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书法对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书法对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影响
魏晋时期是个审美文化繁荣的时期,无论是在人物品藻,还是文学诗歌、书画艺术,以及音乐天地里,无一例外地表现出这个时代特有的审美特征,即重内在、重心灵、重个性的主旨.魏晋是中国文化的辉煌时期，也是书法大放异彩的时期，从文化的深处探讨这一时期的书法现象，追寻其发展轨迹与形成原因一直是学术上的难题，也是其意义所在。

在重新回归到古典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东西非常博大，甚至觉得魏晋时期的书法理念实际上和我们现代的观念在很多地方都是吻合的。

尤其是在书法形式上去研究它跟传统文化的一些关系。

在研究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关系上，从纯粹文化上的研究，以往的理论文章很多很多，包括在美学方面、哲学方面的研究。

但在书法的形式上，一招一式、一点一画，它是怎么跟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挂起钩来，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比较少。

历代在实用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专注传统形式的艺术表现方面的研究就少一些。

魏晋时期是书体演变的终结期。

草行楷这几种新体以经过东汉以来的酝酿之后，到魏晋已趋向成熟，并脱去隶书时代的影响，到王羲之、王献之的出现，使行、草、楷体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魏晋书法走向了完全的自觉阶段，书法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了普遍的欣赏对象，文人开始有意识地追求书法美，把其作为自觉的艺术实践活动，随着新体的定型成熟，文人流派书法不断更新，这种沿革分别以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

三个流派阶段深刻影响了后世书法的发展。

这种师承祖述笔法而相沿成线，成为后世历代书法艺术递进
的基本轨迹。

王羲之姨母贴
以钟，王为代表的魏晋书家以其丰富的实践和深刻的理论对后世产生整体效应，一方面以其新建的美学法则“规范后昆”，一方面以其独创性初步勾勒出中
国书法艺术精神的轮廓和框架，它的消长，体现了中国艺术创作、艺术观念对儒、道思想的价值取向。

魏晋书法的突出贡献在于：１、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书法形式，给文人书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书法从大众化走向贵族化在当时是一种进步。

它所带来的艺术性飞跃，对“道”的自觉体悟和把握，使文人从挟隘的功利主义世界飞升到“大哉宇宙内，吾道常悠悠”的广阔天地；为减除文人精神内
耗找到了自我调节和更新的最好方式。

“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的主客观关系给审美观照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感受，表现气出生动购生命境界成为惟一的目的。

“二王”完成了书法形神系统结构的有机构成，最重要的是完成了审美的艺术历程，使书法成为表达节家文化的心理结构的载体，超于工具技术职能之上。

这种纸上舞蹈或视觉音乐，揭示出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

２、促进“雅”格的批评标准的形成。

对形质的双重强调，追求“中和”之美的思想意识一直是儒、道耦合的产物。

恰如宇白华所说：“中国艺术意境的构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

”（《美学与意境》）中国文人身上常有两种思想交替影响：对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对内的独善其身，不以物累的超脱，进退之间常难调整。

同时，无论温润或旷达，皆须归于“雅”格、“雅”格的确立标志着文人书法占领书坛成为主梳，并把书法从实践到理论推向更高级阶段。

３、促进“帖学”流派的形成。

以“二王”为起点，追求笔札之工的书派从朝廷漫向民间，并形成帖学流派与风格。

它与清代兴起的“碑学”相对而言，更占主流。

帖学又分两路，平正温润者有虞世南、蔡襄、赵松雪、董其昌、文征明等，胎息大王，平和简静，媚有余姿；欹侧一路有米芾、黄道周、傅山、陈道复、王铎等，规模小王，气象峥嵘，天趣浑成。

狭义地说，一部帖学史，也就是“二王”书风的流变史。

王书风格多样，刚则铁画，媚则银钩，从形质到内涵皆足称道。

要达到高妙之境，须赖书家的心身修养。

否则，前者易坠于平庸软媚一路；欹侧老易坠于轻靡佻达一路。

今日看来，钟、王之书已是一种文化传统，那巨大的母体传达着永不枯竭的生命信息。

“二王”书风历代都有一次规模巨大的回归运动。

如欲存王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的智永；唐太宗和初唐四杰的全面继承和发展；大声疾呼“书不入晋徒成下品”的米芾；元代强调“用笔千古不易”的赵子昴；明代主张古淡巧妙的董其昌，主张宗晋的文征明；清代书宗晋唐的王铎；直至观代“以二王乃法规”的沈尹默等大家，无不在魏晋书法的感召下登堂人室，并加以发展。

如董其昌提出的“似奇反正”、“以奇为正”。

就是对工书的继承和发展。

就连力主学碑的康南海也不否定王书的遒
丽雄强而要人取法之。

我们面对魏晋书法这样一座高峰，研究它是为了寻找再创高峰的途径和方法，重新以宽容的精神反思历史，重建书法创作的参照体系。

近期有人在《书法史与现代性》中指出：“如果把徐渭、扬州八怪、傅山、康有为等人作为书法现代性的代表人物的活，是不是就意味着‘二王’传统就应当进入历史的坟场呢？绝对不是。

事实上，‘二王’（包括赵、董）书法空灵、谐和的内在韵致是当代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

”（《书法研究》）此话说得很对。

但从历史辩证的角度来看，王书也是颇具现代性的，６０年代的“兰亭论辩”可以做证，当前的书法批评，吸收了一些西方的史学，美学批评因素，明显地从判断性
选择走向解释性选择。

在认识情境、伦理情境、审美情境的处理上更须书法工作者的智慧。

我们必须记住黑格尔的一句话：“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

”（《哲学讲演录》）我们反思魏晋书法、书家。

想必可从中获得不少的启示。

自从书法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之后，文士开始成为一支主要力量。

六朝时期书法成为标志士人精神面貌与文化素质的艺术，也成为高门士族标榜门风与保持家族文化优势的艺术，门第中人以书法相尚，争书法之高低，品书法之优劣，因而书法在具有艺术价值的同时，又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在士人的精神生活中，书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由于门第观念的影响，士人书法与平民书法保持着十分严格的界限，主要表现为，士人多在尺牍中展现其精神风貌，他们很少以实用的态度对待书法，不屑于碑志造像的书写工作，他们认为这种劳神役形的事情是社会底层人所为的；而由于玄学的影响，此时的书风与玄风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表现在书法品评上，人物品藻与书法品评相结合，“得意忘言”、追求意外之趣成为此期书法的显著特点。

由于书法的深入人心，在社会收藏方面，在文人雅集方面，在题扇与题壁活动中，书法都成为士人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并出现了书
法买卖、书法作伪的社会现象。

与士人书法兴盛的同时，平民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一个十分繁荣的时代，虽然正史中很少有他们的事迹，也很少有人品评他们的书法，但大量书法遗迹已足以证明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平民书法主要是应用的场合，大凡碑志、造像记、墓砖以及官方文书、账簿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这其中不乏职业的书法工作者，如石刻工匠，如专门靠抄书为生的佣书者，也有平民的随意刻画。

魏晋时期的审美呈现多元化的趋向，是由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

东汉末年，豪族地主集团势力不断膨胀和扩大，土地兼并日益加快，土地所有权渐渐掌握在豪强的大族手中。

与此同时，失去了生产资料的手工业者和社会底层的农民不得不依附、汇聚于豪族地主集团
阶级的门户下，这就构成了典型的以自给自足的豪族地主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形态，而这种社会形态的形成，必然会带来审美文化上的深刻变革。

加之，儒家经学的衰颓和代表门阀士族价值体系的玄学思潮的崛起，更是直接驱动和催化了该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大飞跃。

以情志为神明，以事义为骨骼，气度、自我、人生、生命、真情等已成为至高无上的本体。

人身美、人格美、自然美的审美对象结构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完全的落实。

作为以“流美”、“表意”为主的独立艺术样态，讲求形式美的符号、结构、墨韵、章法的书法艺术，通过线条的粗细与长短，笔致的曲直与软硬，墨法的干湿与燥润，已展示出了时代多元觉醒的具体感受和体悟。

书法作品中的“魏晋风度”令后世仰慕和赞叹不已，徜徉在魏晋人的书作之中，飘然洒脱、超然绝俗之感油然而生。

以笔传意、以品节情、因气传神、纵性任情的重心转移，使眼底观照的物象和心中契悟的真意流露于笔端，书家的心迹、神识得到了真实的映射和本质显扬。

凡艺术之创制，自有由实用性而产生的被动，由痴迷而产生主动，以人为中心的“自觉”时代，
带动了艺术创作的大发展。

作为汉字艺术主体的书法，表征着多层华夏民族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附着丰厚、整体的灵魂意识和精神特质。

显透着创作者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性情意趣的书法艺术，已跳出了“饰文字以美观”的萌芽更新阶段，进而作为强化主体意识的笔法线条，追求自我超越、鄙视世俗。

创造者们表现出了极解放、极自由、极热情、极智慧的创作态度，使中国书法除篆、隶仍盛行外，真（楷）、行、草的诸体演变趋向于成型和完善；使一个代表中华文化思想最凝练的物化形态真正地走向了艺术，走向了大美；使一个具有生气博扬、光彩流溢、个性凸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阶段育化而出。

在书坛走向多元化的今天，书法艺术升华到审美观念多元化、人性化的高层次，这无疑是迈了一大步。

书法现代性并不是简单地取决於书法艺术表现形式、结构、线条等外在面貌的怪异与夸张，还要增强书家个人的内在修养与笔墨情趣的人性化、学术化，努力提高汉字应用的笔画、章法、构图等技巧。

这样才能对中国书法进行良性的传承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美教二班 3100100308 陈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