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调查的理论与方法

刘锡诚

新世纪之初在全国开展的这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进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很认真，那里的领导者和主管者，有历史感和责任感。也与些地方进展的情况很不理想，只是从面上大家都知道的抓到几个项目，申报名录而已，并没有按照田野调查的要求去做认真的调查，大有走过场的可能。对于大多数参加调查工作的朋友来讲，方法问题是重要的一环，颇有探讨的必要。关于民间文学调查的理念和方法，我想谈四个问题。

第一，民间文学普查的理念和方法。

21世纪之初在全国开展的这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是一次文化普查，对文化部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回想20年前，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制定《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方案的时候，我去请文化部部长签字，批的是“文化部不管民间文学”。那时候的文化部，只管专业艺术和群众文化，民间文学是文学，不在文化部的视阈之内。我国的文化被分割成了一些小块块。所以我们工作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发布一个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

究会联合签署的文件，我们只好钻领导们的空子，当部长出差的时候，请主管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丁乔副部长签署的。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重要的是“文化”的理念变了。政府的“文化”理念变了。我国政府于2004年8月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接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术语和理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下面，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还是我国国务院及其文化主管部门的文件中，“民间文学”（oral traditions）都被列为第一项，在世界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也都是最基本的一项。但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普查手册》（修订版改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中规定的16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文学有其特殊性，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那次普查中，做得是比较认真而彻底的，深入民间“田野”收集记录了数量很大的民间文学作品，全国2000多个县（旗）以上的单位编印到资料本中去的约有635，704，666字。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事情。应该讲，在搜集记录作品上，与其它的七套集成（志书）不一样，因为其它的集成（志书）多数都是“志”，如戏曲志、曲艺志，而不是民间作品的调查、记录与编选，只有

民间文学是作品的调查和编选。时间刚刚过去了20年。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这次新世纪文化普查，对于民间文学来说，过去搞的不彻底的省区，还应认真进行一次普查，力求在这次普查中取得21世纪初在民众中流传与存活的口述文本，而对一些过去搞得比较认真、比较彻底的省区来说，更多地应当是一次“跟踪式的调查”。

民间文学是靠口头传承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嬗变。时代变了，民众对事物的认识、甚至他们的世界观，也随之发生着或快或慢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调查采录的文本，其所反映的，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民众的世界观和生存现状。我们今天再作民间文学的调查，不可能再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情景当中，“跟踪式的调查”就是对过去的调查再做一次调查，找到过去被调查过的人，请他们讲述过去讲述的故事（作品），通过我们今天的调查和搜集记录来的材料，来看民间文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而分析判断我国社会和民众的世界观20多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巨大变化。最近，我应邀到贵州黔东南的千户苗寨去考察那里民间文化的传承状况。文化学者张晓和张寒梅两姐妹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作的一个项目，它们做得很认真，也有成效。我在村里看到，千户大寨

里的适龄男青年，大多数（约有70—80%？）出外打工了，留守在寨子里的主要是妇女、老人、儿童。过去我们总是讲民间文化是农耕文明下的精神文化，但我们忽略了宗法家族制度和观念对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的深刻影响。过去，“礼俗”主要是靠男家、夫家及其当家人传承下来，现在不同了，则主要靠妇女来传承了，现在妇女所执行和传承的礼俗，主要是夫家家族的礼俗。过去男家的一些仪式是不许女子参加的，现在变了，因为妇女成了夫家传家和传礼的主体，所以妇女也不能不参与夫家礼俗的执行与传承了。礼俗和风俗、以至民间文学的这些变化，是社会结构巨变引起的，是谁也无法阻挡得了的。

2005年我应邀参与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普查手册》中“民间文学”这一章的起草。我在起草文件的时候，就强调了这次民间文学的要注意“跟踪式的调查”这一思想。这个思想借鉴了世界、主要是芬兰学者们的经验和理念，得到了其他参加讨论的学者们的赞同。我们从事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的人，大都是喜爱写作的文艺爱好者，具有两个共同性的特点：一个是不同程度地受到儒家思想的熏染，把民间文学看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要使它“登”上大雅之堂，就得改动；二是喜欢按自己的观念修改（实际上是篡改）老百姓

的口述作品，总觉得不识字或少识字的老百姓的观念和见识不高，文辞不雅，要经过他的改动使老百姓口述的东西与他心目中的想法一致起来。我们看到，经过他们改过的，都像是小文人给旅游景点的解说员们写的解说词，没有新鲜思想，没有思想个性和讲述个性，即没有讲述者个人的风格。这是两个“中国特色”的顽疾。通过“跟踪式调查”，对前后不同时间搜集记录的口述作品作比较，就可以看出中国老百姓的思想和作品在怎样变，在什么情况下变，世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多有意思呀，多有文化史价值呀！

还可以说一点我个人的最近的经历，也算是“跟踪调查”的个例吧。最近我在北京市参加了“北京童谣”的申报和评审工作，北京童谣的变迁不仅使我非常感兴趣，而且对学术方法有了新的体会。北京童谣在中国民间历史上来说，是非常有名的。我在研究“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过程中就发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一代大学者们，多少人都曾收集过北京的童谣呀，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位，著名的童谣“风来了，雨来了，和尚背着鼓来了。这里藏？庙里藏。一藏藏了个小儿郎。儿郎儿郎你看家，锅台后头有一个大西瓜。”就是他搜集的。我在梳理材料时发现，凡是时政类的歌谣，如今基本上不再传承了，例如八国联军进

北京的没有了，反对军阀的没有了，特别是描写社会生活方面的，例如反映童养媳的，女孩子出嫁要财礼的，婚姻问题的等等，这些极富时代特点又极富情趣的童谣，如今都不再传承和传唱了。现在还在口头上传承、传唱着的，不再是那些涉及时政的、有鲜明政治内容和强烈阶级仇民族恨的，而是那些知识性的、诙谐的、游戏的童谣了。例如“袁世凯，瞎胡闹，一街的和尚没有庙，不使铜子使钞票。”不再有人吟唱了，而《打巴掌儿的》现在则收入了北京市的小学音乐课本，小学生们唱彻大街小巷。这后一首北京童谣，林庚先生曾写文章说当年有12段，可是现在北京出版的一些集子里面、包括小学课本里面选的，却只有10段，有2段已经找不到了。这种“跟踪式的调查”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普遍，我们通过这种方法调查所得的结论，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们从北京童谣这一窗口，看到的是百年来北京从一个帝都城市到一个现代化都市的巨大变迁，不光是四合院改成了摩天大楼、小胡同变成了宽广的大街，也包括从世界观到审美观的变迁。

第二个问题，民间文学的“第二生命”问题。

把民间文学的自然生命认定为民间文学的“第一生命”，而把记录下来成为文本称做民间文学的“第二生命”，这个观点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已故芬兰学者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