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

变革年代的抉择

清末新政述评

在经历了甲午战争、庚子之变后，清王朝面临着日益严重民族和社会危机，朝廷和政治精英选择了多种的变革道路，期望振兴中国，如维新运动、排外拒变、立宪运动、清末新政、民主革命等，。面对不断变换的局势，清廷及上层官僚的应变心态和应变对策慢慢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差异。

早在甲午海战之后，政治危机进一步激化，面对空前的危机，清政府为了转危为安，巩固自己的统治，曾做出了一些改革，主要如下：一，编练新军。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从惨败的震惊中开始认识到清军军事体制的腐败、落后，纷纷交章议奏练兵之策，要求采用西法，编练新式军队。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也从战败中认识到日本“专用西法取胜”，痛感自身军制守旧，有如“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决心仿照西法，改革军制，编练一支近代化军队。这是清王朝为拯救自身统治危机而出台的一项重要“救时之策”。其本意是试图通过改革旧有军制，建立一支近代化军队，借以对外与帝国主义列强稍事对抗周旋，对内平定人民日甚一日的反抗怒潮，用新型的武装力量来支撑摇摇欲坠的王朝统治。二、整顿财政。甲午战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约8000余万两，仅军饷、洋务和归还外债三大项就需支出7000余万两，其他各项常用经费还需2000余万两，尚短一千数百万两。为了弥补巨额亏空，清政府提出了“裁革陋规，严剔中饱”此外，还决定举借内债的办法

筹款，于1898年发行“昭信股票”一万万两，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三是派遣留学生。清政府的这些措施，虽然受到了一些成效，但并没有把自己从危急中拯救出来。新军的出世，不仅没能保住清王朝，反而是武昌起义南方新军揭竿而起，北方新军逼宫相迫，清王朝苦心孤诣培养的保卫者变成了王朝的掘墓人。而编练新军对于袁世凯个人的腾达、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以及清末民初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袁世凯自此步步高升，但是身为上层官僚的他并没有把新军的训练看做保卫清王朝的武器，而是把新军训练成了自己的军队，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清政府倾国库所有，全力支持北洋新军。本想借此控制一支拱卫畿辅的威慑力量，达到强干弱枝，江山永固的目的，却又给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创造了合法的土壤和条件，使袁世凯得以乘机扩张个人势力，“隐持朝政”，并最终以逼宫的形式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顿财政对于巨额的赔款和赤字来说，杯水车薪，派遣的留学生后来都走到了清政府愿望的反面。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措施并没有能挽救其统治危机。

光绪作为清朝皇帝，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自然不甘心清朝覆亡在他的手上，力图改革，康梁等人的出现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但是清政府的守旧势力依然很强大。光绪皇帝为了加快变法，推行新政，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其间，慈禧太后本意并不反对“戊戌变法”，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默许与支托维新运动是不会变成如此有声有色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慈禧太后

和光绪帝的矛盾只是“阶级内的内部冲突”，他们都是属于清王朝的统治者，其目标都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仅仅是巩固的理念稍有不同而已。戊戌变法本想为清王朝找到航向，但“由于传统的力量委实坚固，一旦改革真的从传统的夹缝中打开一条通路，改革本身却又犹如一条脱缰的野马，恣意驰骋，于是改革便走向自己的反面,不仅没有能从根本上为清王朝找到一条发展的坦途，反而使清政府因改革而陷入空前的危机状态中”。一方面，慈禧太后一直奉行了一条温和的自强革新路线，不允许这么激进的改革动摇清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当光绪亲政后。他在试图变法的同时极力削弱慈禧太后的权势，以确立自己的权力中心，而慈禧太后希望光绪继续做傀儡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又发生了谣传光绪、康有为密谋举兵包围颐和园、袁世凯又言之凿凿地向太后告密等事件。造成了慈禧太后对光绪和康有为等恨之入骨。“所以当时光绪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已如绷紧而即刻可断的发丝，只要听一点风声，不要太多的证据，即刻会出大事”。变法的失败便是意料之中。

之后的庚子事变对于清政府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清政府最高统治者进行了反省，慈禧在西逃途中曾说。“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思，更向何处诉说呢?”慈禧还坦言“近日衅起，团练不和。变生全猝，竟敢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研慈禧对其不顾大局。利用义和团发泄对洋人仇恨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行为表示了“忏悔”，字里行间也蕴含着对自己施政失败的懊丧。在“西

狩”途中。慈禧还感到有愧于光绪帝。胡思敬曾言：“庚子西巡以后。孝钦深自引咎，内惭其子。”慈禧在“西狩”途中，从《辛丑条约》的内容中，认识到庚子年所作所为产生的巨大而恶劣的后果。希望能有某种程度的补救，“孝钦内惭，始特诏天下议改革”，庚子之变使慈禧内心中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变法愿望，成了新政重要的诱导因素之一。

1901年1月29日，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改革上谕，命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及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撵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然后再“斟酌尽善，切实施行”。这道上谕的发布。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统治集团内部在立宪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期间，御史刘汝骥便上奏公开反对立宪，说：“查近今之政治家，其论国体也有三：日君主。日民主。日君民共主。其论国政也亦有三：日专制，日立宪，或日共和立宪。大致在抑君权以长民权。自其表现观之，专制之不若共和，夫人而知之矣。虽然君子之谋国也，必先究其病之根源。以为下药之次序。欧洲百年前。其君暴戾恣睢，残民以逞，其病盖中于专制，以立宪医之当也。而我则官教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疮，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知立宪之利，而不知立宪之害，彼日立宪，我亦张皇其说日立宪、立宪!是犹之医者

不寻其脉理，不察其症结，见萎弱之病夫，遽施乌堇猛烈之剂也，奚其可?且夫立宪之说行之彼国，犹利害相兼者也，施之我国，则有百害而无利。”清末新政是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教、法律、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性变革，是此前清政府历次变革内容的继续、扩展与深化，其广度、深度、力度都超过以前。裁汰冗员、整顿吏治、停止捐纳、编练新军、仿造西洋坚船利炮、奖励工商、兴建铁路、开矿设厂、停止科举等等。

地方大员对于清王朝实施新政的态度至关重要，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例，对于清廷的新政变法，张之洞的反应非常积极。事实上。他始终在密切关注着整个政局的变化，尤其是朝中的政治动向。在接到新政上谕之前，张之洞已从端方和袁世凯的来电得知。“不日将有上谕撵行新政”由于对这道上谕的颁布早有心理准备，这使他能够很快地做出积极回应。接到上谕之后，随即他从多种渠道获悉此谕出自“圣意”。甚至还了解到是由荣禄的幕僚也即他自己的门生樊增祥起草。此后，虽然他在思想上始终主张多变西法，但是此后一方面，不急于复奏。是想进一步观察事态的变化；另一方面，东南各省互通声气。则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一起承担责任。于是便有了各省督抚联衔上奏的动议。后来时局的变化使这一动议没有实行，而是各省单独上奏，之后刘坤一、张之洞两人联合发出了“江楚会奏变法”的奏折，奏折中也没有超出“上谕”所划定的大框框。这些老于宦场的官僚们，也在窥测形式，不敢触及封建国家根本体制的问题。这个时期的张之洞思想较为激进，他不仅主张“大变西法”。甚至还提出了“仿行”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