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

人文关怀，一般认为发端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其核心在于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尊重人的理性思考，关怀人的精神生活等。

在思想政治工作视野中，人文关怀是指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关心人丰富多样的个体需求，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具体来说，包括层层递进又密切相关的几层涵义：1、承认人不仅作为一种物质生命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存在。

2、承认人无论是在推动社会发展还是实现自身发展方面都居于核心地位或支配地位。

3、承认人的价值，追求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统一、作为手段和目的的统一。

4、尊重人的主体性。

人不仅是物质生活的主体，也是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主体，因而也是改善人的生活、提高人的生活品质的主体。

5、关心人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

不仅关心人物质层面的需要，更关心人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不仅创造条件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享受需要，更着力于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需要的满足。

6、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自由、积极、主动的发展，而不是由外力强制的发展；是各方面素质都得到较好的发展或达到一定水平的发展；是在承认人的差异性、特殊性基础上的全面发展，是与个性发展相辅相成的全面发展。

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

一句话，人文关怀就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

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素为人们所关注。

学术界众说纷纭，主要有如下观点：（1）与政治伦理紧密联系，重视现实的人生，着眼人际关系的处理；（2）以人为思考中心，现实生活与道德理想相统一，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意识；（3）有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强调对立统一，阴阳五行和宇宙生成论是古代辩证思维理论的骨架；（4）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有以气一元论为基础的辩证自然观，宇宙生成论与宇宙本体论相统一；（5）具有博大的系统观，把世界既看作整体又看作过程，有求统一的思维方式；（6）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哲学成为儒家的奴婢，崇尚经典，述而不作；（7）天人合一思想是发展的主线；（8）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9）哲学与宗教浑然同体；（10）形式逻辑和认识论不发达，思维以直觉为主；（11）轻视生产和自然科学；（12）重和合，主张向内凝聚，强调对立面的同一性，忽视斗争性；（13）有始终如一的先王观念。

以上概括，是论者们经过认真思考而得出的，各有其合理性。

不过，由于论者各自的素养、经历、视角不同，所以结论不大一致，有的甚至截然相反。

其中，有的从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着眼，抓住了它的总体特征。

有的则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的某方面，如本体论、认识论、范畴、逻辑结构等入手，条分缕析，得出有一定根据的论断。

但是，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的特征，不足以代表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全貌。

中国古代哲学的总体特征，应该是能代表炎黄族类精神生活的、贯穿中国古代社会始终，表现于大多数哲学家思想、区别于别的族类的哲学特质。

其中，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最重要的。

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有如下特点： 第一， 着眼伦理本位。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跨入文明的门槛时，保留了氏族制的残余。

统治者利用氏族血缘观念和亲情关系，发展了宗法制。

宗法制在西周已经完备，成为社会结构的稳定因素之一，影响了此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

生长于宗法氛围中的中国哲学，必然以孝悌的伦理关系为依据，并着眼于解决宗法伦理问题。

历代哲学家谈天说地论人，始终带浓厚的伦理色彩。

无论是汉代董仲舒讲天有善善恶恶之心，“天生五谷以养人”，还是宋代程朱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天理人欲之辨，都是将自然和社会伦理化。

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教，北宋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更是浸透了伦理精神。

以“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哲学的儒家修养论和认识论，完全是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

道家希望不为境累，不为物役，绝圣弃智，洁身自好，实际上是以对自由人格的追求，表达对实现个体价值的向往。

佛家宣扬万法皆空，了无自性，慈悲为本，普渡众生，以劝善惩恶为旗帜，仍不脱尘世间伦理的框架。

法家高唱人皆“用计算之心以相待”（《韩非子·六反》），被人评为“非道德主义”，而实际上，“醇儒”董仲舒宣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却源于大法家韩非。

“三纲”与“五常”（仁、义、礼、智、信）相配，成为封建社会伦理精神的核心。

可见，法家思想也颇具伦理色彩，且与儒家伦理是相补相融的。

上述诸种思想在历史过程中，相互影响、渗透、交融，最终凝聚为中国哲学鲜明的伦理特色。

第二， 关心现实政治。

中国哲学家热衷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各家各派都“务为治”（《史记·太史公自序》）。

儒家对“克己复礼”的提倡和实践，便是以政治理想制约个人的欲念。

孔子的学生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孔子推崇“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境界，表现了深沉的历史责任感。

汉代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鼓吹天人感应，是为了使封建统治“传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

宋代理学家大讲“理一分殊”，存天理、灭人欲，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横渠学案》）。

墨家学派忧世风日下，患民生多艰，要遵道利民，最终尚同于天子。

这些都反映了哲学家们热心政治，其学说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

道家的老聃和庄周，向往小国寡民，绝圣弃智，视功名如粪土，希望逍遥于“无何有之乡”，是以消极的形式，从反面表达了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关注，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张目。

法家主张用强力统一天下，为“圣人执要”出谋划策，更是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

佛教传入中国后，几经较量，最终被迫向本土文化靠拢，宣扬诸如“孝子报恩”之类的思想，为现实政治效力。

经过历史的淘洗，处于民族文化深层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精神，以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心理和责任感。

古代哲学家倾心于现实政治，反映出中国哲学学用一致，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但是，对现实政治的过分依恋，消弱并影响了中国哲学的思辨色彩，而且，往往造成哲学被政治利用，成为政治的婢女。

第三， 高扬主体意识。

中国哲学有追求“天人合一”的传统，把发挥主体能力，以便与“天”一致，看作精神境界的升华和完善。

以人为核心，天地人相参是哲学家一贯的主张和理想。

儒家“三纲八目”的修养论，“正己”就能“正人”，“成己”就能“成物”的言行，都是事在人为的一种哲学表现。

孔子讲“为仁由己”，“人能弘道”，相信通过主观努力，可以成就“仁”的品格。

宋儒说，天理人欲此进彼退，革得一分人欲，便复得一分天理。

如果用哲学眼光，从主客体关系考察这一思想，便可见到，对主体意识的弘扬，是其理论的立足点。

法家沉醉于杀敌报国，立功受奖，靠个人的努力，争得人生地位，实现自身价值，体现出对主体能力的确认。

墨家认为，人人发扬兼爱之心，实现互利之法，就可走向天下尚同的正途，充分表现了对人的能动性的信赖。

道家执著于道的追求，精神的解脱，是以对主体意识的承认为根基。

佛教教人六根清静，以无念为宗，一心向佛，如果没有对主体能力的信任，是不可能进入“涅槃”之境的。

第四， 富于辩证思维。

中国哲学讲求对立前提下的和合统一。

儒家讲“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事物发展的变化的连续性和合理性。

而变化发展的根源，在于阴阳的此消彼长，刚柔的相互激荡。

“一阴一阳之谓道”，便是最好的理论概括。

《老子》描述了动静、高下、强弱、先后的相联相对，相反相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发展序列中，道运行而已，“周而不殆”。

韩非道理相应的规律论，把事物的辩证发展看作内在规律。

他既承认“法术之士与当途之人，不相容也”（《韩非子·人主》），“冰炭不同器而久”，“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韩非子·显学》）又认为茅盾对立的双方可以“形名参同，上下和调”（韩非子·扬权）），可见是既讲对立又讲统一。

佛教一多相摄，四谛圆融，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命题，无不深蕴对立同一的精义。

第五， 强调整体观念。

中国哲学孜孜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

哲学家处理问题，总是“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淮南子·要略训》），以便“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淮南子·主术训》），使万物万物各得其所。

君主执政施教，也是“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淮南子·泰族训》），使天地人“贯而参通之”，从整体考虑问题，而不执著于一偏。

整体观念表现于政治领域，是“春秋大一统”的官念；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个人、家庭、国家不可分割的情感；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兼收并蓄、合而不同的宽容精神；在军事领域，表现为“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的战略思想；在伦理领域，表现为顾全大局，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

诸如此类，构成了我们民族集体至上的思维趋向和共同心理，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起了重大促进作用。

不过，在一定条件下，在客观上也压抑了个人的发展。

政治领域国家至上的意识，曾被封建统治者利用，作为要求劳动人民做出无谓牺牲的口实。

整体观念表现于思维方式，导致认识上的模糊性。

第六， 偏重直觉思维。

中国古代哲学家在认识事物、分析现象、建构体系时，往往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出发，凭直觉办事。

传统的“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途径，是通过对内心世界的自我反省，道德境界的自我提升，去证悟人之善性，在主体的精神领域内完成天人合一的朱任务。

宋儒对“一旦豁然贯通”的追求和体认，就是一种典型的直觉思维。

从思维类型及方法来看，古代哲学家认识事物、建立体系，是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类比和类推。

这些，都不是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系统得认识论范畴推演来实现的。

直觉思维的长处，是以经验为参照，从总体上把握对象，有时能体验、证悟出逻辑思维所不能揭示的意境。

缺点是不够严密，对对象的认识模糊而不明晰，其结论有很大的或然性。

第七， 流于经学态度。

古代哲学家往往以“代圣贤立言”而标榜，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因循守旧，缺少创新。

孔子“述而不作”的实践，就是经学态度的表现。

汉代儒学独尊以后，经学昌盛，儒生们案牍劳形，皓首穷经，并非为了新思想、新体系的创立，而是为了注解前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