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
阿伦特论“平庸的恶”
阿伦特论“平庸的邪恶”W2/Gt&徐贲©中间思想文化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U!$©中间思想文化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63从二次大战结束到1975年去世,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整个的政治哲学生涯中始终不能忘怀专制的邪恶问题。
六十年代初,她对极权专制邪恶的看法由于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克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事件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她因此而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道》(由原先为《纽约客》所写的五篇报道修改而成)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邪恶”一说。
她对专制邪恶的关注也逐渐从对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极权统治形态转移到对专制制度下个人道德判断的政治批判,进而提出了一个至今对我们仍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那就是,专制制度下的个人负有怎样的道德责任?S}JGiR©中间思想文化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AnuK阿伦特在她五十年代初出版的《极权主义之源》一书中,将纳粹和斯大林主义这样的极权专制界定为“激进的邪恶”。
激进的邪恶是极端的邪恶,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原创的邪恶。
纳粹统治下的灭犹行动,斯大林统治下的集中营,是激进邪恶的最集中体现。
在阿伦特看来,激进的邪恶有三个特征:不可罚、不可恕和不可知。
她写道:“集中营是进行改变人性试验的实验室,……为了证明没有不可能的事,极权统治却无意中发明了既无法惩罚也无法饶恕的罪行。
当不可能的(罪行)成为可能的时候,它也成为不可罚、不可恕的极恶。
极恶是无法用自私、纵欲、贪婪、怨毒、嗜权、懦怯这些邪恶动机来解释的,因此,对极恶既不能用恨去复仇,也不能用爱去容忍,或用友情去宽恕。
”〔注1〕A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BJw 阿伦特提出的关于极端邪恶的三个特征并不属于同一范畴,前两个特征是关于“我们如何对待邪恶,”第三个则是关于“邪恶是什么。
”前面的两个特征可以用普通人对大恶的一般看法来映证,后一特征则必须在道德哲学中才能得到说明。
何谓平庸之恶
何谓平庸之恶一、平庸之恶的概念“平庸之恶”英文为Evil of banality，作为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此概念最早由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关于罪恶的一种哲学思考，与“极端之恶”（radical evil）相对而言，平庸的罪恶往往不易被人察觉，更容易被人忽视。
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
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
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纳粹德国的高官艾希曼（也就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死刑执行者”）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一直持续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
当时，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
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
如：赵高指鹿为马，群臣点头称是；纳粹建集中营，人们竞相应聘。
二、概念的背景与思考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
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并且被任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中校；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艾希曼负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
但是1961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却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将其逮捕。
艾希曼於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在汉娜·阿伦特所撰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中这样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
从“平庸之恶”到“道之恶”
我们往往警惕“平庸之恶”与“体制之恶”，却很少警惕“道之恶”。“道之恶”才是“根本恶”。
斯坦福实验8月20号提前结束，原本计划14天的实验仅仅进行了6天。实验结果表明，在特定的一个合法的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支持下，人们的易感性和服从性。这项实验也被用来描述认知失调理论的权威的力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支持行为的情境性归因，而不是素质归因。换句话说，引导参与者行为的是特定的情境，而不是他们内在的个性。这与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相符合。后来菲利普·津巴多把这次试验编辑成《路西法效应》一书出版了，书的副标题：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据说也被拍成一部电影，我没看到过）。
这让我想起了电影《朗读者》(The
Reader)中的女主角汉娜。汉娜，一个文盲却热爱文学、在生活中热心帮助陌生人的好人，一颗纳粹机器顺从的螺丝钉，那个因终于职守而紧锁教堂的大门使三百条人命葬身火海的女人，那个在法庭上被世人唾骂、权力和理性制度的牺牲品。
围绕人性之“恶”，东方文化思考的少了一点，除了春秋时期的思想轴心时代提出过性善恶、而且也只在伦理层面打转，并没有上升到本体层面上思考，加上中国近现代心理学起步较晚，所以关于“恶”的追问，一直没有深刻的心理学--哲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因何在？这是源于东方文明缺少宗教意识的缘故。宗教意识尤其是延续上千年的基督教文明，是建立在对人性恶的救赎意识之上的，没有对恶的救赎意识就没有宗教的产生，所以西方文化对来源于人性深处的恶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本能。包括源于基督教文明的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构建，对来自人性深处自私的恶的警惕从来也没有放松过。但是，这种深入西方救赎心灵的“恶”意识，更多的只是对源于人类本性自私的本能意义上的恶的忏悔与警惕，这种“恶”只是恶的一种，即人性的本能恶。另外还有两种“恶”：道之恶，和平庸的恶，却没被人类及时发现。
【第三讲】平庸的恶
她并不是卷入了和一 个人的纷争，而是卷 入了与整个世界的纷 争。 被从头到脚浇上大雨而没有一把雨伞
O ‚真正伟大的爱情就像文学杰作一样不同寻常。‛
——巴尔扎克
在平时劳动和消费的活动中，人们 仅仅是维持肉体的生存，“被完全扔给 了他自己”从而造成人们互相之间的隔 绝。但在公共空间及其交谈中，大家从 自己的角度发表各自的看法，使得不同 种类的事物、不同视角的观点得以呈现， 这才是生命的一种真正的开放。勇于在 众人面前发表自己的看法，勇于冲破喉 管的气流而“出声”，这样一次又一次 “站出来”的做法才体现了人的尊严。而 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随时准备回应别人 对自己的批评，勇于面对和敢于“接招”， 不把“私下”掌握的真理认定为唯一的真 理。
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 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追寻真理：站出来与接招
O 阿伦特把这样一些意趣不同的人们集合在一起，相当
于小型公共空间的演习。在阿伦特看来，在平时劳动 和消费的活动中，人们仅仅是维持肉体的生存，"被 完全扔给了他自己"从而造成人们互相之间的隔绝。 但在公共空间及其交谈中，大家从自己的角度发表各 自的看法，使得不同种类的事物、不同视角的观点得 以呈现，这才是生命的一种真正的开放。勇于在众人 面前发表自己的看法，勇于冲破喉管的气流而"出声"， 这样一次又一次"站出来"的做法才体现了人的尊严。 而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随时准备回应别人对自己的批 评，勇于面对和敢于"接招"，不把"私下"掌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平庸之恶的无法抵抗性
O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并且强调专业化的社会，
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思想探究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２ ０ １ ４ 年第 ５ 期（ 总第 ８ ９ 期）
汉娜 ・ 阿伦特 “ 平庸之恶”思想探究
魏 美薇
［ 关键词］汉 娜 ・ 阿伦 特 ；艾希 曼审判 ；平庸 之 恶
［ 中图分类号］Ｄ ０ ９ ３ ． ７ １ ２ ［ 文献标识码］Ａ ［ 文章编号］ １ ０ ０ ９ — ６ ５ ６ ６ （ ２ ０ １ ４ ） ０ ５ — ０ ０ ２ ２ — ０ ３
汉娜 ・ 阿伦特是 ２ ０世纪具原创性 的德裔美 国女政治思想家 ，师承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 德格尔与雅斯 贝尔斯 。在亲历 了两次世界大战 ，目睹 了纳粹德 国与苏联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大屠 杀与种族灭绝政策所造成 的恶果之后 ，阿伦特对极权 主义进行 了深刻 的反思与批判 。１ ９ ５ １ 年汉
到耶路撒冷接受审判。这次审判引起 了广泛关注 ，以色列当局 占据 了法律与道德的制高点 ，对 这位屠杀犹太人的 “ 恶魔”进行制裁 的呼声掩盖了事件本身的真实性。这场举世瞩 目的重大审 判引起了汉娜 ・ 阿伦特的兴趣 ，希望借此审判的机会来验证极权统治所犯下的 “ 根本恶” 。她以
《 纽约牵 记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进行特别报道 ，然而在亲临现场观看审判与研读审判资料过 后 ，阿伦特的思想发生 了变化 。以此审判为契机 ，阿伦特写成 了 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
娜・ 阿伦特 出版 《 趿权主义 的起源》一书 ，提出了 “ 根本恶 ” （ ｔ ｈ ｅ ｒ ａ ｄ ｉ ｃ ａ ｌ ｅ ｖ ｉ ｌ ）的观点 ， 认 为纳
论恶之伦理意蕴：从平庸之恶到诡辩之恶
·外国伦理思想·论恶之伦理意蕴：：从平庸之恶到诡辩之恶论恶之伦理意蕴孔明安，王雅俊［摘要］善恶问题是道德哲学一直以来所关注和争辩的焦点问题。
其中，以艾希曼耶路撒冷的审判为线索的道德拷问引发了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和阿格妮丝·赫勒的伦理对话。
阿伦特从社会视角出发，指出历史环境作用于人的普遍无思的平庸之恶，强调思考是破解这种恶行的关键。
而在赫勒看来，恶远非平庸的，它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并与个体的道德行为及其责任相关联。
赫勒在阿伦特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诡辩之恶，通过剖析诡辩之恶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勾连，强调以善为核心的内在道德的价值意义。
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与赫勒的诡辩之恶折射出了二人对个体行为之道德反思的不同视野，对二者伦理意蕴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对于社会历史和人的本性的认识，为道德反思和道德重构提供多元化的思考空间。
［关键词］平庸之恶；诡辩之恶；思考；权力［作者简介］孔明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雅俊，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善恶问题的表现形式越发复杂。
只有充分认识到“恶”的复杂多变之样态，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善”。
关于纳粹党卫军将领艾希曼的审判①引发了许多思想家的不同思考。
其中，以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代表的“平庸之恶”和以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为代表的“诡辩之恶”从不同的视角给予了不同的解答。
一、平庸之恶与不思的共存作为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家，阿伦特对恶的反思构成了她解决社会危机与道德困境的主旋律。
阿伦特关于恶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根本恶”（radical evil）和“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两个阶段，其中关于“根本恶”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康德。
康德所谓的“根本恶”不是指具体的极端的恶，而是指一切恶之可能的根据或根源。
平庸之恶
拒绝“平庸之恶”（2013年高考江苏卷）
大千世界，宇宙万物间都存在着细微却不容忽视的联系，轻牵一角，或许也会导致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效果。因此，每个看似无心的举动，都有可能对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西谚有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我们纷纷抱怨社会道德的滑坡时，当我们满怀怨气地仇视着各种不良行为时，是否也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不当之处，抑或我们有没有纵容助长过这类的“恶”呢？
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以秘密绑架的方式在阿根廷逮捕了前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克曼，此人在二战期间负责将三百万犹太人送往死亡集中营。艾克曼被送回以色列，并在耶路撒冷接受公开审判。阿伦特以《纽约客》杂志报道员的身份，写了五篇报道，后修改为《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邪恶的报道》，在这部著作里，阿伦特以非凡的洞察力提出了“平庸之恶”，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阿伦特认为，艾克曼在大屠杀中犯下了弥天大罪，他的动机却是极其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他毫无道德负罪感地执行了纳粹的种族屠杀令，毫无保留地把这种“伟大的事业”看成最高的道德指令，全身心地投入。
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的概念，是由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
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最典型的就是：在纳粹集中营中服从命令、“尽忠职守”地屠杀犹太人的德国人。
浅谈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如何看待和解决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我们或许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不思考，只盲目服从命令而将人性之善摒弃的人当然应该为所遭受的恶果承担责任，但是我们是否想过他们的境遇呢？我们不妨来听听另一种观点。
作家钱戈在《平庸之恶不平庸》一文中指出，“全民有罪”和“平庸之恶”是伪命题，并认为“绝大多数民众是处于被暴力和恐怖所挟持为人质的状态之下，强大的权力基础将人性的弱点恶性放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暴力和恐怖的胁从犯，催化了大大小小的恐怖分子和作恶者。
个人连自己渺小的生命和命运都左右不了，何谈思考呢？不去探索拥有绝对权力的人的罪恶，去指责没有真正权力的民众人性的平庸之恶，实际上是本末倒置。
这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如果认为全民无责岂不助长了个人可以冠以集体之名作恶，而不对自己行为负责的风气？我觉得知乎上有一个网友说的很好：一个人的责任有大有小，下令屠杀的军官和执行命令的下属其道德责任不能等同而论，但这并不是说其下属就毫无责任。
这个道理毫无任何复杂之处，它之所以成为需要反复辩论的主题，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有太多人参与在“平庸之恶”中。
那我们该如何来减少这种恶的发生呢？我们不妨回到它的提出者汉娜.阿伦特的观点。
平庸之恶最致命的是它的无思性，要减少这种恶，即要学会思。
那“思”是什么？阿伦特认为“思”的活动是自己与自己之间的无声的对话，它要进行的前提有二。
一，两个对话者必须保持为朋友。
这要求进行这项活动的人要保持警惕，自己不能沦为自己也不想与之做朋友和共处的人。
二，“我”和“我”的对话者这两方要在对话范围之内保持一致。
换言之，从外部视角来看，进行“思”的活动的人不能自相矛盾，不能此言右而彼言左。
所以对于一个懂得“思”的活动，并且不愿意放弃它的人来说，在他心中始终有一个“同伴”在保持警惕，防止“自己”干出让他无法再与之“和平共处”的事情。
否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思”的活动从此就无法再开展。
这种内心状态所产生的效果，就是我们所说的“良知”，正是这种良知，让我们去抵抗平庸之恶。
恶的平庸性
恶的平庸性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内陆译作阿伦特）以对极权主义社会的研究开始政治哲学著述，而“恶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或平庸之恶）是尤其值得深研的概念。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将集中营头子艾希曼绑架到以色列进行审讯。
对生活在以色列的集中营幸存者来说，艾希曼固然罪大恶极，但这不是一次合法引渡，而在法律角度上说，艾希曼没有直接参与杀害集中营内的犹太人，他只是将犹太人转送到灭绝营的国家机器零件。
鄂兰在这场审讯中发现，在艾希曼身上有着每个现代人都有的普通特质，这种“恶的平庸性”在艾希曼身上，表现为不加判断地服从上级命令，无法在其从事的工作中思考犹太人的不幸与一己的责任。
去年电影《真理无惧：汉娜·鄂兰》大受欢迎，更多人开始阅读这本关于“恶的平庸性”之著作译本。
也许有人认为艾希曼的例子太极端，而事实上，鄂兰认为艾希曼并非莎剧中的奸险之辈如伊阿古或麦克白，而是一个最普通的人，根据书中第二章的讲述，我们可以窥见艾希曼黯淡的童年（算不上悲惨），艾希曼怎样像一般德国人般失业，后来在亲人介绍下，得以在经济萧条时进入犹太人经营的维也纳真空石油公司做事。
他之所以有机会进入党卫军部门做事，全拜那位不喜欢他的朋友卡滕布伦纳向他邀请。
艾希曼讨厌冲锋队那种暴徒式的反犹太暴行，甚至在纳粹建筑师施佩尔的建议下，熟读犹太复国主义者赫茨尔的《犹太国》，于是觉得自己是犹太问题和撤离犹太人的专家。
他对犹太人温文有礼，尊重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曾与计划偷渡黑市犹太裔劳工的巴勒斯坦犹太代表合作，后来甚至曾经幻想过当时甚嚣尘上的构思，即把欧洲犹太人送到法属非洲殖民地马达加斯加。
当后来元首命令的最终解决方案逐渐浮现时，艾希曼感到失落，因为最初希望与犹太人合作解决犹太问题的理想主义计划顿成泡影。
鄂兰发现艾希曼的供词前后矛盾，虽然艾希曼坚称遵守康德的道德命令原则，但看来他恰好违背了康德的重要道德原则：不可说谎。
“神人之恶”与“平庸之恶”
竟有 怎样 的神通 ， 能屡屡得 手 。 “ 神医” 大多 重视包 花花｝ ｌ 勺 银子拱手奉上 ， “ 平庸的恶 ” 就可能成为 “ 极端 台 墨 丘 敬 …． 冬
装， 荣誉满墙 ， 亮瞎人眼， 什么国际医学专家证书 ， 什 的恶” 。 么与知 名专家的合影 。那 些备类名 目繁 杂 、 收费不 游， 为“ 神医” 行 骗作出了不小贡 献。同时 ， 造噱头 ， 心理学家米尔格朗曾做过一项试验 。他请一群 上。只要答错 问题 ， 助 手们 就要轮流 电击学生 。当 菲的荣 誉称号评选活 动 ， 真可谓 是“ 神 医” 产业 的上 助手们来到一 问房 子 ， 那里 有一名学生被绑在椅子 转七
师” ， 而是他们 的弟子们和热捧者。这一群 人甘心在 容 易 。 “ 平庸 的恶 ” 有其外 在的原 因 ， 但毕竟 是一种
这些个“ 大师” 面前俯首贴耳、 睢命是从 ， 让人实在有 恶， 是一种无德和丑陋 ， 不能轻轻一笔带去。受到责
点看 不下去 。其 实 ， 连我这 个外行 都看 得出 ， 所谓 罚 ， 要么是 良心上的 ， 要么是法律上的 。
胡Ｊ Ｔ ＃、 杨德震 、 刘逢军 ， 到张悟本 、 李一 、 王林 ， 一批 怜 ， 要么可恶 。可怜 ， 因为无知 ； 可恶 ， 因为有意 。他
十 ｆ ｊ 螺 千多
ｆ 曰 音
“ 神棍 ” 混迹 于迷信和养生之 间 ， 靠“ 模糊养生 术” 甚 们不是元凶 ， 只是帮凶 ， 装神弄鬼 ， 一味服从 ， 本身没 ． 一 由亚 至“ 邪恶养生术 ” 发家致 富、 飞黄腾达 。 什么太大的错 ， 因了一条黑色的利益链 ， 彼此捆绑在 臣 … ． ． ［ 士 Ｉ ＝ 不妨先梳理 一下这类骗术 的特征 ， 看看他们究 一起 。问题在于 ， 如果越来越多的公众上 当受骗 ， 白 丢 ｒ １
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经典句子
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经典句子
嘿，朋友！你知道阿伦特吗？她提出的“平庸之恶”可太让人深思啦！
就像她说的：“没有思考，就会犯下巨大的罪恶。
”这难道不让你心
里一震吗？比如说，在一个群体中，大家都盲目地听从某个错误的指令，没有人去思考这样做对不对，这不就是一种平庸之恶吗？
再比如“恶一向都是激进的，但从来不是极端的，它没有深度，也
没有魔力。
它可能毁灭整个世界，恰恰就因为它就像一棵毒菌，在表
面繁生。
”这就好比一场传染病，表面看起来没啥大不了，可一旦蔓延
开来，后果不堪设想！想想看，当人们对一些小小的恶行视而不见，
觉得没啥大不了，结果越来越多的人跟着效仿，最终是不是会造成严
重的后果？
阿伦特还说：“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
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
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
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这就好像在黑暗的夜晚，哪怕
只有一颗星星闪烁，也能给我们带来希望和方向。
那些坚守正义和良
知的人，不就像这闪烁的星光吗？
在我看来，阿伦特的这些关于平庸之恶的经典句子，就是在不断地警醒我们，要保持思考，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能盲目地随波逐流，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平庸之恶的泥沼。
611206_平庸的恶：被误读与滥用的概念__
平庸的恶：被误读与滥用的概念阿道夫·艾希曼，第三帝国党卫军中校，负责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兵站指挥官，对600太人被屠杀负有重要责任。
1960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抓获，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审。
学者汉娜·阿和当年流行一时的“血统论”、“出身论”，又有多少不同？显而易见，在这里使用的“平庸的恶”一词，已全然背离了阿伦特的概念本义，滑向阿伦特当年提出这一概念，针对的是第三帝国这种极权体制，审视的对象是像艾希曼这类背负罪责的纳粹分子。
这其中，“平庸”指的是思考的匮乏，而不是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恶”指的是广义上的邪恶，或者干脆说是助纣为虐式的作恶，而不是一般职务行为或失德言行。
阿伦特在这部著作中也谈到审判涉及的法律与政治问题，比如该以什么罪名审判艾希曼，以及以色列对这场审判的政治考量。
但她提出“平庸的恶”，思考的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指向的是人类的心灵，即在一个极权体制下，人如这就为“平庸的恶”划出了一圈边界。
一旦逾越这个边界，就可能是对阿伦特的误读，从而造成对这一概念的误用或滥用。
道理应当如此，法律问题该由法院裁决，人们不能擅自作出审判，替代法律实施惩罚；道德问题，考问的是个人良知，也最好由个人作出何去何从的抉择。
社会化的道德劝说，极易演化成为一场道德审判。
这是在现代社会中不该出现的一幕公共场景。
当然，必须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
艾希曼在这场大屠杀中负有责任，在于他不仅参与其中，而且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参加了“犹太人的最终解决”的万湖会议，负责把犹太人组织与运送到集中营，他亲耳聆听来自上司的“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指令，亲眼看见死亡集中营中的惨烈场面。
这就够了。
他的平庸（这多少出自于阿伦特的片面观察），并不能消解他所干下的罪行，不能减轻他所应承担的罪责。
同样道理，如果一个人并没有“作恶”，仅凭他的身份而言，无论如何不能够判定他“有罪”。
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当年就掀起了一场激烈论战，因此导致她与许多朋友决裂。
文学理论阿伦特：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阿伦特：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2014-05-13凤凰读书文字之美，精神之渊——凤凰读书。
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后记）本书是一个审判报告，主要资料来源是分发给耶路撒冷媒体的庭审记录的副本。
除了检察方的公诉书以及辩护方的概括否认答辩外，审判记录没有公开出版，也很难找到。
法庭用语为希伯莱语；分发给媒体的材料已被申明“是未经校正和修改的现场同声翻译的记录”，因此“难免会有文体上的缺憾和语言错误。
”除了用德语进行的庭审，我自始至终使用的都是英文文献；当审判中使用德语时，我自认为可以轻松胜任翻译工作。
除了检察长的开庭报告以及最后的判决，其翻译不是现场的同声翻译、而是在庭外准备的外，这些记录中没有一件是绝对可信的。
唯一的权威性版本是官方的希伯莱语记录，而我没有利用。
但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材料都是由官方提供给记者供其使用的，而且就我所知，在官方的希伯莱语记录和译本之间，还没有发现严重的出入。
德语的现场同声翻译相当糟糕，但据说英语和法语翻译是可信的。
下面这些庭审材料的可靠性――只有一件除外――均无可置疑，它们也都是由耶路撒冷官方提供给媒体的：警察对艾希曼的提审记录。
德语，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曾经给艾希曼看过，他还亲手做过改动。
它和审判记录堪称最重要的档案材料。
检察机关提交的档案材料，以及检察机关提供的“合法材料”。
16个证人的宣誓证词。
这些证人最初是辩方邀请的，但后来检察机关也部分地采用了他们的证词。
这16个证人是：埃里希·冯·迪姆·巴赫－齐拉维斯基，理查德·贝尔，库尔特·贝歇尔，霍斯特·格雷尔，维廉·霍特尔博士，瓦尔特·豪朋库森，汉斯·尤特纳，赫伯特·卡普勒，赫尔曼·克鲁梅，弗兰茨·诺瓦克，阿尔弗雷德·约瑟夫·斯拉维科，马克斯·默顿博士，阿尔弗雷德·西克斯教授，埃贝哈德·冯·塔登博士，爱德蒙德·法思梅尔博士，奥托·温克尔曼。
对“平庸之恶”背后的群体思维的解读及当下的思考
对“平庸之恶”背后的群体思维的解读及当下的思考作者：王爽来源：《传播力研究》2017年第04期摘要：汉娜·阿伦特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平庸之恶”的理论，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
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
“平庸之恶”虽然作为一个哲学术语，但它的实质其实是群体思维下的一种表现形式。
本文将针对“平庸之恶”背后的群体思维理论，梳理它产生的条件、表现形式和影响，并思考在当今的新媒体环境中个人和媒体如何避免“平庸之恶”。
关键词：群体思维；平庸之恶；群体决策1960年，纳粹的头号战犯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成功捕获，阿伦特在当时接受《纽约客》杂志的邀请，以杂志特约记者的身份去现场报道。
在去往以色列之前，阿伦特曾提前阅读了警方公开公布的3000多页的卷宗。
最后发现，被阿伦特认定为穷凶极恶的艾希曼不过是一个满口陈词滥调、微不足道的小丑式人物而已。
随后，阿伦特在其1963年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了“平庸的邪恶”这一概念：做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哪怕是平日连一只蚊子都不忍心驱赶的普通人，只要他身在群体中，成为大环境运转的一员，就很容易因为选择“服从”而做出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的事情。
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个人之所以会犯罪，并非是由于这个人的性格中有及其极端的成分，而他也可能是极其温和、顺从的人。
当群体中达成一致诉求的需要足够强大时，谨慎的思考和合理的决策就会丧失，使得一些成员甚至会为了维护群体和谐而去压制群体的异见，这是美国心理学家厄文·贾尼斯率先提出的关于群体思维的定义。
受群体思维的影响，群体的和谐一致成为群体所追求的特征之一，多数群体成员倾向于既简单又明白、赞成票居多的解决方案。
虽然追求一致是群体讨论的目标之一，但当个体间的不同观点甚至是理性的声音被完全忽视，非理性的声音占据主导便可能形成集体的恶行。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作者：王凌敦来源：《山东青年》2019年第07期摘要：在参加了对纳粹头目艾希曼的审判后，汉娜·阿伦特以“平庸之恶”来刻画艾希曼及其所代表的极权主义罪行，认为艾希曼作恶是出于“无思”。
这一论断一经提出便引起广泛争议。
通过对提出“平庸之恶”的历史渊源进行重新审视，更好地理解阿伦特的本意，才能概括其实质内涵，启迪智慧，以史为鉴。
关键词：平庸之恶;极权主义;汉娜·阿伦特;根本恶战争对于向往和平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场梦魇。
随着极权主义笼罩下的二战成为过去，人们开始冷静下来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
在对极权主义制度下的邪恶现象进行的种种批判中，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有过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
第一种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提出的“根本恶”;第二种是在60年代初发表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道》中所使用的“平庸之恶”。
然而“平庸之恶”一经提出就引起巨大争议，昔日好友也因此与阿伦特分道扬镳，甚至批评其观点完全是在为艾希曼开脱。
“平庸之恶”之所以成为一个引人深思而又充满争议的话题，这主要与阿伦特对阿道夫·艾希曼这一纳粹头目的角色判断有关，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的重新审视中寻求“平庸之恶”的真实含义。
一、提出“平庸之恶”的历史渊源1951年，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提出了“根本恶”的概念。
这种邪恶现象是与极权主义制度相伴发生的，在这种环境下，一切人都变成了“多余的”。
然而在1961年，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前往耶路撒冷参加艾希曼的审判，在听取带着德国官腔的艾希曼种种“正常”的辩护后，阿伦特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艾希曼曾担任过纳粹党卫军要职，负责从欧洲各地抓捕犹太人并将他们运送进纳粹集中营和毒气室，组织实施了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
纳粹战败后他潜逃至阿根廷，躲过了纽伦堡审判的他，最终被以色列特工以绑架的方式遣送至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哲学思考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哲学思考今天介绍的是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有关“恶”的理论。
从“根本恶”的理论到“平庸之恶”理论，是她的“恶”体系真正的完善和构建。
阿伦特有关恶的理论主要包括根本恶理论、平庸的恶理论以及克服平庸之恶的方法，这一“恶”的理论体系，是对康德对于恶的理解与思考的借鉴、超越与回归。
一、汉娜.阿伦特的“根本恶”：不同于康德的理解1、康德的“根本恶”：颠倒的恶意康德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对人性中“恶”的问题进行理性反思的哲学家，这一反思集中表现为他对“根本恶”的道德形而上学论证，他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提出了“根本恶”这个概念。
康德认为，在人性中存在着两个相反的潜在维度：向善的禀性和向恶的倾向。
而后者被康德称之为“根本恶”，也就是人性中不愿意反抗恶行的理性倾向，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知道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对的和善的，但是总是出于自己的动机和利益去选择不道德的、违反自己心中的道德准则的行为，它是德性的真正的敌人。
康德为什么把这种恶称为根本恶呢？其出发点主要有二：一是这种恶违背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中的道德依据；二是因为这种向恶的倾向是天生存于人们心中而无法去消除的。
通过对恶的再进一步考察，康德将恶的习性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人性的脆弱。
所谓人性的脆弱也就是说人们的内心拥有道德准则，可是出于我们意志的薄弱和社会环境等造成的人性的一种脆弱，而使得人们放弃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向恶的方向行驶。
正如康德所言，“人所愿意的道德法则不及偏好作为动机来得强烈”。
•第二，人心的不纯。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做一件事情时，总是怀有各种动机，这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可能在尽心尽力的履行自己的义务，可是这其中总会夹杂着其他的利益，这种人心的不纯在现实生活中是常见的现象。
•第三，人心的恶劣。
这一点是康德着重强调的。
人心的恶劣就是说人们直接抛弃善的道德准则，用非道德的准则代替道德的准则，可以说这是一种“人心的颠倒”，其特征表现为人性中的自我欺骗和虚伪，由于这种自我欺骗和虚伪，人们落入根本恶之中。
教师的“平庸之恶”
教师的“平庸之恶”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使命。
然而，在教育领域中，一些教师因对教学工作的不负责任、敷衍了事，甚至滥用职权等行为，给学生和家长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教育领域的“平庸之恶”现象，并呼吁广大教师引起警醒，杜绝此类行为的发生。
“平庸之恶”这个概念最早由以色列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她认为这种恶行是在缺乏思考和判断力的基础上，盲目服从权威或追求自我利益所导致的。
在教育领域中，平庸之恶表现为教师不负责任、敷衍了事，不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成长，仅仅追求完成教学任务，甚至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例如，有些教师对待学生的作业批改草率，不认真分析学生的错误原因，甚至不看学生的作业；有些教师上课迟到、早退，不按时备课、上课，甚至在课堂上发表不当言论；还有些教师利用学生家长的信任，接受贿赂或滥用职权等行为。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给学生和家长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未来的发展。
平庸之恶的影响是深远的。
它会给学生带来不良影响，降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导致学生在学习上缺乏信心和兴趣。
它会破坏师生关系，让学生失去对教师的信任和尊重，甚至引起学生的反感和抵触情绪。
它会损害教育的公信力，让社会对教育产生质疑和不满。
对于平庸之恶的问题，我们应深入反思。
学校应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教师的道德素质和职业责任感。
完善教学管理和考核机制，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严格监督和评估。
加强学生和家长对教师的评价和监督作用，让教师更加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成长。
教师应加强自身反思和修养，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教育理念，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
教育领域的“平庸之恶”现象是一种严重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
它给学生、家长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损害了教育的公信力和教师的形象。
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需要广大教师、学校、家长和社会共同努力，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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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
作者在这部关于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双重传记中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巨幅全景。
她发掘新材料，向当事人求证。
政治巨变及其灾难、崭新的哲学、德国的大学、阿伦特的博士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及其他重要的思想家、美国和欧洲――作者以此为背景，讲述了20世纪最富争议的爱和思的故事。
汉娜・阿伦特，她是一位思想家，思想以及思想的安顿始终是她不离不弃的主轴。
她的炫目是因她的思想而炫目，她总能比她的同性更深些再深些，她总能以自己的深刻活跃并生长在别人的心里，她总能在第一时间就让人感到她的非同凡响，她总能在别人思想结束的地方开始。
人们记住并在乎她，不仅因为她与海德格尔的恋情，更因为她在思想上所留下的痕迹。
与汉娜・阿伦特相关的事件，当首推她的政治哲学家身份。
能够以政治哲学的姿杰总揽20世纪政治哲学全局的，汉娜・阿伦特是一个制高点。
从纯哲学的角度看，阿伦特的思想并不具有在20世纪代言哲学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都对她的写作持保留意见的缘故。
但就一个思想家、知识分子所担当的道义力量和无畏的勇气来说，就公民政治的公民责任来说，无论雅斯贝尔斯还是海德格尔都远逊于她。
当然，这是两个领域的事情，严格来说是不可比的。
但因为她是他们的学生，他们自然会以这种思想上的渊源对她发出期待指令。
只是他们忘了，汉娜・阿伦特不仅是他们的学生，她还是女人，她还是犹太人，她还是在美国重构话语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道路是她人生轨迹各种合力的结果。
与海德格尔的故事
阿伦特在上大学之前就四处打听，在哪个大学的哪个人那里能学到真正的哲学。
人们不约而同地向她推荐马堡大学的海德格尔，人们传说海德格尔是秘密流传的思想王国的国王。
这位生就一副幽暗心肠求知欲超强的小姑娘理所当然去了马堡。
去马堡是冥冥之音的引导，到了马堡就确定了她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命运。
她在海德格尔那里学习的时间并不算长，就因为思想的逻各斯与爱欲的厄洛斯的激烈碰撞而被迫逃离，逃到海德堡的雅斯贝尔斯那里，在那里做完博士论文。
但她的灵魂却丢在了马堡，她的思魂和爱魂也一同丢在了马堡。
虽经一生的逃离，生存的逃离，思想的逃离，爱情与婚姻的逃离，却终究无法改变灵魂一次性丢失的厄运。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并且是用她一生演绎的故事。
她是女人，爱情当然是终极的东西，无论其他方面(包括思想方面)怎样光彩夺目，没有点燃爱情的激情，不曾透彻地爱过或者不曾将爱情落到实处，她终究是不幸福的人。
但她同时又是思想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就是对本能的控制、约束和驯化。
做女人还是做思想家?一个女人不做女人行吗(况且是否道德也是一个问题)?一个女性思想家不约束女人的天性可假设吗?(思想越是中性对女性天性的损害也越大，而中性化程度恰是思想深刻性的标志)。
更严重的是，无论这个故事的爱情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是以海德格尔为背景的，都要在海德格尔的延长线上伸展。
回过头来看，海德格尔构成了汉娜・阿伦特的天命。
很多了解这段故事的人，抱怨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感情关系不平等。
阿伦特与他遭遇时，给他留下了一篇名叫《阴影》的作品。
这部作品尽显一个小女孩遭遇爱情的恐慌、胆怯和燃为灰烬的渴望，最终留下的却是伴其终身的幻影。
阴影变成幻影?不!阴影始终是阴影，幻影则是亦幻亦真。
海德格尔是光，而且是强光，影子及阴影则留给了阿伦特，阿伦特自己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无论是否阴影，阿伦特离不开的是光，尤其是光的强度，这个强度在阿伦特一生
中是不可替代的。
阿伦特爱海德格尔，这并不构成悲剧，阿伦特以女性之躯浸润海德格尔的思想，这本身也构不成悲剧，真正的悲剧是以海德格尔的思想演绎对海德格尔的爱情故事。
这就注定不是平常爱情的平常事。
这就注定要发生故事的偏离和人性的扭曲。
不管从市民价值观的角度看，阿伦特在爱情方面是怎样的不称心不如意，海德格尔又是怎样的欺骗和不诚实，他俩都已经把爱情浸入了思想，也在思想的分延中丰富了爱情的释义，从此，人们就不会只谈论苏格拉底和可珊蒂帕，人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深思海德格尔和阿伦特。
犹太女性思想家
阿伦特是思想家，是女性思想家，这已经有一丝宿命的味道。
如果再加一个定词，犹太女性思想家，不知读者您作何感受。
犹太人，这使阿伦特原本复杂的命运变得更加复杂。
在欧洲历史和思想史上，相对于主流社会来说，犹太人始终是个变数，从斯宾诺莎到马克思，到爱因斯坦、阿伦特等现代人物，概莫能外。
无论你作为犹太人多么优秀，你却始终在主流的摆幅之外。
阿伦特自然也不例外。
除了感情上的颠簸和政治上受迫害这些实存层面的困苦之外，她真正的痛苦却在于她始终不能靠岸，总是往返于两岸之间，一岸是希腊的证明式，一岸是犹太人的信证式。
多少次的往返，总是差那么一步，就是无法上岸，过一种在精神上有家园的生活。
流浪是现代人的集体命运，但阿伦特更是经历了现代犹太人在信证和证明之间的深层的流浪。
这是一种不得不把流浪本身当做常数的生存轨迹和思想轨迹。
无论从身世上说，还是从思想和感情上说，汉娜・阿伦特都是流浪者。
虽然她是在多重漂泊中书写命运的人，但她却勇于担当，捍卫公理，甘为真理的仆人。
什么是知识分子?汉娜・阿伦特的一生都在注释知识分子。
她身为犹太人，受尽了屈辱和迫害，她当然希望犹太人能像其他民族的人一样，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享有公民社会应有的一
切人权保障。
但不能因为犹太人受尽迫害，就反过来迫害其他人。
在犹太人建国问题上，阿伦特始终抱持这种清醒的、坚定的知识分子立场。
阿伦特终身探索极权主义的起源问题，促使她进入这一领域的初始动机，就是她的犹太人身世，并因此使她偏离了纯哲学甚至纯思的海德格尔道路。
不能因为敌人迫害了我，我就可以迫害敌人。
报复与复仇是低级的东西，它只能滋养更多的偏见与傲慢，只能使一个民族和社会变得更浅薄更狭隘，更无知识分子的成长空间，更无公民社会的道义力量。
艾希曼审判是中年阿伦特着力最大用心最深的事件之一，也是她知识分子品格的集中体现。
对这个案件的观察和评论，她没有问自己是犹太人还是德国人抑或是美国人，她在乎的是公民的权利，国际法的缺陷，犯罪者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政治与法律的区分，感情与事实的区分……
一个深受法西斯种族主义政权迫害的人，有N+1个理由站在受害人的立场上去，但作为知识分子，阿伦特对该事件秉持了纯分析的立场，这当然伤害了那些持各种民族主义立场和受害人立场的人的感情。
她爱她的老师，但在真理和公义面前，感情不是蒙眼布，任何感情都要被分解为真理和公义衡量下的元素，为此她既批评过雅斯贝尔斯，也批评过海德格尔，批评有时是尖锐和冷酷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对老师的真挚的感情；作为女人，她当然在感情问题上指责过海德格尔，而且随自己心态的变化指责的方式也不同，但她从来没有像勒维特那样，把个人的感受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混为一谈；对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和当纳粹的校长，她的批评尖锐苛刻，但这并不妨碍她探索海德格尔当校长的大学理想，并不妨碍她在海德格尔和国社党的思想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从个人的温情来说，她当然对雅斯贝尔斯的人格评价更高，但这并不妨碍她以更肃穆更虔诚的态度对待海德格尔的思想。
让思的事情回到思的事情，让人格的事情回归人格的事情，让感情的事情限于感情的事情，让政治限于政治的场域……
一个知识分子到底要做出多少区分?并因这种区分以及在行动上贯彻这种区分付出多少代价?世故文化中的圆滑人格能否做出这一区分并愿为此一区分付出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