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垃圾”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及海关风险管控探析

“洋垃圾”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及海关风险管控探析

摘要“洋垃圾”是当前最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之一。我国作为“洋垃圾”的主要输入国，生态环境安全正遭受严重的威胁。海关管控“洋垃圾”的力度和水平是影响“洋垃圾”走私进境规模及其生态环境破坏程度的关键因素。虽然我国海关对“洋垃圾”的管控水平不断提高，但相比“洋垃圾”数量庞大的走私规模和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现有的海关风险管控举措无法保障减少乃至杜绝“洋垃圾”进境目标的实现。本文从“洋垃圾”的品类细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可能污染分类开始，结合“洋垃圾”污染的实际案例，总结出我国海关风险管控缺失的危害，提出基于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层次分析方法，对“洋垃圾”海关风险进行等级评判，将“洋垃圾”海关风险因素从企业和货物两个方面分解为四个因素，以此来分析“洋垃圾”的海关风险。采用多级模糊综合评判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构建“洋垃圾”海关风险等级评判模型，并以2013年海关“绿篱”行动对

该模型进行可行性验证，进而提炼出海关风险管控三大体系，即海关监管、海关稽查和海关缉私风险管控体系，并据此总结出这三个层面的风险管控措施，每层措施又分别给出相应的分级动态调整管控手段。这些海关风险管控措施和手段对于防止“洋垃圾”进境对我国生态环境的破坏起到积极的作

用。

关键词“洋垃圾”；生态环境；海关风险管控；AHP等级评判

中图分类号X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5-0022-10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5.003 “洋垃圾”非法越境转移的跨国性质及其对一国生态环境的严重危害，使得国际社会已经将“洋垃圾”视为国际废物贸易发展的毒瘤和最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之一。绿色和平组织调查指出每年有50000kt以上的危险废物正从发达国家运往亚非拉等地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主要受害国。中国海关仅2014年查扣192kt进境“洋垃圾”，是上年的3.3倍，这些洋垃圾主要包括电子废物、旧服装、废特种纸、废塑料、废金属等。我国作为“洋垃圾”的主要输入国，生态环境安全正遭受严重威胁。国外电子垃圾流入使我国广东贵屿镇的土壤重金属浓度超标10-1338倍不等，水源呈强酸性，超过90%的居民健康受损，呼吸道疾病、肺炎甚至癌症高发，部分拆解女工的新生儿皮肤漆黑且很快夭折。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这一国际公害的多边环境协议相继签订，但受多种因素影响，“洋垃圾”越境转移态势依然不断恶化，作案手法日益隐蔽，规模不断扩大，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愈加严重。

中国海关自1993年首次查获“洋垃圾”走私案件后，相继采取多项措施提高管控水平。但中国海关现行的重点固体废物分类装运等风险防范措施，无法有效应对“洋垃圾”日趋严重的走私态势与不断扩大的生态环境危害，亟需借助新的风险管控机制防止“洋垃圾”非法进境，进而防止“洋垃圾”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因此，研究打击“洋垃圾”非法进境以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国学术界在“洋垃圾”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非常薄弱，通过海关风险管控视角下的模型与体系构建来防止“洋垃圾”非法入境方面，学术界更是处于研究空白。为此，本文尝试在梳理“洋垃圾”品类及其污染生态环境过程的基础上，通过“洋垃圾”污染生态环境的现实事件分析，基于层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对“洋垃圾”海关风险等级进行评判，并通过中国海关实施“绿篱”行动前的指标予以验证，结合风险等级构建出防范“洋垃圾”的海关风险管控体系及分级管控措施。

1 文献梳理与理论框架

1.1 文献梳理

关于“洋垃圾”入侵输入国后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仅有少量的研究。如D S Paraschiv研究危险废物自由流动造成环境条件的扭曲和不公平问题。Ana Klenovsek和Gorazd Mesko认为非法废物贸易破坏环境，危

害人和动物，提出了生态种族主义问题。Jack Sullivan关注电子废物在尼日利亚拉各斯的积累，指出焚烧、掩埋、弃置的电子废物深刻影响当地的土壤、水源和大气质量，全球倾倒和非正规回收引出环境道德问题。国内学者吴思斌从重金属污染、废弃塑料污染、化学物质污染和其他污染四个方面分析了国外电子垃圾流入造成的环境污染危害；黄俊亮指出固体废物进境将污染成本和治理成本外部化，损害公共福利，其中非法转移的“洋垃圾”造成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公害。

关于海关风险管控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某一具体海关进行风险识别、评价及控制方面的模型构建。例如，M.F Milazzo等以意大利港口城市墨西拿为例，海关对风险的识别及控制主要关注特殊地理位置和产业特质等，判断危险品进入概率并结合相应数据建立模型以提供评价方法。Laura A.McLay和Rebecca Dreiding 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制定了以风险为基础的集装箱安

检初级筛选框架，提出基于阈值的多层次策略。国内相关研究侧重对海关风险管控的宏观探索，构建了一些风险识别与评估的初步模型框架。例如，贾晔清运用模糊神经网络构建海关对包含经济活动、生态环境和社会活动在内的非传统安全的风险识别模型，借助层次分析法将所识别风险特征化。黄亚妙利用层次分析法对海关企业风险管理进行了定性分析。谢淑芳为海关企业诚信建立评价指标。但上述研究没有

将所涉指标完全抽象化和数量化，且缺少系统的定量跟进措施。

然而，将海关风险管控与防治“洋垃圾”对生态环境危害相结合的研究国内外尚处于空白。只有部分学者或者单纯从应对“洋垃圾”的角度或者从海关风险管控的角度提出对策，且主要是宏观政策方面的研究。如雒书鸿等认为有效应对“洋垃圾”难题不能依靠国际公约缔约国的自发履约，中国自身需要积极防治其非法进境。尽管《巴塞尔公约》被誉为全球民主和环境正义的里程碑，但Ichinose Daisuke等运用ARDL模型研究指出以《巴塞尔公约》为代表的危险废物贸易统一禁令是一种低效的环境政策。Mehreen Iqbal等在对巴基斯坦电子垃圾流入问题的研究中强调政策干预的重要性。刘文佳和姜青新指出海关应当牵头相关部门联合打击非法废

物贸易。但当前中国海关对“洋垃圾”的管控主要是根据情报分析或领导批示开展专项治理，尚未形成常态化的风险管控机制。应用AHP方法进行“洋垃圾”海关风险防范研究，目前理论界的研究尚未开展，从海关风险管控视角探索“洋垃圾”防治策略的研究也是理论研究的一大空白。总的来说，虽然国内外对海关风险管控的研究较多，但对日趋严重的“洋垃圾”风险研究却涉嫌不足，尤其是欠缺有针对性的深入定量研究。因此，研究“洋垃圾”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海关风险管控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