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宗教改革：对中国西欧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对中国西欧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以近十年来关于英国宗教改革研究为例

缘起

中国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既古老又新鲜，因为圣公会的进入中国早在1844年即开始，差不多20年以后，这个教会就开始在中国扎下根来，当时的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已经就对宗教改革做了阐释，但是令人遗憾的，这个教会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的主流，在中国的基督教派中，其不如天主教来到中国那么早，也不如路德宗如此普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就如同于公理会一般，因此，中国的历史学者对英国宗教改革长期的遗漏也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的历史学者对于西方宗教的研究最早实际上是出于以下的两个目的：近代以降，西方入侵中国，西方的宗教作为入侵者的一种工具，因此，有必要追根溯源；在意识形态和史学思想上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念，认为宗教对于西方来说，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以前，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因而，研究这一段时期的西方宗教，可以跟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指导思想更为贴近，并且可以借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理解西方。

但是，这仅仅限于马克思所注意的西方宗教的几个方面：中世纪教会的情况（对民众的压迫与愚弄）、经院哲学（往往被理解为是荒谬且不可理喻的）、宗教改革、启蒙时代对宗教的批判。其中，宗教改革被认为是人民反抗教会权威的运动，而且往往与农民战争结合起来，因而很明显的，只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与之关系甚大，加尔文的改革就稍差一些，而英国的宗教改革，简直是乏善可陈：没有惊心动魄的农民战争，更何况保留了旧教的许多陈规陋习，因而被认为是“不彻底的”，长久以来就被富有激情的中国历史学家束之高阁。

真正愿意坐下来以学术姿态对此问题加以探讨的人乃是蔡骐，其在1997年出版的《英国宗教改革研究》可以说开创了对英国宗教改革研究和认识的新开端，蔡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就对过往的认识表示了遗憾；认为过往的中国历史学者“视野的宽度不够，”“大多数学者把研究范围局限在亨利八世时期”并且“对英国宗教改革研究的深度”“受教条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分析与描述上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倾向，政治上的定性代替了实事求是的学术分析，生动丰富的历史被简单化为一些枯燥乏味的概念法则”，这一切的结果当然会导致“研究无法深入下去”。

蔡在其文中承认对都铎王朝历史的研究和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在西方是显学，而中国学者由于思维定势和史学理论的桎梏，对这一点极为忽视，甚至可以说是闭目塞听。但是蔡很明显的充分利用了西方学者的论述，诸如G·R·埃尔顿的《都铎王朝改革》、阿特金斯的《都铎王朝治下的英格兰与威尔士》还有彼得·盖伊的《都铎英国》这些书都被介绍进来，并且为以后进行这一研究的人所借鉴和取法。可以毫不夸张做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大陆对英国宗教改革真正在学术上的研究，是由蔡骐开始的。

对于时间的断限

蔡骐在其著作《英国宗教改革研究》中指出，旧时的大多数学者仅仅把宗教改革作为是亨利八世一个朝代的事情，而蔡骐则将时段大大扩展，把时间断限定为“1259年亨利八世改革议会的召开，至1571年《三十九条信纲》的颁布。”，从这以后，凡是所有关于英国宗教改革的论文，都以此作为时间断限。这样，就开始有了研究爱德华六世时代的改革和研究玛丽一世时代的天主教复辟，还有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宗教宽容的确立期，都可以纳入到宗教改革的领域中去。

这使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领域更加扩展，而且对于不同朝代的不同政策加以比较，也可以使研究更加深化，并且更富有多样性。但是，令人遗憾的，如果我们不再把英国的宗教改革仅仅是作为一个政治事件，而将其作为一个与整个社会的演变转化相关的事件的话，或者在详细一些，将其再加上宗教因素的话，那么，被称作“宗教改革之晨星”的威克里夫与现在被西方历史学者大为称赞《詹姆斯王钦本圣经》就不会被遗漏。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关注于政治事件，而将宗教以及社会生活放在了一个角落里。如果，我们能更多的考虑这个原因的话，即使认为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思想超越了他的时代，而不把1381年威克里夫英文版《圣经新约》定稿作为英格兰宗教改革的上限，那么英国宗教改革的时间断限，至少也应当像下划到《詹姆斯王钦本圣经》正式修撰完毕的1611年。很难想象一个缺乏宗教因素的宗教改革是什么样子，尽管不得不承认的是，英格兰的宗教改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上的权力之争和经济上财富的划分。

关于起因

非常有趣的是，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在西方，更多的偏重于亨利八世的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离婚所产生的各种后果，而在中国，则更偏重于天主教会在英国长期的恶行，其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乃是中国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认为英国的宗教改革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而西方学者则认为这是偶然的，而且很有可能不会发生的，或者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

现在的中国历史学者认为将宗教改革的原因只放在亨利八世的婚姻上是很具有局限性的，所以他们习惯按照一般的范式，寻找内因与外因。

典型的是烟台师范学院杨超于2001年5月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所发表的《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里面清清楚楚地将宗教改革的原因分为五点：

第一,英吉利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奠定了民族基础,提供了改革的推动力。

这一条其中包括：“民族国家反对任何外来的剥削压迫（即天主教会对英国的干涉）”、“民族国家支持王权,拥护国王的独立自主政策。”、“,民族主义震慑了英国内部的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宗教改革的迫切要求。

第三、威克里夫的思想与罗拉德派的活动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四、王权的强大提供了宗教改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五、有利的外部环境推动并保障了宗教改革的发生和发展。

几乎所有其他关于宗教改革的论文，在谈到英国宗教改革的原因都会谈到这几点，如太原师范专科学院的周强在2000年第1期的《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上，只是对上述说法变换了措辞而已，仍然没有跳出这个范围。不过，其在文章的开头追述了宗教改革以前的英国教会一章，作为历史渊源，其主要内容可以简单的概括为：英国早已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深受封建王权和教权的双重压迫，而且王权与教权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

2005年，福建师范大学的马亮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英国都铎王朝宗教改革研究》，这本长达106页的论文试图从各个角度论述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宗教改革，包括社会经济和社会观念的讨论，在其中，他提到了异端与人文主义对英国宗教改革的影响，这其实与蔡骐在1997年所出版的《英国宗教改革研究》这本著作中的第一章第三节“异端与人文主义”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其将其拆成了“改革的异端传统”、“人文主义与新教学说”这两节，令人好奇的是，在这篇文章的参考书目中，只刊列了蔡骐的两篇关于英国宗教改革的论文，即《论宗教改革时期英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科社版，1996年第6期）与《英国爱德华六世宗教改革述评》，（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科社版，1997年第5期），并没有提供《英国宗教改革研究》这本书作为参考书目。

另外还有赵林于2007年4月所出版的《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进》中第二部分的第三节，也承袭了上述的观点，但是赵似乎更加重视英国的民族意识的发展，认为“亨利八世时代的英格兰人对于他们的宗教状况和文化状况基本上是满意的,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插曲, 他们本来是不会进行宗教改革的。但是, ‘当时国民生活中有一个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它后来成为亨利得到支持的基础。这就是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发展———一种英格兰属于英格兰人的感情, 要激发这种感情来抵制无论来自何处的一切外国侵略, 实在是易如反掌。’1”赵的思想与其它人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亨利八世时代的英格兰人对于他们的宗教状况和文化状况基本上是满意的,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插曲, 他们本来是不会进行宗教改革的”这似乎预示着赵从某种程度上认同英国的宗教改革是一场偶然的改革，但是，在下文中，他接着写道“在这场看起来是由于偶然事件( 离婚) 而引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背后, 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这就是英格兰人民对于罗马教会一贯采取的盛气凌人姿态和教皇的狂妄傲慢行为的潜在的反感。”这就又回到了杨超在《论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中的第一条。

但是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事件，总是作为直接原因而出现，而对于西方学者来说，由于其而导致的王位继承问题，以及由此以来所凸现出的王权与教权问题，才是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2作出这俄个论断是很自然的，因为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很明显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其表现必然是由国王一手推动，而只是单纯由民众对教皇与教会的厌恶和愤恨，只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属灵上的宗教改革。

有意思的是，尽管西方学者有意识地提出了英格兰与德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如北欧诸国所进行的宗教改革有着极大的区别，并且试图分析其原因，但是中国的历史学者似乎并不愿意将其扩大出英国的范围。仅仅举出一个例子：那就是是

1单引号的部分是赵林引自威利斯顿·沃尔克的《基督教会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 第454 页。

2美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297 另由G·埃尔顿主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卷二中提到“民众自发的愤怒并未给离婚带来多大的帮助”当然它也承认政治的因素是其基本，但是又说“当国王站在教会一边时，教会是安全的……亨利想要离弃凯瑟琳的重要之处在于，国王因此又叫教皇的保护者成为了教皇的头号敌人，这样他就把英格兰人反教皇和教会的情感爆发出来”阿克顿的《近代史讲义》中第六节“加尔文与亨利八世”中认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不是来自于宗教，而是国王对婚姻的敌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