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

论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1991年年底，俄罗斯、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总统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签约，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从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来取代苏联。

其他加盟国纷纷响应脱离苏联，苏联在此时已经名存实亡。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在1990年引入的总统一职并当任了苏联总统。

1991年12月25日独联体成立后，他宣布离职，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式停止存在。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领导人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误中和各种外界原因下解体。

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很高，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历史因素;急于求成的激进改革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新思维的指导思想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过分依赖西方的援助,放弃了独立自主;长期积累下来的民族问题在错误政策的诱引下全面爆发;戈尔巴乔夫个人妥协动摇、优柔寡断的决策风格。

这些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首先。

“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历史因素苏联的历史遗产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无法回避和必须面对的,这份遗产主要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其特点是: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排斥商品关系和市场机制,经济结构畸形,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党专政、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政治局面,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个人崇拜风气盛行。

这种状况无论是赫鲁晓夫时代,还是勃列日涅夫专政,又或者是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执政,都是如此。

虽然他们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所谓的改革,但都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只是在其内部的小修小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正如曾担任过苏联人民代表、苏共中央委员的麦德维杰夫所说的那样:1985年之前,还没有一位国家或党的领导人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过改革,苏联国内的弊病被耽搁得太久了。

的确,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这种“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矛盾上:一是过“左”的路线及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要求健康快速发展生产力、发扬民主自由的矛盾;二是党政特权阶层同广大劳动群众的矛盾;三是大俄罗斯主义同其他各族人民的矛盾。

所有这些被积累下来的矛盾,都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可以说是积重难返。

苏联的改革只有摒弃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才能走上成功之路。

戈尔巴乔夫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这一点,如其制定的经济改革方案就是从体制改革入手的。

但戈尔巴乔夫不清楚应该怎样改变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在应该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上没有坚持,在不应坚持的苏联模式的弊端方面却仍然坚持,在多种因素合力的作用下,导致改革彻底失败的结局。

因此,笔者不同意那种说法,即说戈尔巴乔夫主观上就是要摧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埋葬苏联。

其次。

急于求成的激进改革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4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立即提出“加速战略” ,次年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将其系统化和具体化。

该战略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的15年内,使苏联的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翻一番,劳动生产率增长 1.3~1.5倍,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加1倍。

该战略将经济增长点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机械制造业上,使苏联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不但没有得到调整,反而加重。

据有关资料记载,1987年,苏联重工业比重已由1985年的74.8%上升到75.1%,甚至超过了战时1945年74.9%的最高水平。

这导致苏联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与以前一样严重失调,从而违背了国民经济各部类按比例按调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的经济规律。

事实证明,该战略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空想之谈 ,犯了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的错误,忽视了苏联当时的具体国情。

由于苏联受几十年僵化体制的束缚,经济方面尤其是农业和轻工业非常落后,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都难以保证,何谈经济加速发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加速赶超战略理论,简直是天方夜谭。

1987年,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

这一方案提出了根本改革的方针,即突破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消除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在“计划与市场”国家与企业国家管理经济的方法等一系列重要经济体制方面作出规定。

但遗憾的是,这一改革方案受到重重阻力,并没有得到真正贯彻实施。

经济改革进行了3年,没有取得成效,戈尔巴乔夫将其归罪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阻碍,于是又转向政治体制改革,结果导致政局动荡,经济改革中断。

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突破口没有选择好。

他选择了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机械工业,而没有选择投资同期短、见效快的农业。

在苏联历史上,农业问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多数时期没有解决好,可以说,成也农业,败也农业。

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又具有领导农业工作的经验与成就,本应扬长避短,但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没有抓住关键的农业问题,即首先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仍然还是在重工业里做文章,没有跳出斯大林模式的窠臼。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违背了稳步发展、适时推进、配套适应的客观规律,走了一条激进的改革路线。

在改革的后期,他为了扭转不利局势,不断提出新方案,可谓三天一个计划,五天一个纲领 ,试图用500天的时间全面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

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里,由于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影响和领导层之间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在制定经济改革方案时充满了斗争,以致不能集中统一思想,从而迟迟未能确定改革方案,也就更谈不上实施了。

经济改革失败,使苏联在1988年下半年,全国发生了一场经久不息的抢购风,日常生活用品极度缺乏,市场供应出现短缺。

在1990年上半年,政府还能保证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市场供应,但在这之后,这两个城市的供应也不能保证了。

商品短缺、通货膨胀使苏联人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明显下降,排队购物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排队也买不到东西。

苏联的国民经济从1989年起开始负增长,1990年比1989年下降4%,1991年比1990年又下降5%。

恶化的经济形势和直线下降的生活水平,使苏联人民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抱希望,对苏联共产党不抱幻想。

再有。

“新思维”的指导思想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成长在斯大林时期,恐怖的大清洗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阴影,剥夺式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也让他形成阴暗的记忆,他眼见其亲友在剥夺富农期间被契卡镇压。

关于这一点他后来与其政治顾问斯拉文的谈话中作了专门评述。

他认为,20世纪最主要的教训是:应当对人的生命采取另一种态度,也就是说,要人道地对待生命,看到生命的目的本身;另一个教训是,要通过民主机制和公开性来真正地实现民主。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教训和世界观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才形成了“新思维”的理论。

1987年他正式出版了。

改革与新思维,1988年在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又完整地表述了他的新思维,其核心思想就是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将其作为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

为什么看似正确的理论,在指导苏联改革时却导致改革失败了呢?原因在于,它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脱离了苏联的现实。

首先,看看“民主化”。

“民主化”本身并没有错。

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但戈尔巴乔夫抽象地、片面地谈论民主化 ,脱离了当时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以致陷入民主化“万能论”的空想。

其次,“公开性”。

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历史中不应有空白点和被遗忘的名字 ,倡导说真话,强调不存在“不受批评的禁区” ,并公开号召对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甄别。

苏联历史上确实存在许多冤假错案,需要反思的历史教训也非常多。

但在改革初期,在社会形势不稳、人们思想非常混乱的情况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应该有领导、有步骤、可控制地进行,方能保持政权和社会的稳定。

但戈尔巴乔夫片面地强调公开性,放纵反共势力对苏共的诋毁,使全社会陷入了纠缠历史旧账、清算苏共历史罪责中,给人们的思想造成极大的混乱。

尤其是1990年6月!苏联报刊和其他大众新闻媒介法颁布后,禁止新闻检查,取消出版物注册登记制度。

一时间全苏报刊、通报数千种,攻击、诋毁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文章比比皆是,丑化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漫画满天飞,党的形象一落千丈。

最后,多元化。

多元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指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取消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另一个是政治上实行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

多党制的推行使原来处于地下状态的非正式组织和持不同政见者从非法走向公开,反共反苏的势力借机大发展,而苏共失去宪法保障,执政地位岌岌可危。

历史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用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来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不但没有扭转局面反而把社会主义搞垮了。

他所宣扬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实质上是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对于苏联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的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触及了“它的心脏” ,而且背弃了科学社会主义。

这样,改革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过分依赖西方的援助,放弃独立自主为了缓和“冷战”所带来的国际压力,处理改革所产生的国内困窘局面,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改变外交战略思想,试图运用他所倡导的“国际政治新思维”来换取西方大国的支持。

不仅在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处理一些重大问题时,戈尔巴乔夫都要看西方“脸色”行事,反复掂量西方的反应。

甚至为了讨好西方,不惜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让步,以致对西方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被西方牵着鼻子走。

1987年,戈尔巴乔夫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晤之后两天里,曾在小范围内说:没有欧洲,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这是很明显的。

甚至在内部事务中,我们也需要欧洲,为的是进行改革。

至于在对外政策中,欧洲更是无人可替代的，我们不能没有西欧这样的伙伴。

1991年,戈尔巴乔夫请美国经济学家为苏联经济改革制订方案,并将此方案呈交给西方国家领袖审定,试图得到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援助与支持。

但得到老布什的回复却是这是一封幻想一般的书信,美国对这封信的一些内容有不同看法。

戈尔巴乔夫满怀希望地带着由美国经济学家制定的改革方案参加于1991年夏在伦敦召开的西方首脑会议,祈求西方国家能给苏联以援助,但遭到西方的拒绝。

由此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将基点放在本国,而是过分依赖西方国家,犯了战略上的错误。

可想而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是不可能帮助自己的敌人走上富强道路的,即使答应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也是以非常苛刻的政治条件为前提的。

正如老布什在给巴尔戈乔夫的回信中声明:苏联的市场改革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源,而不是依靠西方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