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视角下当代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探究

国家利益视角下当代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探究

摘要：从国家利益的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历程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可知道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经历了国家政治利益优先、经济利益为重和文化利益凸显的三大阶段。目前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仍面临政策目标迷失、政策制定机构不统一、制定过程不合理等现实困境，为此我们应采取明晰政策目标、建立外语教育政策统筹协调机构、完善政策制定过程等对策，以使其完善。

关键词：外语教育政策；国家利益；完善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5-0077-03

在全球化时代，外语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外语已成为国家谋取利益的手段之一，而外语教育政策作为政府解决外语教育问题所采取的行为和举措，是国家指导和干预外语教育的主要手段。外语教育政策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进行规划，并以维护国家利益作为终极文化目标指向。

一、语言(外语)与国家利益的深层关系

谈到国家利益，西方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曾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内学者阎学通提出，

“国家利益是一切满足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本文认为，国家利益是满足和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的总和。国家利益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物质利益是指国家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而精神利益是指国家文化利益。国家安全利益是保证一个主权国家独立与生存的重要基础，国家经济利益是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国家政治利益是保证国家主权和人权的重要手段，国家文化利益是保护本土文化以及增进本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的基本因素。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国与国的交流日益频繁，国家文化利益正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由于国家利益对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国政府都尽全力去维护国家利益。语言作为传播价值观念的载体，是各国谋取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语言好比冰山，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其露出海面的一角，更大的冰体潜伏在海底，那是依托语言的文化构件”。可以说，当前世界各国语言之争的背后是语言文化权力和国家利益的争夺。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在传播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传递着价值理念和它所负载的政治文化，因此，语言可以称之为一种“软权力”。具体来说，语言对内有凝聚力，可促进民族身份的认同；语言对外有影响力，可传播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正是通过语言的“软权力”特征去实现国家利益的。当前我国国民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吸

收了部分西方的价值观念，但更多的应该是利用外语使国人更加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以便更好地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二、当代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历程之国家利益审视

由于语言(外语)与国家利益的密切关系，使得推动外语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显得至关重要。而外语教育的规划是一项极其复杂的行为，每一项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都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都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国家利益。著名语言学家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提出的语言规划行为的分析模式有助于我们分析我国每一历史时期外语教育政策的国家利益取向。库珀的语言规划分析模式包括：谁是规划的制订者，针对什么行为，针对哪些人，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出于什么动机；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决策过程，效果如如何。根据此模式，我们可以对我国当代外语教育政策进行国家利益的审视。

1 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前的外语教育政策：国家政治利益优先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在这种舆论影响下，国家全面压缩英语教育，大力推行俄语教育，培养俄语人才。1950年8月1日，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

规定；初高中须设一门外语课，如有条件(师资、教材)等宜设俄语，但已授英语之班级，仍应继续授英语。从这个教学计划可以看出，国家要积极推行俄语教育的决心。从1949年至1951年短短两年间，全国设立俄语系和科的大学就从13所增长到34所，国家还成立了规模较大的俄文专门学校7所。1952年3月10日，政务院颁发的《关于全国俄文专科学校的决定》指出，要进一步大力培养俄文干部。从1952年起，我国的俄语教育有了迅速发展，社会上形成学习俄语的热潮，学习俄文的人数已相当可观。但是，由于过度强调俄语教育，没有全面均衡地对外语教育进行规划，致使“外语教育片面发展，俄语发展过于迅速，超过实际需要，而英语教育不仅规模大为缩小，而且水平下降”。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开始出现分歧，面临着苏联的军事威胁和核威慑，我国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及时调整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并与西方国家以及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更多的外交关系。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我国政府于1964年制定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首次把英语提高到学校教育中第一外语的地位，并建立了一批外国语学校。但是，由于“文革”的到来，《纲要》并未真正得到贯彻实施。在“文革”时期，在“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谬论影响下，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外语教育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外语教育陷于停滞状态，这也是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外语教育经历从重视俄语、削

弱英语，到恢复英语教育，再到外语教育受到重刨四个阶段，这些都是由于缺乏连贯性与整体性的外语教育政策导致的。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是从国家政治利益出发而制定的，是与当时国家领导人的理想主义政治利益观紧密联系的。

2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外语教育政策：国家经济利益为重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经过拨乱反正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代。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经济利益在党和中央政府的决策中得到了高度重视。1979年10月，邓小平说道：“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取向也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优先考虑的是国家的经济利益。

教育部于1978年8月28日至9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外语教育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此次会议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国领导人摒弃了国家利益认知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更加务实地从国家自身利益的发展出发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