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之西南联大精神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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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之西南联大精神有感
西南联大不过9年,就读学生不过8000,却成为举世公认的学术重镇和人才的摇篮,可以说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联大的精神,用组成联大的三位校长的总结就是:刚毅坚卓,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精诚团结、同舟共济、同仇敌忾。
抗战结束,北大、清华与南开各自回校,开始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发展与建设。但联大的精神滋养却不会因分开而截止,三所大学仍然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扛鼎之作。
而近日,随着北大校长林建华事件的不断发酵,一些新的问题浮出水面。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被炒得沸反盈天。我不做过多的评价,自媒体时代的各种色彩的议论各有其表里。但作为一个教育者,我愿意聊聊自己的一孔之见、一家之言。
中国文字多而渊博,每一个文字都有其无可替代的魅力与价值。穷尽一生,我觉得自己也难认尽中国文字。所以
我必须经常翻看字典词典,查阅古籍古书来完成我的教学。就这样,我仍然会读错字,写别字。读错写错了怎么办?那就告诉学生我有知识盲区,告诉在浩瀚的文化文字中我的渺小,但我也会说,我会积极努力少出错。高中生会懂得人人都会犯错的道理,他们不仅会原谅我,还会告诉我他们错的比我多,他们更会表扬我的勇敢和担当,这是他们喜欢我的小原因之一。
若干年后,当我的学生们走到自己工作岗位,当他们很难避免的犯了错,即使把我教给他们的古今异义、词类活用全部忘完了,但他们仍然能想起来语文老师用实际行动告诉过他们:错了,就要敢于承认并改正。这就是我教育的成功。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会欣慰而感动。因为这是一种人生态度。有了这种有错即改的担当,何愁他们不能进步呢?如果他们做了各个领域的一把手,何愁他们的单位不能进步呢?再或者说,他们成了国家机关的重要领导,又何愁我们的国家不能进步呢?
其实平庸如我辈者会犯错,历史上那么多的大家名士
也会犯错。要不,哪里来那么的通假字?通假字通俗的说就是古人的错别字。历朝历代为什么会有勘校部门?那是因为流传下来的古籍有人为的各种错误。李白会读错,苏轼会读错,甚至康熙也会读错。我们谁会否认他们在文学或历史中的作用呢?即使站在百家讲坛上的声誉鹊起的专家教授,也有读错字,讲错处的地方,但我们没有人会因此而否认他们是研究三国的专家,研究史记的专家,和研究三字经的专家吗?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士会劝晋灵公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古人深明其中要义,强调的是错了之后的态度。
我们从小教育孩子要有错就改,改了就是好孩子。为什么放在成人的世界里就必须要穷追猛打,搅的鸡犬不宁呢?有错不承认是好的吗?有错了再用另外一个错误去掩饰是好的吗?既然不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林建华的道歉呢?
林建华不是政客,不必学习丘吉尔讲话前的五习其稿。北大校长不是官员,他是学术人员。如果林校长在官场处处举止严谨,时时游刃有余,那显然更适合去到官场发展。
有人吆喝着:读错了字的林建华不能胜任北大学校长,是对北大学子对国家民族的不负责任。我觉得这就太上纲上线了。林历任重庆大学、浙江大学校长,作为北大大学校长应该是称职的。作为化学博士出身的林老师林教授林校长,对他的贡献及对他的任命,政府应该是谨慎的,是经过考量的。
无论是西南联大还是北大清华的讲台上,都可能会有读错讲错的字,为什么我们能原谅呢?因为那个读错讲错字的教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他们的负责是历史的定论。然后再反过来想想,假如我认识“鸿鹄”两个字,是不是就能说明我就胜任北大校长的职务呢?我就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了?荒唐的逻辑千千万,但“谣言应止于智者”。这又回到了我们教育的起点。其实更说明了我们现今有部分
人没有担当的意识和勇气,所以他们就忽略了别人担当的意识和勇气。不能不说这是现代教育的失败。
没有人不犯错,犯了错要承认错误要改正就行了,这种勇气和担当才是我们需要的。是普通民众需要的,是北大需要的,是我们的民族和国家需要的。我们应该把有限的时间用于做有用的事情上。
在这些摇旗呐喊着追讨林校长的人中很可能就是某个大学的某届毕业生。部分国民的无意识和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有关,也与大学教育有关。因为我们是从西南联大说起的,那就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入到大学教育上。
因为对精英的教育缺少担当,缺少责任,我们国家的确在承负着由此带来的影响。钱理群教授作为退休人员在给北大学生演讲时说:“北大培养的的确是精英,但我却对一部分精英感到忧虑。真正的精英是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的承担。”
钱教授提出了一个“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名词。他解释为绝对的利己主义者,就是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有很高的智商和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钱先生用他的亲身经历说明了这样的学生给人带来的恼怒和忧虑。
钱教授上课时发现了一个坐在第一排的学生,这个学生会对他特别有礼貌的微笑和点头,并能在下课期间恰当的赞扬钱老的讲课。老师的课被懂,对老师是一种莫大的快乐。一次、两次、三次,好感与日俱增。在第四次的时候,这个学生提出了让钱教授写一封给美国大学的推荐书。可悲的是,拿到推荐书后,那个学生再也没有出现过。
老教授突然心梗难受,明白了这个学生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推荐信,然后就查无此人了。钱教授无法发火,
否则显得太小气,他步步为营,得体善演,更何况是这五十多岁的老先生自己愿意给20几岁的年轻人写了推荐书,人家没有逼你。即使是直钩,那位年轻的姜太公还是钓上了期望的鱼。年轻人的智商和情商让钱教授无法挑出这个学生的错处,只是自己有种上当被骗的苦不堪言。
这样的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所有行为都从利益出发,
精心设计,所作所为又都合理合法。而这些人,恰恰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接班人。
钱教授认为:这就是我们教育的恶果,就像有毒的罂粟花。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恶果的直接表现就是知识的实用化和精神的无操守。知识的实用化,导致一切与实用无关的知识都被大学所拒绝,即被大学里的老师学生拒绝。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坚守。当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英把利益当成唯一的信仰,就会演变出可怕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