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的苦难_超越非历史化的困境

无根的苦难:超越非历史化的困境

陈晓明

内容提要　正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全球化与城市化愈演愈烈的时期,中国一部分年轻作家热衷于书写苦难主题。这些作品或冷峻犀利,或生动尖锐,显示当代小说少有的力度。但这些作品在叙事上却隐含着内在矛盾。在对苦难主题进行描写时,大量的欲望化场景浮现于小说叙事的各个环节。在小说叙事的展开过程中,苦难主题逐渐迷失,苦难的本质难以被确认。那些由情爱变形而呈现的欲望化场景,更多的体现为当今消费社会的审美趣味。在某种意义上,它也表明当代小说在综合性和多元化的结构中建立新的美学平衡,由此预示了当代小说在多重美学压力之下所拓展的新的可能性。

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有部分中国作家热衷于书写“苦难”主题。对这一现象给予关注似乎令人费解,文学几乎与生俱来就与苦难主题结下不解之缘,没有苦难,何以有文学?但以往对苦难主题的表现,都不如当今中国文学的苦难主题蕴含如此丰富、复杂而矛盾的内涵,折射出如此暧昧、诡秘而生动的时代特性和文学的根本困境。苦难主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性,但它打上的特殊的时代烙印却是值得仔细辨析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落差巨大,一方面是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使中国与世界的发展靠得更近;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促使原有的经济体制解体转型,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经受生活变故的冲击。但当代中国作家何以对这一现象产生兴趣?他们以何种方式加以表现?通过哪些途径,运用哪些手段加以表现?最终结果如何?探究这些问题,我相信能够触摸当代思想的某些症结,触摸到文学最坚硬的那些环节。

一、苦难主题及其在文本

叙事中的展开方式

2000年第二期的《花城》杂志登载了荆歌的中篇小说《计帜英的青春年华》,这篇小说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该期的《花城》杂志甚至没有把它作为封面标题加以强调。作为一位还鲜为人知的优秀小说家,荆歌被忽略是不奇怪的,更何况这篇小说也说不上是荆歌写得最好的小说。像荆歌所有的小说一样,他能抓住那些富有标志性的要害的因素,把它们进行夸张而偏斜化的处理,略微扭曲它们的本质特征,使之富有戏谑性的效果。这就是荆歌的小说技巧,他能把小说叙述处理得生气勃勃,始终富有张力。这部小说讲述一个普通女工青春年华的遭遇,它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还难以明确归纳。就从她所处的社会地位、她的一系列不幸以及最终的死亡来看,这里面无疑隐含了苦难主题。

实际上,苦难主题近年受到一部分青年作家的关注,鬼子在继《被雨淋湿的河》之后,于1999年发表《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人民文学》第6期),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庭的母女俩经历的不幸生活。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县城,因为下岗而生活拮据的女工程师偷了一块猪肉,导致丈夫出走。这使母女俩的生活立即陷入恐慌,母亲的所有愿望就是

找到出走变心的丈夫。这是绝望的“寻找”,其结果是女儿也遭遇更大的不幸,母亲也终于死去。这篇小说无疑表现了鬼子对苦难的书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角度来看,这篇小说无疑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尖锐暴露了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在这种困境中的无助。

2000年,熊正良在《人民文学》(第2期)发表《谁在为我们祝福?》。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庭的生活悲剧,一个下岗母亲历经艰难,偏执地四处寻找做妓女的女儿的故事。这个家庭似乎是彻底崩溃了,无情无义的父亲,下岗并且有点偏执狂的母亲,做妓女的大姐,做广告模特儿的二姐,再就是无所作为的“我”。

这几篇小说的具体主题无疑有所差异,但都写到了当今社会底层艰难困苦的生活。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苦难”呢?这些“苦难”在小说叙事中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先来看荆歌的《计帜英的青春年华》。计帜英作为一个普通女工,生活不易,住在破烂不堪的屋子里,守寡的老母,死去的痴呆的哥哥,作为逃犯的男友,以及她历经多次人流,等等,这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普通女工的苦难史。但人物并不意识到苦难,所有这些都是客观化的生活,都被叙述人作为背景式的历史加以叙述。实际上,青春年华的平静和美好是被爱欲打破的。是主体的选择和爱欲的“谬误”引发了随后的生活变故。爱欲成为生活不幸的根源,但人物却是自觉沉醉于其中,爱欲与个性的合谋造就了苦难。

苦难的史前史就是一部狂热的性欲史,这部历史的主角怀着全部的激情充当了欲望的冒险英雄。象所有性欲史的主角一样,计帜英有着明显的性欲化标志:她长得白晰,惊人的白晰。一白遮千丑,在所有传统审美趣味范围内,“白”构成女人首要的审美效果,也是男性欲望化对象的显著标识。计帜英被设定为这样的角色,她的成长史主要是性欲成熟史。作为另一种性欲化的标识,计帜英的同伴姐妹张妍则是一目了然的欲望化对象。小说再三写到她出众的胸脯,她们躲在被窝里互相抚摸的准同性恋举动,关于处女的猜疑,关于张妍与车间主任偷情的推测,等等。所有这些构成计帜英(与张妍)青春年华的主导内容。随后“姐夫”与马科分别出现,前者使性欲史变得暧昧,而后者则使之变得冒险刺激。这也许就是荆歌的小说出类拔萃之处,那些叙事和人物性格都有一种内在动荡不安的张力,它们一点一点渗出,使生活发生转折,错位或者断裂。马科就是这样的破坏性人物,他轻而易举就把计帜英的暧昧的情爱史变成性欲的冒险史。马科从一名商人变成了杀人犯,杀人犯的身份远没有性欲冒险者角色重要,从新疆潜回计帜英家的马科,以一个逃犯的角色从事欲望化英雄的事业,他给计帜英的印象是“异样的感觉”,“既让她痛恨,又不可抗拒”。最后给计帜英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并不是贫病交加的物质生活,而是与性有关的交易。马科以五千元的价格,把计帜英出卖给一个陌生男人。这个结局当然可以读解为是精神破灭导致的后果,但在小说叙事的现实生活层面上,它依然是关于性的活动。作为一段“性史”,它在叙事层面上也就相当完满了。现在,苦难动机已经遗忘了,爱欲变成叙事的中心。作为苦难根源的爱欲其实是充满快乐的,苦难的本质已经失踪了,不幸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寻欢作乐的气息。

也许荆歌并不过分专注“苦难”,他的小说叙事历来关注性格与命运构成的反差关系,苦难只是他的那些扭曲的故事和性格依托的特殊语境。那么看一看熊正良的《谁在为我们祝福》,苦难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小说的主人徐梅确实陷入苦难的境地,她的苦难与悲惨与其说在于女儿出去做妓女,不如说在她寻找当妓女的女儿的过程中。女儿当妓女并不是出于生活所迫,这与旧社会被迫卖到窑子里不同。根据现实的实际情形也很难把年轻女人做妓女这件事描述得苦难兮兮的,它要构成母亲的痛苦根源似乎也有一些勉强,熊正良当然清楚这一点。在这个时代,什么是母亲的痛苦呢?也许熊正良在小说叙事的开始阶段,可能会认为女儿做妓女这件事已经足够提供一个苦难的情境,但在他的叙述进程中,他不断地给母亲的苦难加码,“寻找女儿”的行为使这个母亲失魂落魄,生活破碎不堪。但女儿不断逃离母亲的视线,痛苦的不是做妓女的女儿,而是妓女的母亲。母亲痛苦的根据是什么呢?这正如在前现代时期(或现代初期),逃婚的女儿并不痛苦,她们被描述成寻找到个人的幸福而逃离了封建家庭的迫害;但母亲的痛苦却很实在,却很真切。母亲难以接受女儿同一个不负责任的男子私奔这一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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