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文人的气节

浅谈中国文人的气节

什么是气节?《辞海》的解释是“节操”，我认为不全面，应该是“志气和节操”。“节”是从古代“礼”的含义中衍生而来，《左传》里就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即人们道德行为的规范和标准。守“节”之气乃为正气，如浩然之气、阳刚之气、英武之气等，守节越重，品质越高，令人钦佩敬仰，必将流芳千古;失“节”之气乃为邪气，如低靡之气、阿谀之气、奢华之气等，失节越重，人格越低，令人不齿谩骂，必将遗臭万年。

在我国古代，如果说贞操对于妇女来说是最宝贵的，威勇对于武将来说是最必须的，那么气节对于文人来说则是最重要的。关于气节，古人讲得很多。有直接表述的，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士可杀而不可辱”、“时穷节乃见，一一垂青史”等;有以物喻之的，如“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等。这些名言，现在读来仍是荡气回肠、痛快淋漓，可见古人特别是“士”(古代的读书人)不仅把气节作为崇尚的固有道德标准，也是加强修养的立身处世之道。

说起古代文人的凛然气节,首推明朝的方孝儒。建文帝时，方孝儒任翰林侍讲，是皇帝身边的主要谋士，其诗文也为时人所推崇。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后，令方孝儒为其起草即位诏书，方坚决不从。朱棣以死相威胁，说你自己的性命不要了，难道还不顾及九族吗?方坦然

自若，朗声回答“虽灭十族，亦不附乱!”朱棣盛怒之下，将其灭门十族。自古以来，最严厉的连坐莫过于诛九族，所谓诛十族，就是在九族之外将朋友和门生也予以诛杀。方孝儒为了保全气节搭上了870多条性命，创造了“历史之最”。晚清的谭嗣同,在“百日维新”失败后，本来可以像梁启超一样在日本使馆的保护下东渡避难，但他却决心用自己的牺牲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并写下了“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著名诗篇，临终就义时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节。还有屈原的“宁赴长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身而浊世之温诟乎”，李白的“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陶渊明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古代杰出文人的气节耀然纸上。

中国现代的优秀知识分子也继承了先辈的优良传统,身逢乱世而发扬光大了民族气节和浩然正气。齐白石老先生在日本侵略者攻入北平时，拒绝日本人的各种利诱，退回了当时美术学院教授的聘书及馈赠，并闭门谢客，坚决不与日本侵略者及汉奸等人来往;梅兰芳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后，蓄须明志，拒绝为日本人演出;朱自清在贫困交加、重病缠身的情况下，毅然拒绝购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铁骨脊梁。

当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也有少数丧失气节、人格低下的败类。古代的，如宋朝的蔡京艺术天赋极高，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领域均有不凡建树，他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但他却是北宋最腐败昏庸的宰相之一，被称为“六贼之首”;明代后期的董其昌是著名画家、书法家和书画理论家，当时书法上就有“邢张米董”之称，在画坛也成为“华亭派”的领袖，最终却堕落成一个贪婪成性、为非作歹的恶霸;明末的阮大铖是著名戏曲家，作品众多，但他依附阉官魏忠贤，为人奸诈，人格卑劣，嗜权罔利，在南明政权担任兵部尚书时索贿敛财，镇压异己，后率先剃发降清。现代的，如鲁迅的胞弟周作人是现代著名散文家，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后来却在汪伪政权任职，堕落为可耻的汉奸，走上了和鲁迅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这些人，虽然才华出众，在一定的文化领域颇有建树，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历史上毕竟留下了千古骂名，他们的名字永远被钉在中华民族的耻辱柱上。曾国藩有句名言“大丈夫能屈能伸”，他在这里却给“大丈夫”下错了定义，在有浩然气节的真正大丈夫面前，这样的辩护是多么苍白无力。怪不得清朝的状元秦大士来到杭州岳飞坟前，曾写诗“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奸臣秦桧的阴影还挥之不去。

笔者认为，作为现在的普通人，只要能做到在日益繁忙的工作中坚守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下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的袭击时坚定信念，就是对世界、对人生抱有了正确、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让自己的这种思想和行为贯穿整个的一生，坚持到生命的最终，就是一种高

尚的、可贵的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