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的人物品藻

晋人的人物品藻
摘要:自东汉至魏晋的人物品藻，逐渐脱离了两汉儒教礼法虚名的束缚，从建安年代以气质才干为美，到正始时期以精神美为最高范畴，推崇人物精神与形貌的有机统一，并将外形美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来观赏，影响到艺术品评领域。

这一过程，也是美学自觉与人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而人物品藻亦因之成为“人的主题”的具体审美表现。

关键词：魏晋；人物品藻；美学
一、序言
魏晋人物品藻有着其历史独特性，而其特性有体现于许多方面，从魏晋人物品藻的形成、魏晋人物品藻与绘画审美、魏晋人物与服饰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深入理解，从而更全面的看待和理解魏晋人物品藻在历史文化中的特殊性，更好的感受中国历史文化和美学的博大精深。

二、魏晋人物品藻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时期。

汉帝国的崩溃，自给自足的封建大地主经济的产生，各有其经济力量和政治军事力量的门阀世族的形成，东汉以来日趋僵化、烦琐的儒学其影响的不断削弱，这一切使得统治阶级士大夫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生活上和思想上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活动天地，文化日益成为上层社会士大夫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不再只是朝廷进行伦理教化的工具了。

先秦以来特别是汉代后期，具有重善轻美的传统，这时变为重美轻善。

对美的追求，对个人的才能风貌的讲求以及对人生意义、价值的思索，都不可分地联系在
一起，使人的个性、爱好、趣味等等在封建制度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注意和重视。

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不再象先秦以来那样，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说明艺术与政治、伦理、道德的关系上，而开始具体深入地研究美与艺术自身所具有的特征。

美学问题的探讨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并且扩大到艺术的各个门类和领域。

魏晋南北朝美学的发展，大体上依次和三个方面相联系，即人物的品藻、玄学的探讨和各门文艺理论批评的建立。

汉末以来的所谓人物品藻，是通过社会舆论的品评向统治者推荐人才。

这种品评，由于当时各种情况，逐渐发展为不只看人物的道德节操如何，而且十分重视才能、智慧、应变的本领等等。

到了晋代门阀世族大兴之后，人物品藻更演变为对人物的个性气质、风度才华的品评。

这种品评不只是政治伦理的，而且更是审美的，后者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种情况深刻地影响到各门文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经常从人的内在的个性、气质、天赋、独特的心理感受等角度来观察审美与艺术问题，因而比前代更为深入地看到了审美与艺术所具有的特征。

“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等说法，都明显地反映出受当时人物品藻的风气影响。

美与艺术被看作是同个体的精神、气质、心理不能分离的东西，这是魏晋南北朝美学思想的显著特征，也是它较之先秦两汉的美学大大前进了一步的地方。

魏晋玄学的兴起给当时的美学思想以深刻影响。

玄学的产生，同汉末儒家思想危机的出现，同社会动乱引起的文人对人生的感伤有密切关系。

其核心是企图从哲学本体论上去探求人生的价值和理想。

玄学中关于“名教”与“自然”是否相符，以及“言”与“象” 能否“尽意”的两大争论，虽然不是直接针对美学问题而发，但与美学有密切联系。

前者涉及伦理道德与审美的关系问题，后者涉及审美、艺术同理论认识的区别问题。

此外,在玄学的影响之下,出现了过去所未曾有的、具有严格的理论思辨的专门性美学论文，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系统地论证了音乐美的本质在于“自然之和”。

魏晋玄学发展到后期,同印度传入的佛学发生联系,这对东晋南北朝的美学产生了影响。

如关于灵魂与肉体即“神”与“形”的关系的辩论，直接影响当时的绘画理论。

人物品藻在我国古已有之，到了汉代，由于“察举”与“征辟”制度的实行，使人物品藻的社会意义与人生作用大为增强，故品评人物成为一时风尚。

虽然通
过品鉴可以激发士人对名誉的追求，从而砥砺人格，但更多地产生了许多盗世欺名、名实相乖的流弊。

东汉桓灵之际，政治腐朽，宦官专权，士林遂盛行清议之风，“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

其中评论公卿是清议的一项重要内容，评判标准包括为官是否清廉，道德是否高尚，对待人才态度如何等，流行以经明行修作为人格美的价值观念，赞语大体流于“道德彬彬冯仲文”、“五经纵横周宣光”等形式内容。

当时亦出现了如许劭、郭林宗等品题人物的名家，和“月旦评”这一独特的人物品藻形式，然许、郭仍然看重人物的道德胸怀。

“党锢之祸”发生后，人物品藻开始倾向于崇尚士人在反对宦官权贵斗争中表现出的勇气与胆略，出现了如“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这一类的赞语。

而由于陈蕃敢于犯上，李膺严于慑下，“犯上难，慑下易”，故陈的声名居于李之上。

可见时人对党人不畏强权的人格精神的叹美，并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东汉人物品藻崇尚虚名不重实际才干的恶浊风气。

但必须看到，此时人物品鉴所遵循的准则，依然属于儒家的道德范畴。

三、魏晋人物品藻与绘画审美
魏晋时期风行的人物品鉴是将人物的个性、气质同自然风物和艺术特质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绘画美学，而品藻人物本身就是传统艺术美学的重要成分，因此，魏晋时期的人物品鉴对中国绘画美学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对于整个中华艺术美学的影响也意味深远。

中国传统绘画美学的突出特征，是对艺术作品“传神”的较高要求，是艺术作品除了表现出艺术美之外还必须具有表达出生命、自然、宇宙等哲学意义的深刻内涵，而在绘画美学中出现的一些重要命题，诸如“气韵”、“风骨”、“传神”、“萧散简远”等等概念则原本都是关于人物品格、气质的描述，产生于对人物品藻的过程之中。

这些本是对人物描述的词语被借用到艺术评价上，将人类所具有的精神、气质同艺术作品的审美感受联系在一起，通过描绘人格美来描述艺术作品所展现出来的气质。

除了一些名词、概念之外，魏晋之后的中华绘画美学的思想，也大都是人物品鉴时产生的美学观的发挥，这些思想同美学名词一道成为中国绘画美学的重要标志，因而中国绘画美学具有明显的人格美特征。

从审美角度而非实用、道德的角度对人物进行品鉴，突出了在遵循自然之道基础上的个性存在价值，人物品鉴
所注重人自身的品格、气质，是生命意识进一步觉醒，也是尊重生命个体的表现，是人性的凸显，是个性的充分张扬，因此说，魏晋时代是审美自觉的时代，那时人们所拥有的审美观更加接近于人类审美意识的根本。

魏晋时期人们的审美趣味摒除了功利因素，主要集中于无关痛痒而又相对安全的人物品藻和自然山水上面。

而领略自然山水之美，则又自然成为人们追求超迈风度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因此，人物品鉴不仅让人们的个性突显，更进一步将人们的精神世界同自然、宇宙联系在一起。

四、魏晋人物品藻与服饰
魏晋风度表现在当时的服饰文化中，特点是穿宽大的衣服、跟高齿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保持清秀的体形，望若神仙。

男子多穿着衣襟开敞，衣袖宽大的袍衫，袒胸露怀，头上加幅巾或戴小帽，力求轻松自然、随意的感觉，如名噪一时的“竹林七贤”。

彼时彼地人物容貌仪态和服饰行为是一种自觉的追求，是一种有文化背景与依托的服饰反叛行为，与豁达飘逸，不食人间烟火的浪漫潇洒形象达到了完美的和谐。

这种着装行为也是统一在那个时代的服饰风格之中，它与服饰形象共同构成魏晋文化的审美风格。

1、以衣裳博大为美，即所谓褒衣博带。

2、以衣冠不修为美。

散发，箕坐，是直接违背儒家礼教的，魏晋士人故意为之，以示不拘礼法，傲俗自放。

解衣当风，常被后代文人奉为洒脱之举，特别是未入仕途或失意文人正是借助于魏晋士人的服饰观，表现出对倜傥风流的追求。

魏晋妇女则襦衣长裙，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当风飘逸，表现出优雅和摇曳的风格，似仙女下凡，如曹植笔下的洛神的形象。

洛神之风，是中国人的风采。

她不仅使人产生若即若离，可望而不可及的虚幻般的美感，同时使人意识到，她的美是凭借了服饰的魔力，从而互为补充，终趋完善的。

妇女大多数服装的材料用丝织品，丝的柔软、丝的轻盈，再加上传统服装重在写意的肥硕宽大，使服装上端在肩或在腰，其垂下的部分则自然形成垂直的褶皱。

裲裆多为夹服，以丝绸为之或纳入棉絮，后运用于军服之中，制裲裆铠，改为铁皮甲叶，套于衬袍之外。

小结就中国服饰演变史来说，这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是文人阶层兴起了褒衣博带之势，飘忽欲仙之感，而这些正出自于政治混乱之时，文人意欲进贤，可
是又怯于宦海沉浮，不得已只得自我超脱，除沉迷于饮酒、奏乐、吞丹、谈玄之外，便在服式上寻求发泄，以傲世荣，故而宽衣大袖，袒胸露臂。

就中国服饰演变和中国民族发展史的两方面来看，魏晋时期，它处于国际交流空前扩大规模的大文化背景下，在消极的政治形势中结出了积极的互进的交会果实，既对中华民族的向前推进和更加一体化作出了贡献，同时又形成了一些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服饰。

它宛如一个屡遭摧残的枝茎，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五、魏晋人物品藻总结
魏晋人物品藻虽推崇精神美，但也同样推重外貌美，力求形与神的完美统一。

晋人心目中理想的“形”有以下几层内涵：容貌以“美须髯”“明眉目”最为重要；身材以高大为美；声音以宏亮为上；而“有风神”、“有远韵”则是容止之美的最高境界。

譬若当时著名的美男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萧萧肃肃，爽朗清举”，从而成为时人顶礼膜拜的理想人物，甚至被画在墓室的砖画上。

人物品藻推崇貌美，一方面与当时流行的喜好浮华的审美情趣相关，体现了士族审美的轻靡；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东汉以来人物审美意识的演进，人们开始注重对人物外貌美的独立品鉴，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由于欣赏人物的貌美，人们还常用自然界瑰丽的物象来譬喻、衬托人的美貌，如王恭“濯濯如春月柳”，司马昱“轩轩如朝霞举”，张绪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

我们可以看到，魏晋人用自然界的事物纯粹比喻人的貌美，去除了“玉有六美，君子贵之”一类的教化色彩，其审美观显然较“比德说”更进一步。

这种比喻手法又被移入诗品、书品、画品中，成为中国古典美学批评理论的一种基本方法。

钟嵘《诗品》中评价范云和丘迟的诗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

”梁武帝萧衍《书评》云：“钟繇书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

该法以生动活泼、形象逼真的感性形式，诉诸人们以美感，较之抽象的哲理分析更为人所喜闻乐见，但也因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失之于模糊散漫。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自东汉至魏晋的人物品藻，逐渐脱离了两汉儒教礼法虚名的束缚，从建安年代以气质才干为美，到正始时期以精神美为最高范畴，推崇人物精神与形貌的有机统一，并将外形美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来观赏，影响到艺术品评领域。

这一过程，也是美学自觉与人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而人物品藻亦因之成为“人的主题”的具体审美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