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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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
第一辑修身篇--自修求强,自己做主
“诚、敬、静、谨、恒”是曾国藩的修身五字。
修身,须以“诚”为本,要忠信、不欺,戒除浮躁之心,加强修养,做谦谦君子;要淡泊、豁达、宽容、勤俭、廉洁、忍让、恭敬,方能游刃有余,铸造精神,升华价值。
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之业。
致沅弟:至于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原文】
沅弟左右:
二十七日接二十一日来信,俱悉一切。
弟辞抚之意如此坚切,余二十二日代弟所作之折想必中意矣。
来信“乱世功名之际尤为难处”十字实获我心。
本日余有一片,亦请将钦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简大员。
兹将片稿抄寄弟阅。
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
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
弟向来倔犟之气,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
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巢县既克,和、含必可得手,以后进攻二浦,望弟主持一切,函告鲍、萧、彭、刘四公。
余相隔太远,不遥制也。
顺问近好。
国藩手草。
弟公文不宜用“咨呈”。
用“咨”以符通例。
同治二年四月廿七日
【译文】
沅弟左右:
二十七日接到贤弟二十一日的来信,所有情况都已知晓。
既然贤弟对于辞去巡抚之职的决心如此坚定迫切,那么我二十二日代你写的奏折也一定符合你的心意吧。
你来信中说“乱世功名之际尤为难处”,这十个字实际上说出了我的心声。
今天我有一片折子,也是请求把钦篆、督篆这两官位分出一席,另外选一名大的官员来担任这一职位。
现在将稿子抄给你看。
我们两兄弟要常存一颗兢兢业业的心,将来如能遇到机会,就能抽身而退,这样才可以善始善终,这样应该能避免犯大的罪过了吧?
至于担当大事,全凭“明强”二字。
《中庸》中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其要点就是要使愚蠢变为贤明,柔弱变得坚强。
弟一向本性很倔犟,不可因为处在高位就立刻去改变。
要知道凡事没有倔犟的志气是做不成的,没有刚毅的性格也不能成大事,即使是修身齐家,也必须以“明强”二字作为修身的根本。
巢县既然已经攻破,那么和、含等地也一定能够到手。
日后进攻二浦,希望你能够自己主持大局,并写信给鲍、萧、彭、刘四位将军。
因为我离你太远,不能遥控指挥你。
顺便问候近况可好。
国藩手草。
贤弟的公文不应该用“咨呈”来写,用“咨”才符合通例。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解读】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使自己做成大事,内心决不能缺少一股倔犟的精神,这一点很重要。
在生活中,人人都想争强,因为都有血气。
但遇到挫折,有人立即脆弱成一摊烂泥,望天长叹,退步不前。
曾国藩终生的信条是:欲成大事,“明强”为本。
曾国藩在给沅弟的信中强调《中庸》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要点就是要使愚蠢的变得贤明,柔弱的变得坚强。
其意是说,一个人要想在困难面前成为一个强者,光
有勇气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一定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从“明智”的“智”字做出来。
这个“智”可以是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也可以是不畏困苦的毅力,或者是另辟出路的智谋。
只要能够自始至终都不屈服顺从,而不是一味强硬地去做,那便是明智之举。
譬如:子路问:“什么叫强?”孔子从容不迫地回答:“有南方的强,也有北方的强。
南方的强,意指用宽容柔和的精神去教育人,面对蛮横对待也不报复,这是君子的强;用兵器甲盾当枕席,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不退缩,这是北方的强。
”所以说,和顺而不随波逐流,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政治清明时不改变志向,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正的强。
以勇士北宫黝为例,北宫黝肌肤被刺不退缩,眼睛被戳不逃避,不但如此,北宫黝既不受平凡小民的羞辱,也不受大国君主的羞辱,听到斥骂的声音一定反击。
这种勇气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是外发的,这种人有某种体格或武功上的卓越之处。
再以孟施舍为代表,孟施舍对待不能战胜的敌人,就像对待足以战胜的敌人一样,即使自己的兵力比别人少,但士气高于对方、内心坚定,就一定可以打败对方。
孟施舍认为,必胜的秘诀就是无所畏惧,这种勇气是内敛的,很不容易做到。
像北宫黝、孟施舍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强者了,但是曾子这个人只要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对的,那就会“虽千万人,吾往矣”,即使面对千军万马也不畏惧。
由此看来,北宫黝只是好勇斗狠之辈,而曾子则被后人奉为“宗圣”。
空有血气之强的勇士,仍是远远不及拥有明智之强的儒者。
因此,曾国藩作为曾子的后人,以自身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
在曾国藩的思想中,认为“思必明,柔必强”。
从孔子对南方之强的见解来看,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是以道德的实践者为真正的强者。
此外,曾国藩在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一日,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也写道:强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明强二字断不可少。
但是强字必须从明字做起,然后始终不屈不挠。
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实际后果来验证,这时候再俯首服输,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
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易要强。
再者,我们正处于鼎盛的时候,属员在外,气焰嚣张,言语放肆,往往令人难以接近。
我们如果一味强劲,不稍稍收敛抑制,那么属员仆从就会闹出大祸。
由此可见,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
曾国藩的个性,就意志方面来讲,也是很坚强倔犟的。
从曾国藩的诗文和军事生涯中都可以看出他意志坚强,并非懦弱之辈。
他的诗文,很少有意味平淡之作,而多豪言壮语,雄奇之气溢于笔端,坚强的性格跃然纸上,如他30多岁做京官时作的一首诗: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刬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在书法方面,曾国藩不喜欢纤弱阴柔的字,而喜欢强劲阳刚的字。
他说:“杜陵言‘书贵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论。
”字体硬而瘦,正是阳刚风格的一种表现,俗话说:字如其人。
写字虽是小事,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
有些善于识才的人仅凭一个人的字,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
致沅弟:凡郁怒最易伤人
【原文】
沅弟左右:
内疾外证果愈几分,凡郁怒最易伤人,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说。
人之忌我者,
惟愿弟做错事,惟愿弟之不恭。
人之忌弟者,惟愿兄做错事,惟愿兄之不友。
弟看破此等物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气反愈平和矣。
同治三年五月廿三日
【译文】
沅弟左右:
内疾外症,果然好了几分。
凡属抑郁发怒,最伤身体。
我有过错,弟弟尽管可以一一直说,不要埋藏在心里。
凡是嫉妒我的人,都希望我弟弟做错事,只愿我弟弟对我不恭敬。
而嫉妒弟弟的人,则希望为兄做错事,只想我们兄弟不和。
弟弟如果看破了这种世态,便会知道世道的艰险,那么心里就会自发地克制自己的忧郁,而心境也会反转为平和。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解读】
曾国藩一生经历了很多逆境,来自官场内部的忌刻,疑谤和攻击,多于来自同僚的真枪实弹。
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的性格。
曾国藩对弟弟们常说,“忍”是走出逆境的良方。
弟弟曾国荃在湖北的巡抚衙门失了火,他说对外只能说是仆人不小心失的火,不可怀疑匪徒或仇家纵火。
如果大惊小怪,胡思乱想,就会节外生枝,增加许多仇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处之泰然,行若无事。
此外,曾国藩认为“忍”也是保养身体的重要因素。
他说:“凡郁怒最易伤人。
”他主张养生以少恼怒为本,要少恼怒就必须忍。
他的弟弟曾国荃脾气十分暴躁,身体也不好。
他在信中提醒弟弟:“凡是属于抑郁发怒的情绪,都最伤身体。
弟弟性格十分偏激和暴躁,这恐怕就是导致患有内疾外症的原因。
”所以要他修心以忍耐为主。
古往今来,成大事者都善于忍耐,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
三国时期诸葛亮侮辱司马懿的故事可谓人人皆知。
诸葛亮六出祁山时,驻扎在五丈原。
而司马懿自知不如诸葛亮有智慧,就采取拖延的战术而不肯出兵。
于是诸葛亮就派人将一套女人服装送给司马懿,并写了一封信说:“如果你不敢出兵,就要恭敬地跪拜在地上接受投降;如果你还有些羞耻心,有点男人的骨气,就要立刻回信,答应出兵迎战。
”司马懿看完信后,十分气愤。
但是他却忍了下来,依旧坚守不战。
没过多久,诸葛亮的将士又到营帐前来送战书,司马懿便问道:“你的主公近来可好?”将士则回道:“主公每天都军务在身,非常繁忙,只是有时候饭吃得少了?”司马懿听后,暗喜。
在他看来,诸葛亮现在吃饭少,肯定撑不了几天。
结果正如司马懿所料,没过多久,就有人报信说诸葛亮因劳累成疾,病死帐中。
而司马懿则没伤一兵一将,不战而胜。
这便是“忍”的结果。
正如古人所说:“必须能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触犯和忤逆,才能成就别人难及的事业功名。
”
曾国藩十分明白这一道理,所以他对弟弟说:生活中,如果我有过错,弟弟一定要直言给我指出,而不要自己深藏在心里,这样时间长了会生出病来。
还有,作为官员,会有很多人都嫉妒我,而且还希望弟弟做错事情,希望弟弟对我不尊敬。
而嫉妒弟弟的人,则希望哥哥我做错事情,如此来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导致我们不和。
所以,弟弟一定要看破这世态,这样你就知道世道的险恶,而就不会凡事都忧虑和发怒,心境也会变得平和起来。
事实如此,生活中总会存在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地去挑拨离间,而且斤斤计较得理不饶人,甚至会为了一点利益跟别人大打出手。
所以,这种人是难以成就大事的。
而如果这些人都能看破这些人情世故,那么就会如曾国藩所说:“知道世上道路的艰难,那么内心就会更加抑制畏惧,心气反而会更加平和了。
”
致沅、季弟:满招损,谦受益
【原文】
沅、季弟左右:
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
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言亦平,温雅,远胜往年傲惰气象。
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
”星冈公曰:“尔之官是做不尽的,尔之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做,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
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辨足以饰非,曰谓已有天命,谓敬不足行,皆傲也。
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傲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惰字。
昨日徽州未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既败之后,余益加猛省,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余于初六所发之折,十月初可奉谕旨。
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即须成行,兄弟远别,未知相见何日?唯愿两弟戒此二字,并戒后辈,当守家规,则余心大慰耳!
咸丰十年十月廿四日
【译文】
沅、季弟左右:
沅弟因我批评指责的信,痛加引咎自责,害怕陷入危机,而想走上谨言慎行的道路,能够这样做,一定是弟弟终身得福的好事,也是我家的幸运,季弟的信也是平和温雅,比往年的极具傲慢之气强多了。
我在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入翰林院庶常馆。
十月二十八日早上在屋阶前侍奉祖父星冈公,并请教他说:“这次进京城,请求祖父给予教导训示。
”星冈公说:“你的官是做不完的,你的才能是好的,但是不要骄傲自满。
满招损,谦受益,你如果不骄傲,就更好了!”这个遗训还没多远,到现在还如同耳提面命,回响不断。
现在我用这段话告诫两位弟弟,总以去掉傲字为第一重要。
唐虞时代,有个叫丹朱的恶人,傲慢;有个叫象的人也傲慢;桀纣的无道,说自己能力强,可以拒绝一切忠言,能言善辩,可以粉饰一切过失,说自己的命运受之于天,说敬重不必实行,这些都是傲的表现。
我自从八年六月再次出山,便努力戒傲,以改正自己没有恒心的毛病。
近来又力戒惰字。
徽州战役没有失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点自以为是;失败之后,我就更加深入反省。
大概军事上的失败,不是傲就是惰所造成的,二者之间一定占有一方面。
达官贵人家的失败也如此,不是傲就是惰,二者必占其一。
我在初六所发的奏折,十月初可接到圣旨。
我如果奉旨被派往外地,十天之内便要起程,兄弟远别,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相见呢?唯一希望的是两位弟弟戒傲戒惰,并嘱训诫各后辈子孙也戒这二字,遵守家规,那便是我心中莫大的欣慰了。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解读】
曾国藩为官多年,一直遵循祖父星冈公的训诫:满招损,谦受益。
因而他为人谦虚谨慎,无论对上级还是对手下,丝毫没有半点傲慢的样子。
也正是因为他这种谦虚谨慎的美德,他才能在官场上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于不败之地。
在曾国藩看来,无论军事失败还是达官贵人家的落魄,都是因为骄傲和懒惰其中一点所造成的,所以他认为去掉傲字为第一重要。
同时他还认为不论是聪明绝顶者,还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欠缺的,不可能完美无缺。
相反,愚笨至极的人也有可取之处。
本着这样的想法,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
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自己有什么疑难问题,都让幕僚出高招、献良策。
湘军攻占金陵后,朝野官绅奔走相告,曾国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见向他庆贺的人,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同样意思的更是不计其数。
但大体都是官样文章,无非说一些“英谋才略、戡定大乱”之类的话。
曾国藩自然不会认真。
可是,有一封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规于颂的书信却引起了曾国藩的极大兴趣。
上书人开头讲了曾国藩一介书生竟能空拳与太平军相斗,号召学生子弟忍饥转战,备历艰阻但百折不回,终于成就大功的过程。
文字简练有力,说到了曾国藩的心里。
书信的最末一段尤其让曾国藩掩卷沉思:两江总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管辖治河、漕运、盐法、水师等常人难以处理的事。
国家和平时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体、可以信赖又有魄力的人才能担此重任。
现在江南哀鸿遍野,西方各国又张开大口,群相逼伺,狡黠不可测度,如果没有安内攘外的本事,没有戡大乱于未萌的才能,后果不堪设想。
曾国藩读着读着,不禁为上书人所叹服。
更让曾国藩警觉的是,自己位高权重,应该时刻保持谦逊,切勿因功自傲。
曾国藩之所以成大事,有一条重要的秘诀就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这与曹操的名言“吾任天下之智力”的意思差不多。
可以说,曾国藩是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
他胸怀广大,心平气和,从不居功自傲,看上去就像一位老儒。
凡是有人向他进言,对的就采纳,不对的他也不予以辩驳。
他在安徽祁门时,在官署衙门里设置了一个信箱,上书告示:“本部堂示:凡言本部堂之过失、文武官之贤否、军士之骚扰者,投此桶内。
不收词讼,投者焚之。
”到了晚上,曾国藩就取出来审视,其中不可行的就搁置一边。
凡是读书人来求见的,不论是进谏还是来求职,曾国藩没有不见的。
李鸿章曾经直言他的老师,说他“懦缓”,即做事胆小、谨慎太过、迟缓、效率低下。
曾国藩并不怪其无礼,而是欣然表示同意。
曾国藩行为不傲,与祖父星冈公的教导有关。
曾国藩离家进京之前,他侍奉祖父于阶前,向祖父请示:“此次进京,求公教训。
”星冈公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能是好的,但不可傲。
‘满招损,谦受益’。
”这段话对曾国藩影响很深,多年以后,他回想到这,仍如同“耳提面命”。
曾国藩为官不傲,也与自己在官场上的磨炼有关。
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责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他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
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犟,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
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
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笔。
《尚书·大禹谟》曰:“侮慢自贤,反道败德。
”以自满对己,则止步不前;以自满待人,则贵己贱人,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
自满者必自贵,自贵者必贱人,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尊重,就不能建立起和谐的关系。
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就必须打掉傲气,谦逊待人。
谦逊就是对自己的短处和不足有高度的自觉,永远以自己的短处和他人的长处相比较,虚心向他人学习,以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
自满自足的人总是只见自己的长处和他人的短处,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好,而别人一无是处,于是自高自大,瞧不起任何人。
而谦逊的人能发现他人的优点,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
谦逊作为一种美德,既能在人际交往中体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又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
不但做人要谦虚谨慎,为官更要戒除傲气,虚怀若谷,采纳他人谏言。
位高权重并不代表自己一定强过手下之人。
只有虚心纳言,才能聚众人所长补己之所短,为国家出力。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曾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
试想如果项羽不是刚愎自用,能戒除傲气,虚心纳言,在鸿门宴中杀了刘邦,那历
史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写法!刘邦若不是听取三杰的谏言,又如何能得天下?可见,骄傲自大的人难以成就大事!
骄傲是军事上最忌讳的。
诸葛亮挥泪将骄傲自满的马谡斩首,只因为马谡自恃熟读兵法,满于厚重的兵家书卷,不听取他人的良言,最后失守街亭。
要知道,作战兵法多变神奇,又怎能因饱读诗书而满?可谓人满则亏,物无止境!
官宦之家,因为手中有权有势,而比别人多了些许优越感,所以做起事情来,常常不会顾及很多,更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
言谈举止则会表现出张扬和蛮横,处处给人一种仗势欺人的印象,时间长了,就会养成一种傲气和惰气,衰败也会逐渐显现。
因此,曾国藩写信给弟弟说,做官和做人一定要力戒骄傲和懒惰。
告诫他们唐虞时代,丹朱就是傲慢的典型例子。
真正有学问的人,则从不自满。
譬如,古代圣贤孔子可谓知识渊博,但他却从不自满。
他始终教导自己的学生:“满招损,谦受益”。
一天,他带着弟子子路去参观周天子的太庙,在那里他看到一个外形很精巧的陶器,就问看庙的人:“这叫什么陶器呀?”看庙的人则回道:“这是放在座右的欹器。
”
孔子听后,则说:“这个欹器,我听说如果装满水,它就翻倒;如果空着,也同样倒下。
只有把水装得正好,它才能立着。
是这样吗?”看庙的人回道:“是的,先生说的话没错。
”
于是,孔子就叫子路取水来试验一下,结果确实如此。
这时候,孔子叹了一声,说道:“世界上哪有‘满’了不倒的呢?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这里面一定有深刻的道理啊!”
子路听后,也似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问道:“老师,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不倒吗?”
孔子则说:“不能自满啊!这和做人是一样的道理。
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就要谦虚而恭敬,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一个富贵的人,要勤俭节约,财产才不会减少;为官的人要勤于职守,不能懈怠;做学问的人,则更要听取别人意见,不要固执己见。
我想这个放在座右的欹器大概就是要告诉人们这些道理吧!”
孔子一生就是因为受到这个欹器的启示,所以从不自满,直到晚年,他还说:“如果能够让我多活几年,多读点书,那么我就可能知道得更多些,犯的错误也会更少些。
”
由此可见,古代圣贤如此,何况我们现今的人们,更应该明白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
曾国藩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处处自谦自抑,扬人抑己,虚怀若谷,无论治军还是公示都以谦字为先,从不与人争夺功名,贪图权势。
相反,他还主动请求减权。
正是这种谦让退却的态度,使曾国藩保身有道,安享晚年。
所以说,一个人要想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或者是每天都有进步,那么就要常有一颗谦虚之心。
致沅弟:咬定牙根徐图自强
【原文】
沅弟左右:
十四、十五六日接弟初十日函,十二日酉刻及四更二函。
贼已回窜东路,淮、霆各军将近五万,幼泉万人尚不在内,不能与之一为交手,可恨之至!
岂天心果不欲灭此贼耶?抑吾辈办贼之法实有未善耶?目下深虑黄州失守,不知府县尚可靠否?略有防兵否?山东、河南州县一味闭城坚守,乡间亦闭寨坚守,贼无火药,素不善攻,从无失守城池之事,不知湖北能开此风气否?
鄂中水师不善用命,能多方激劝,扼住江、汉二水,不使偷渡否?少泉言捻逆断不南渡,余谓任逆以马为命,自不肯离淮南北,赖逆则未尝不窥伺大江以南。
屡接弟调度公牍,从未议及水师,以后务祈留意。
奉初九、十三等日寄谕,有严行申饬及云梦县等三令不准草留之旨。
弟之忧灼,想尤甚于初十前。
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
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