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旗鼓

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朝赐予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首领摩会“鼓纛”。从此，旗鼓与契丹人紧密相随，见证了契丹历史的荣辱兴衰。林沄先生在《辽墓壁画研究两则》之一“旗鼓和旗鼓拽剌”中，指出内蒙古库伦一号辽墓和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壁画中所绘五鼓及旗杆就是辽代文献中常提到的“旗鼓”。他进而论述了辽代旗鼓的渊源，并认为：辽代初期赐旗鼓仅是作为一种褒赏手段或临时赋予兵权的标志，到辽代后期各部首领建旗鼓成为常规。旗鼓拽剌负责执掌和护卫旗鼓。库伦一号辽墓壁画中旗鼓旁边的五名装束相同的戴襆头者正是旗鼓拽剌。[1]

中国古代军中配备旗鼓，其来尚矣。据《周礼·地官司徒》“县师”条记载：“若将有军旅、会同、田役之戎，则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庶，及马牛、车辇，会其车人之卒伍，使皆备旗鼓、兵器，以帅而至。”[2] 旗和鼓是帝王、将帅行军布阵、指挥作战时发号施令、节制进退的器具，因配合使用而常连称“旗鼓”或“鼓旗”，所谓“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3] 不同级别的将帅，配备的旗鼓的形制也不同。《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条记载：“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鼓），旅帅执鼙（鼓）。”[4]《汉书·韩信传》载，韩信迎敌，“建大将旗鼓，鼓行出井陉口。”[5] 《王莽传下》载，王莽败亡，李松、邓晔等将领进入长安，“以王宪得玺绶不辄上，多挟宫女，建天子鼔旗，收斩之。”[6] 可见天子旗鼓和大将旗鼓不可混淆。

匈奴军队也有旗鼓。汉武帝时霍去病北伐，缴获匈奴左贤王之旗鼓。[7]中央王朝赐予边疆藩属部族旗鼓，也至少可追溯至西汉。《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龟兹王与夫人入朝，获赐印绶、车骑、旗鼓等。[8] 隋朝赐予突厥叶护可汗处罗侯“鼓吹幡旗”，他“以隋所赐旗鼓西征”，敌人以为他得到隋兵奥援，多来降附。[9] 唐朝前期，中央政权与边疆民族的政治联系得到加强，赐予旗鼓与玺书、印绶以及册封、朝贡等成为确认宗藩关系的主要标志。唐朝赐予契丹的旗鼓，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首长权力的标志。建国以后，辽朝皇帝的仪仗有国帐和汉仗。“辽自大贺氏摩会受唐鼓纛之赐，是为国仗。其制甚简，太宗伐唐、晋以前，所用皆是物也……遥辇末主遗制，迎十二神纛、天子旗鼔置太祖帐前。诸弟剌哥等叛，匀徳实纵火焚行宫，皇后命曷古鲁救之，止得天子旗皷。太宗即位，置旗鼓、神纛于殿前。”[10]《辽史·仪卫志》的这段记载反映了旗鼓和神纛（纛本是军中大旗）作为汗权乃至皇权象征物在契丹历史上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