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复社与晚明政治演变 -------张宪博

人类社会从君主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政治上的显著变革是扩大政治参与。

明末东林党、复社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实践活动，是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必要条件。

因此，同经济上发展与倒退的矛盾相似，晚明时期，政治上也表现为进步与腐败的激烈斗争。

一、从依附到参与的政治文化嬗变
1．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

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对地方行政和朝政的干预，同善会的倡行，“济世”“救民”的活动，“志在世道”的宗旨，讲学与社会实践相统一的方式，表明东林党不是一个只议论儒学不关切国事民瘼的单纯的学术流派。

由于政治方面的影响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参与，以顾宪成等人为核心的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集团很快形成，共同的思想认识和主张是东林党这一政治集团形成的根本原因。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表现出东林党人政治主体意识的增强，从完全依附向独立自主转变，是形成独立政治人格的开始。

参与型政治文化对传统依附型政治文化构成冲击，其结果将导致政治文化的变迁。

2．反传统的思想主张。

反对君主独裁，是东林党人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特征。

顾宪成主张“散权”，实质是削弱君权；钱一本主张“公天下以选举”辅臣，无疑有了民主的要求。

关于为政的标准，高攀龙认为：“君子为政，不过因民之好恶”，以“君子之所为，直要通得天下才行得”去判定是非；主张“有益于民”，即使有损于国，也须“权民为重，则宜从民”。

刘宗周对崇祯帝说“流寇本朝廷赤子”，并大胆提出皇帝应与大臣分任其咎；又从“重民命”这一思想出发，主张废掉人主的“私刑”。

东林党人坚决抵制释、道二教对国家政治及学术的消极影响，因此顾宪成等人僻佛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

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众多东林党人在最初中西交流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表现出最早的开放意识。

经济方面，东林领袖顾宪成不卑货殖，并认为经济人才不仅能有益于一方，而且能有益于国家的财政。

高攀龙也十分关注商贸问题，认识到国家征收商税是对整个经济的破坏，指出征收商税是“夺民之财”，提出应取消白粮的钞关复税并保护铺行，体现了保护农民利益和扶植工商业发展的利民思想。

从高攀龙的文集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救荒的建议。

他还认为天子不应有私财。

李三才《请停矿税疏》犹如谴责万历皇帝的檄文。

刘宗周提出自亲王以下各授田，宗藩“听工商自便，各从生理”，迫使宗室成员直接参与生产经营；还提出亲王常禄之外，不赐庄田。

陈龙正提出招南人巨贾垦荒于畿辅、河南、山东，“累朝永不起科”，开荒者无人身依附性赋税义务，通过平买等方式向国家供粮，体现出更直接的商业目的。

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古主义相类似，东林党人多以托古的方式提出各种有利于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主张，抛开旧的形式，显示出一个不容于皇权的思想体系，带有近代民主、民权的色彩。

东林党人思想主张的主要特点，是有了“吾辈合并为公”的相对独立的人格意识，因而他们不再事事以君主为最高权威，不再以是否对君主和国家有利为判定是非的标准，而是以“通得天下”为标准，体现出一种非君的人文主义精神。

东林党人的进步思想和反抗专制的斗争实践，直
接影响了明末清初思想界的启蒙运动，他们与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已十分接近，两者属同一体系，并有前后传承关系。

二、政党萌芽的孕育
1．不讳言“党”及“朋党”理念的变化。

东林党人对“朋”和“党”有了不同于前人的认识。

他们不讳言“党”，常以“吾党”自称。

在他们的语汇中，“党”，已不是“同乡”、“乡党”之意，而是“同道”、“同志”、“志同道合”之意。

这一变化，显示出东林党人强烈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意识。

在高攀龙、钱一本看来，小人可以有党，君子也可以有党。

主张不要惧怕小人以“党”字倾君子，也没有必要以无党自命。

刘宗周的认识则更进一步，他否认小人有党，而君子以同道为朋，以自绝于小人为党，将党视为正人君子的代名词，给“党”、“朋党”这一概念做了新的诠释，改变了贬义的内涵。

英国近代政党辉格党与托利党在其萌芽时期，各自的名称都来源于对方的漫骂，社会在转型时期，政治文化上会有某种类似的变迁。

自东林书院讲学始，由于参与者共同的思想倾向和一致的政治主张，地域界线被打破，形成了各地同道公认的领袖。

这种“通乎天下”的联盟超出了以往文人结社、讲学的规模，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

领袖也不仅仅是单纯学派的领袖，如顾宪成说：“君子在朝，非君子自能在朝也，本之君子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

”
2．控制国家权力的意向。

英国两党曾因王位继承问题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王位继承问题牵扯着深刻的宗教问题。

明代万历朝国本问题，也影响着政局的发展方向，东林党人将立储看成天下之公事。

万历十年（1582）以后的内阁，完全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因此东林党人与内阁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与皇帝的对抗。

推举李三才入阁，即能表现出东林党人希望控制内阁的目的。

李三才“诚世道所赖”，是多数人利益的代表，是政治参与的体现。

东林党希望在国家事务和体制运作中处于主要的地位，是近代因素出现后，君主权力衰落并被逐渐分解的必然过程，是民主形式发展史上的必然现象。

3．东林党人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基础。

社会集团划分的根本依据是社会经济地位和利益要求。

在阶级划分上，东林党人虽然属于中、小地主阶层，但确切地说应是这一阶层中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这是他们思想上接近下层群众并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根本原因。

天启朝冤狱大兴，东林党人以“撑住乾坤”的精神行了坚决的斗争。

苏州市民公开反抗黑暗的专制统治，形成了带有暴力特征的反专制的社会政治运动。

这一运动的自发性表明，东林党人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三、复社的政党化趋向
1．初步成型的组织系统。

复社的成立经历了前期思想上的共识和组织上的准备。

张溥十分注重组织上的联合与统一，“成于数人之志，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

复社的成立，一开始就酝酿着明确的政治动机。

它有统一的社规和相对成型的组织系统，在内部实行各司其职的分工管理。

各社统合为复社，其意义还在于不受国家控制的社会力量的整合、凝聚，它与君主专制体制相冲突，是社会政治由单维向多维的一种演变。

2．社会权威的形成。

张溥、张采的领袖作用表现为对“社局”政治斗争更为有力的领导和控制，比东林党人胜出许多。

他们注意斗争的策略和统一行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科举选士，而且几次大的政治行动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政治上更加成熟。

张溥之所以名震天下，并非全在于他的文章学术，特别与他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

作为政治活动家，其历史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学术成就。

东林党和复社的兴起，在政治上冲击了传统社会一向以皇帝为主的政治权威，以及以职官为本位的观念。

张溥终生“曾未一日服官”，然而他在复社和士大夫阶层以及社会上，具有极高的威望。

里居在乡，却可以“遥执朝政”，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

3．复社对国家政治的干预。

复社对地方及朝政的干预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周延儒再召入阁一事上，充分体现出张溥左右政局的才能。

复社力求直接获得重要职务，以控制朝政，其成员对国家体制中的渗透越来越显著。

在政治变迁上，复社的推进力度大大超过东林党。

这主要在于二者成分不同，前者基本是在朝官员，或被罢免的在野之臣；而后者大部分为诸生，属于无政治阶层，复社将政治参与扩大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

吴应箕有丰富的施政主张，曾拟《策》十篇，准备上呈朝廷。

桃叶渡大会，南京上《留都防乱公揭》，是复社著名的政治行动。

国门广业社的社集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黄宗羲和顾炎武都曾加入复社，黄宗羲与复社的联系尤为密切，他对复社的赞誉不减东林。

可以说，没有明末东林党、复社对反传统政治社会化的推动，没有社会个体在这一过程中的接触，碰撞，不可能产生黄宗羲等启蒙主义思想家。

4．恰当衡量东林党和复社的历史作用。

我们注意到，英国两党在早期均不反对君主制度，而且托利党当时并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因此我们在考察明末东林党和复社时，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求他们必须彻底反对君主制度。

另外，英国政党的萌芽并非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在推翻查里一世统治的过程中，并没有什么政党的作用。

因而，我们也不必苛求东林和复社一定要推翻明廷的统治，并且一定要在此之前就要表现出近代政党的威力。

其次，乡村党—辉格党、宫廷党—托利党，被视为现代政党的前身、萌芽，东林党和复社与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复社显露出政党化的趋向，就组织系统而言，比17世纪英国两党更为成型。

英国两党从萌芽发展到完全意义的近代政党，经历了200多年的漫长历程。

我们不应该以19世纪西方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为标准去衡量东林党和复社。

晚明时期，中国在没有受到西方近代化影响的情况下，社会变迁也完全属于一种原创性的渐进过程。

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下，政治文化的嬗变将最终导致政治制度的变革。

明末与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性质不同，社会运动的方式和方向也由此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