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看魏晋的理想人格

从《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看魏晋的理想人格
张成
【摘要】《世说新语》是汉魏六朝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志人小说,记载了东汉后期到晋宋间大量名士的逸闻轶事和清谈风貌。

其中《识鉴》、《赏誉》、《品藻》等人物品藻内容生动地表现出魏晋士人对理想人格的赞美和欣赏,集中体现在：重德行,推崇品格高洁;重才能,赞誉政治才华和艺术才情;重情感,突显率性真意;重神韵,追求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

%Enjoying the most achievement in the novels on people in the period of Han,Wei and Six Dynasties,Shi Shuo Xin Yu records many famous people＇s anecdotes and their ideal talks in Wei and Jin Dynasty.Some parts in Shi Shuo Xin Yu,such as Shi Bie,Shang Yu and Pin Zao,represent the admiration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ideal personality,which emphasizes noble morality,outstanding political and artistic talent,frankness and pursuit of the highest level of personality ideals.
【期刊名称】《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00)005
【总页数】5页(P52-56)
【关键词】《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理想人格
【作者】张成
【作者单位】徽商职业学院基础部,安徽合肥23002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2
南朝刘宋宗室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是汉魏六朝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志人小说，主要记载汉末、三国至两晋时期士族阶层的言行风貌和琐语轶事，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

《少室山房笔丛》的著者明代学者胡应麟以为:“读其语言，晋人面目
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淡，真韵不穷，古今绝唱也。

”清代文艺理论家、文学家刘熙载的著作《艺概·文概》也有品鉴《世说新语》的心得之谈:“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成书又一变。

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

”
究其原因所在，《世说新语》以记载魏晋士人的言行轶事为主，所表现的魏晋士人的人格精神独具魅力。

本文拟从《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藻篇目入手，探讨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以期获得对现代社会人格构铸的借鉴。

人格的英文personality来源于古希腊语persona，最初指演员戴的面具，而后指演员本人，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人。

现代心理学沿用persona的含义，转意为人格。

其中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指人遵从社会文化习俗的要求而做出的反应，即人
格所具有的“外壳”，就像舞台上根据角色的要求而戴的面具，反应出一个人的外在表现。

二是指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不愿展现的人格成分，即面具后的真实自我，这是人格的内在特征。

“人格”这一术语虽说是外来的，但与“人格”相关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则古已有之。

中国传统哲学主要从社会伦理及生存哲学的角度研究人格，早在先秦时代，中国的人格理论就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哲学形态，包括人格理想、人格形象、人格精神、人格境界等诸多层面。

中国古代虽没有“人格”这个词，但不乏“人品”、“品格”等相关相近的术语，涉及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等。

综合而言，所谓人格，
是指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这个模式包括了个体独具的、有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各种特质或特点的总体，是人在一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

《世说新语》通过一个个故事片断再现了魏晋士人栩栩如生的群体形象，反映出魏晋士人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和审美趋向。

人格审美理想的形成离不开当时人物品藻的社会环境。

魏晋人物品藻的社会风尚应追溯到东汉时期的清议。

清指清正、公正，议指议论，评论。

清议，就是公正的评论，指乡里或学校对士人的褒贬和对官吏的批评。

清议是东汉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时论，是汉代选举制度的产物，又是政府察举孝廉、贤良方正和征辟僚属的依据。

东汉自中叶以后，外戚专权，宦官祸乱，知识分子“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后汉书》卷九十七)，通过社会舆论以影响政治生活，因而人物品评渐成风气，而且与政治紧密联系。

早期的人物品藻较多采用儒家人生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作标准，追求道德完美的精神，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实用性。

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评的风气更加兴盛。

三国魏刘劭著的《人物志》适应于汉末魏初地方察举用人和品鉴人才的需要，形成了才性之学，成为当时衡量理想人格的重要标尺。

魏晋以后人物品评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即在政治道德的评议之外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人物品评的标准发生了由“德”向“美”的转变。

与此同时，评论实际政治为内容的清议也开始向辨析名理的玄学清谈演变。

“清谈”是清新、精妙的谈话，是魏晋人创立的一种学术交流和思想交流的方式。

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都可以在此展开观点，进行交锋，“清谈场上无长幼”。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这样形象地评价清谈:“由于它的精微思想和含蓄而富
妙趣的语言，因此只能在智力较高、又互相熟悉、旗鼓相当的朋友之间进行，而被认为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高水平智力活动。

”［1］239简单地说，清谈是一
种涉及内容十分广泛的哲理的辩论会，从人物品议、才性问题到老庄之学等，魏晋士人在清谈辩难中表现出活泼飞跃的析理兴趣和思辨精神，把枯燥的哲学思辨变成了智慧艺术。

与此同时，在动荡不定的社会里，清谈让知识分子拥有了远离政治的栖息地，进而成为士人寻找精神享受的方式。

总的来说，从汉末的清议到魏初的人物品评，直至玄学的清谈，魏晋六朝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经历了一个由重伦理道德到重审美判断的演进过程。

《世说新语》内容上分为三十六门，其中有许多是关于价值取向和以审美为目的的人物品藻方面的记载，主要集中在《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类中，生动地表现出对理想人格的赞美、欣赏，甚至崇拜。

(一)重德行，推崇品格高洁
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在理想人格上都注重以德为首。

儒家强调“仁”，泛指人的所有德性，即品德的完美。

道家在论述人格美的时候，也主要推崇人的精神美。

《世说新语》的人物品藻内容中记载了许多有关高洁品格的评价，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清”的审美评价。

“清”的本义是水的清澈之貌。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引申之，凡洁曰清，人之洁亦曰清。

”“清”的基本含义是清洁、清净。

在
老庄哲学里，“清”是一种纯真自然的状态，《世说新语》的人物品藻《赏誉》篇中，使用了很多“清”的审美评价，将“清”的水清澈之貌的本义进一步引申为人品的高洁，对风流名士称之为“清人”、“清士”，体现出魏晋士人对品格和高洁操守的推崇。

如: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赏誉十二》)
王戎目阮文业:“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

”(《赏誉十三》)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约，楷清通。

”(《赏誉十四》)
太傅府有三才:刘庆孙长才，潘阳仲大才，裴景声清才。

(《赏誉二十八》)
殷中军道右军:“清鉴贵要。

”(《赏誉一百》)
山涛评价阮咸纯洁真挚，贞素寡欲;王戎评论阮文业高雅豁达，有鉴识;武元夏评价
裴楷清明通达;时人评论裴景声清廉方正;殷浩评价王羲之有很高的鉴赏力，识见清明，尊贵显要等等，都与“清”紧密地相联系，显示出对人物品格的肯定。

《世说新语》中除使用清真、清伦、清通、清鉴之外，“清”又生发出更多相关的评价语词，如清贞、清蔚、清远、清中、清令、清峙、清和、清疏、清畅、清悟等，既反映了魏晋名士的精神面貌、气质风度，也表现出魏晋士人心目中对理想人格精神美方面的重视。

二是借助象征性的自然物表现对品格的赞誉。

人物品藻到了魏晋时代由政治的转为审美的。

正如宗白华所说“这两方面的美——自然美和人格美——同时被魏晋人
发现。

”［2］134借助象征性的自然物表现对品格的赞誉在《世说新语》的人物品藻篇目中俯拾即是。

如: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

”(《赏誉二》)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

”(《赏誉四》)
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赏誉十五》)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赏誉十六》)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赏誉三十七》)
人物品评中出现强劲清肃的风、云中高飞的白鹤、千丈高的青松、高洁的瑶林琼树、巍然屹立的千仞石壁、传说中的仙树玉树等，均是节操、风骨、高洁的象征性的自然物，传达出这些自然物象所体现的资质之美，表现魏晋士人对品格的赞誉。

现代社会的人格培养和构筑依然以德行、品德为根本。

无论是学校传统的德育教育，还是职场中的人际交往和业务合作，德行、人品都是至关重要的。

《世说新语》对人物品格操守的推崇，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学习借鉴的范例。

(二)重才能，赞誉政治才华和艺术才情
魏晋六朝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由重伦理道德到重审美判断的演进过程中，“才”是品评人物的标准之一，也是理想人格的重要内涵。

《世说新语》以小说为文化载体反映了魏晋时代的人格理想，对具有政治才能、远见卓识和艺术才情的人与物往往给予极高的评价。

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

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

”(《赏誉一》)陈蕃拿宝剑来打比方，夸赞周子居像当世的干将一样，是治国的大才。

《德行一》载郭林宗到汝南郡，拜访为官的袁奉高时“车不停轨，鸾不辍轭”，只停留一会儿就走了;拜会有才德的黄叔度却住了一天两夜。

人问其故，郭林宗评价:
袁奉高的才德像小水，虽清，却容易舀起来;而黄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这番评价更侧重的是人物的才情风貌。

魏晋时代是个体感性意识觉醒的时代，魏晋士人强烈的自我意识，引发出对人的才干、才情本质的探索，尤其是在紧急和特殊条件下表现出来的审时度势的才能。

《识鉴十》记载了那个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便弃官归乡的张翰，不知引发后人多少深沉的思考和无尽的嘘唏感叹。

张翰在洛阳为官，看到当时战乱不断，就借想吃家乡名菜为由，弃官归家。

“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

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张翰所为的可贵之处，在于对自由心灵的追求不受外物束缚，更在于细微处洞察事态的远见才能，“见机”即是时人对张翰政治远见的肯定。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到魏晋人士对非凡才干和艺术才情的重视。

王敬豫有美形。

问讯王公，王公抚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称。

”又云:“敬豫事事似
王公。

”(《容止二十五》)王恬，字敬豫，是王导的儿子，形貌很美。

虽然有人说敬豫样样都像王公，但在一次请安时，受到父亲这样的评价:“恨才不称”。

可见，才能、才性、才情在魏晋士人的人格评价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

其实，在《世说新语》的记载中不少魏晋士人都有着非常高的艺术气质和修养。

博
综众艺的文化全才自东汉张衡、蔡邕起到魏晋时多不胜数。

余英时先生也指出，东汉中叶以后士大夫多博学能文、雅擅术艺，当时士大夫常习之艺术至少有音乐、书法及围棋。

［3］343
音乐方面嵇康临刑奏《广陵散》，顾彦先平生好琴，陶渊明饮酒常蓄无弦琴一张，桓子野善吹笛，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等;绘画方面有顾长康画人、戴逵善
画等;书法方面王羲之的书法“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还有善书的王子敬、韦诞、羊忱等，举不胜举。

对文学上超拔俊逸之才的称颂同样屡见不鲜，谢道韫以柳絮咏雪，曹植七步成诗，阮籍宿醉扶起，草成《劝进文》，“时人以为神笔。

”在玄学清谈时阐发独到的见解更受到敬重与嘉许。

可见，政治才华和艺术才情已成为魏晋士人理想人格的重要内涵之一，文人名士以才自矜，恃才使气，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

(三)重情感，突显率性真意
魏晋名士大都极重情，无数名士因情而使生命走向丰盈，使人生趋于完满。

治国平天下本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和天职，但魏晋时局的动乱、世情的险恶使文人士子们为求得保身不得不对此退避三舍。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2］123魏晋士人暂时放弃了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豪情壮志，而把生活的中心转移到了对自我人生的追求和关怀上，开始了对人格之美的发现，即对生命个性的追求。

他们不再依赖别人的意旨生活，而是率性任情地过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人的自觉意识的觉醒。

这种觉醒导致了魏晋人对独立人格构建的追求和对人生价值实现的重视，体现在他们尚情重情，善感悲怨之中。

从《世说新语》的诸多篇章我们能够透视魏晋士人率性真意、看重情感、追求旷达疏放的精神世界，魏晋名士因钟情而更显其人格魅力。

《世说新语·伤逝》中载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因儿子夭折而悲不自胜，言道:“圣
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魏晋士人超脱于常人的重情感由此
可见一斑。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恰切地道出魏晋士人丰富的情感世界。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任诞四十二》)谢安以一往情深评价桓伊，显示出魏晋士人看重情感、率性任情的生活
态度。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
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言语五十五》)自然景物触发了魏晋人对时光流逝
的慨叹和对生命的感受。

这种触目伤心的人生感怀，兼具智慧和深情，正是魏晋士人重情感的具体展现。

《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的“王子猷雪夜访戴”是人们较为熟悉的一则故事，王
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字子猷)住在山阴，因为兴之所至，雪夜乘船拜访剡县的隐士戴安道，却不讲究功用实效，“造门不前而返”，只为尽兴。

魏晋士人这种率性纯真的举动，主张适意而行，不受任何约束的生活风格一览无余。

《世说新语》中众多诸如此类人物品评的例子显示出魏晋士子对功利的疏远和对自由的崇尚，他们不再热衷于追逐尘世间的虚名浮利，而是追求个体精神世界的自由与超脱，流露出世浊我清、世俗我雅的高情远志。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无法脱离现实，常常发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叹。

魏晋士人的人格理想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忙碌的生活中及时关注自己内心的
召唤，保留一些个人的心灵自由和追求，距离理想才会更近。

(四)重神韵，追求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
魏晋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发了对生命本身意义的思考，对人生、生命的重新认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在魏晋时期人物品评的价值取向上有着鲜明的体现。

魏晋人物品藻分为外在的“形”和内在的“神”两个方面，而其中“神”是隐藏在形貌中的精神意蕴，是真正体现一个人本质的东西。

重视神韵气度，看重一个人超脱世俗而
玄远高迈的精神境界是品鉴人物的中心议题和重要标准。

玄学思想影响着魏晋士人对生命在审美意义上的理解，即摆脱形累更欣赏“神”之美的基本态度。

魏晋士人欣赏的“神”之美在于脱俗的高远情致、飘逸潇洒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世说新语》中多用“风”、“神”、“韵”、“气”等加以比拟和表述。

尤其以“神”的比拟最为准确传神，“神”由此成为魏晋人物品藻的终极标准。

“神”这一表述最早基于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服从，由对天神、神灵的崇拜意识而来。

由此生发开来，在人类生活领域，当“人的精神状态进入到极高境界、人的生命功能和主体力量超常发挥，导致出现不同寻常的结果也称之为‘神’”。

［4］94魏晋人士崇尚的这种神韵之美，其本质是人的内在生命状态和精神力量，必然
通过由内而外的方式呈现和转变，通过气度、姿态、情调、外貌等因素呈现出来。

如: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锋太俊。

”(《赏誉二十七》)王澄字平子，评价太尉王衍神韵气概太俊秀。

庾公目中郎:“神气融散，差如得上。

”(《赏誉四十二》)太尉庾亮评论中郎庾子嵩“神气融散”即神情和顺疏散，神态气韵豁达闲逸，超拔向上。

王右军……叹林公“器朗神俊”……(《赏誉八十八》)支道林不仅有独到深邃的玄学造诣，而且在谈玄时能表现一种言辞声调之美和论辩叙致之美，所以，王羲之称赞他胸怀宽广，气度疏朗，精神俊逸。

《品藻七》记载了裴頠、乐广对冀州刺史杨淮二子杨乔、杨髦的评价，“……頠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以“高韵”、“神检”
品评二人风度高雅，品德高尚有修养。

《容止》篇中虽然是描摹魏晋名士的仪容举止的，但多以“神姿”、“风姿”等语汇传达出人物的内在精神。

庾长仁因为有神姿，进驿亭住宿时，本来满屋无人回避，“始入门，诸客望其神姿，
一时退匿”(《容止三十八》)。

陶侃与庾亮政见不合，有隙，但“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

”(《容止二十三》)庾亮凭着非凡的风度和仪表，不仅使陶侃改变了初衷，而且在一天畅谈欢饮中赢得了对方的倾慕和尊重。

这便是神韵之美的力量，可以使人退避三舍，可以使人化敌为友;而种种对人物风貌几近夸张的品评表达出高超的内
在人格。

神锋、神气、神俊、风神、神检、神姿、神貌等品评词汇，“表现的乃是一种高深玄妙之美，一种器识明慧之美，一种内在的精神气韵之美”。

［5］146《世说新语》中关于“神”、“韵”之类的人物品藻，显示出一种精神至上的审美观念，也成为人格理想追求的最高境界。

魏晋时代鉴赏人物重神韵气度不仅为后世文人推崇的人的生命形象和生命韵致提供了标准，也为审美和艺术创造活动中的“神韵”，奠定了活的范例，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核心范畴——神韵。

它对中国古代诗歌、书法、绘画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艺术史和中华审美文化中，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综上所述，《世说新语》中关于人物品藻的众多篇目再现了魏晋士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仍然给后人以诸多有益的启示。

阅读经典，给心灵一片纯净的天空，我们将在先哲们那充满生命智慧以及生活艺术的人格精神中汲取力量和营养，努力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澄净的心灵和积极的态度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实现人生价值，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和社会。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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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43.
［4］陈建功、傅光明.生命的智慧［M］.北京:线装书局，2007.94. ［5］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