宇宙生命现象的思维模型，《内经》在藏象、经络、病因病证、诊法、论治、养生，特别是运气学中，皆非常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思维模型。

注：《黄帝内经》与诸子之学《黄帝内经》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将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学说的精髓融会于医学理论之中。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论，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所举九家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包括上自春秋下至秦汉的众多学者。

诸子之言，“可以通万方之略”，正在此期撰著及成编的《黄帝内经》，受其影响，与之相通，亦势所必然。

观《黄帝内经》多篇内容，确与道家、儒家、阴阳家、名家及兵家关系相当密切。

这是由于《内经》诸多作者能“观览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素问·示从容论》）使然。

或许《内经》许多篇章正是由那些通百家之学的医家所撰著。

2.文学、史学对于《内经》的文章笔法，宋人程颢说：“观《素问》文字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谓之三坟书则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