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袁世凯

1.回首袁世凯

听老师说，清朝皇族后代最恨的就是袁世凯。说起也在情理之中，是他夺了清王朝的江山，灭了清王朝的希望。但我们也不能只注意到他错，毕竟我们都知道，成大事的古代帝王没有一个不狠毒的。

所谓“谋国者”既有老成谋国之义，亦有谋国之人的意味。简言之，袁世凯与三国时的曹操类似，于治世则为能臣，遇乱世则可为奸雄。而他人生的结局、选择，实则与曹操、刘裕、杨坚等人差相仿佛，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规律，他的未来也将是拨乱反正、一统中华，稳居一朝太祖的牌位。可结局似乎没有出现，但我们也不能一味的指责其错误。

那么当时到现在，为什么对袁世凯的评价都那么差呢。我个人觉得，主要是在中国主权问题上，袁世凯让中国人太失望，而且他的一些行为也令人发指。但他也确实曾为中国抛头颅，洒热血。

袁世凯为中国做得第一件是驻守朝鲜，袁世凯数度驻守朝鲜凡十二年，在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中，他有胆有识，有智有勇，竭力维护了大中国的利益。正是在朝鲜半岛的杯俎折冲，使他成为十八世纪中国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世人盖谓“小站练兵”使袁世凯崭露头角，其实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走入慈禧太后视野的根本原因。说他靠投机钻营而步入政坛，恐有失公允。

袁世凯最成功的应该是小站练兵吧。袁世凯小站练兵从中国军队近代化的角度来看，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和将领，加速了旧军队的淘汰。并且袁世凯编练的新军，在军制、兵种、官兵的

要求、训练与考核、奖惩、军事教育、军纪等方面，都同以往的军队不同，标志着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开始。所以，袁世凯及其新军在近现代军事史上的影响和历史地位不能否认。

其实，在革命的开始，袁世凯还是真心为了国家的，还是很有改革精神的。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说，袁世凯是清朝趋向改革和进步的高层官员中的第一人，他的一系列改革对中国的影响远超维新派。可以说袁世凯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还在李鸿章之上。而在政治上，袁世凯是虚君共和的头号拥护者。对于此时的袁世凯，我以为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

我觉得袁世凯最冤的恐怕就是向慈禧告密。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倾向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事机紧迫时，他不敢做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了密谋。因此并非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而是变法失败导致袁世凯告密。

在领土主权方面，袁世凯也做过许多努力。当然，我们对他镇压义和团感到无耻，但有时事情也许不是我们想的那样。袁世凯巡抚山东，公开宣布的是“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实则是遏制德军。他既要防止德国等列强继续入侵，又要防止民教纠纷引起教案，两者既有严格的区别，又有联系。外国的侵扰，引起人民的反抗，引起教案，而教案又往往为列强进行扩张、发动战争的藉口。因此他在山东

镇压义和团，更多的原因还是避免给与列强侵略的借口。袁世凯对主权观念非常重视。为了维护中国主权，他甚至愿意在山东与东北问题，开放部份权利给予列强，以换取主权的确保。他认为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和列强相抗衡，所以强调以和平谈判的手段，解决纷纠，建议清政府善用国际条约以规范列强在中国的行为。在列强中，他则选择争取英，美两国的支持，联手来对抗日俄在中国的野心。

袁世凯一生最令国人唾弃的非签订二十一条莫属了。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二十一条的起因是辛亥革命时期民国临时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借款案规定汉冶萍公司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这一借款案的主谋正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不过孙中山大概不会想到他为打倒袁世凯而与日本人签订的条款几年之后日本人会以此为由，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纵观二十一条签订的整个过程中，日本的威逼利诱并非没有对袁世凯产生一点效果；但若因此就判定袁世凯签订21条不但卖国还为日本支持他做皇帝就太不客观了。事实上袁世凯和民国政府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是尽了最大努力与日方交涉，而最后条约也不足21条。袁世凯当时的处境，蔡锷，黄兴等革命党人也是充分理解，并未苛责袁世凯。在当时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逞一时之勇并非明智之策，而袁世凯也并没有像宣传中所称的全盘接受“二十一条”；至于在谈判中所做的巨大牺牲和让步，实属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而非卖国性质。

袁世凯最搞笑的就是返回封建，恢复帝制。但我觉得，他也算得

上是一世骄雄，不会糊涂到此。袁世凯之所以后来走上称帝的道路，也是看到了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中央权威衰弱;加上“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声望如日中天，部分知识精英对民主政治的失望都促成了袁世凯开始走上用称帝来重树中央权威的道路。而作为一个老派的人物，袁世凯也不知道那些打着“训政”的幌子实行专制的花招，只好老老实实走君主立宪的称帝道路了。古德诺认为中国采用君主制比较好。他认为，中国要生存和发展，一定要实行立宪制，而在中国君主立宪制比共和立宪制的可行性比较大。中国只有在君主制之下，才能慢慢地推进民主。古德诺最担心的问题是，在落后国家实行共和制，“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杨度与梁启超等人也赞成袁世凯“开明专制”。

确实，在那个时代。袁世凯有太多无奈。中国历史对袁世凯的评价：袁氏顾盼自雄，以为自己是天运所选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于是，他悍然恢复帝制，企图建立万世一系的“洪宪”王朝，强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样，全国人民终于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的“英雄”、“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民初黄远庸曾这样评价袁世凯:“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于此，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

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①

袁世凯唯一最大的功绩是造就了一大批军阀。这就是袁世凯给国家带来的后果。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而做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铁腕人物的结局。袁世凯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其实，只是在当时，人们宁愿相信，历史只能向前走，不能哪怕稍微后退一点，而这个前进的方向，则是由西方现代史所规定的，离君主越远的制度，就越先进，革命越彻底的制度也越进步，而先进和进步是不能违抗的，否则就是反动，凡是反动的人，跟汉奸卖国贼也就相差无几了。袁世凯的悲剧，其实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中国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