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
其一： “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条件下，戊戌变法运动是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的。

但这个运动主要的是代表了当时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所以只能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的运动。

领导这个运动的人，看不见农民革命的力量，他们所企图的都是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抵制农民的革命。

他们和当权的封建势力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只是要求封建统治势力让出一点位置来给新起的资产阶级。

这样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注定了只能得到悲惨的失败。

其二：
维新运动只是少数人的运动。

他们不仅不接近广大的劳动群众，而且与广大劳动群众对立。

康有为公然诬蔑18世纪法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为“无道之甚”，替满清封建统治者策划防治中国人民革命的方法。

维新运动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只依靠载湉这样一个无权无力的皇帝下命令，其失败是必然的。

……戊戌变法失败，宣告改良主义在中国没有出路。

这两段评论分别出自中国史学会编的大型史料丛书《戊戌变法》的序言和荣孟源的《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有较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维新派在一些具体的变法措施上侵犯了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引起了这部分人的不满和愤怒，更加深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误会，从而更孤立了自己这一方的力量。

如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东西两河沿，甚至店铺禁止悬挂幌子，违者受处罚，致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

这种过激的做法，直接损害了一些下层群众的现实利益。

还有那些“除去蒙蔽锢习”之举，本意是为了扫除颓风，但此举触动了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的习俗。

人们的风俗习惯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非一纸命令可以革除。

譬如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的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了顶点。

剪辫子与否无关大局，可以暂缓推行，由于过早强令推行，增加了本可避免的骚动。

维新派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少数人的小圈里面，没有去触及或者说不愿触及占人数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问题即土地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温饱问题，这也引起农民对变法的漠视甚至抵触。

加上戊戌变法前，因教堂四起，人民群众正反洋教，反洋人，戊戌维新不仅未涉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反而主要是学习，仿效西方文明，自然与下层人民的利益相距太远而得
不到支持。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是一条失败的道路。

……改良运动的产生，总是对抗革命，企图缓和社会矛盾，本质上是反动的。

改良主义者鼓吹改良，又害怕群众运动，这是他们不可救药的顽症。

他们害怕群众革命运动，更甚于害怕顽固反动势力。

……这就使他们远远地离开人民群众，找不到能够真正打破一切旧势力的同盟军，只能借皇权的威力去推行新政，到愿意接受维新变法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中去寻找力量。

竟想凭借这样的一种力量，依靠极少数人的努力，去完成革新社会政治的艰苦事业，当然只能是君子们的幻想。

戊戌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
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昭示着中国这一古老民族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将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

然而，我们却可以从其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借鉴其取得实效的方面，实事求是，古为今用，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真正体现自己的特色，以便少走弯路。

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坚实的阶级和社会基础
戊戌变法是康梁等文人联合毫无实权的皇帝发动的。

他们既没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的才能，又毫无实权，因而在顽固派的反攻下无还手之力，只能迅速而悲壮的草草谢幕。

因而我们要始终毫不动摇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才有成功的可能。

任何一种改革主张只有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才能够得到多数人的反响和支持。

维新运动主要反映和代表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中下层绅士或正在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他们还只占统治阶级的很少一部分，在整个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更小。

维新派的主张与封建统治阶级中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对立或有很大冲突的，如废八股、革清运、汰冗员等就直接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更不要说政治制度改革主张所引起的封建官僚们的普遍愤怒了。

维新派的主张与下层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利益也因相距太远而无法得到赞同。

当今，人们对改革已经有了普遍的认同感，而且我们的统一战线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阶级和社会基础。

谭嗣同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中仅次于康有为、梁启超的第三号领袖人物。

他早期受王船山唯物主义思想影响，故其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后来由于受佛教思想影响，其哲学主导思想转向了主观唯心主义。

这种哲学主导思想使谭嗣同在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陷入“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迷误，并直接导致了变法
失败，光绪帝被软禁于瀛台，“六君子”被斩首于菜市口的悲剧后果。

首先，“理论和实践相脱离”。

谭嗣同在政治理论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十分激进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

他直斥封建君主为“独夫民贼”，直呼清皇族爱新觉罗氏为“贱类异种”，表现了同清朝彻底决裂、不共戴天的坚定革命立场。

这些“大逆不道”的革命言论，本使谭嗣同与清王朝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

但是，在实际政治实践中，谭嗣同又始终保持着清政府的官员身份，并接受光绪帝的恩召，
以“军机章京”、“天子近臣”的尊荣身份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

这同他的政治理论与政治理想显然是想脱离、相矛盾的。

其次，“主观和客观相分裂”。

谭嗣同进京还不到一个月，就提出“兵围颐和园，谋废西太后”的惊天计划。

之所以作出这一决策，是因为光绪帝担心被慈禧太后废掉，要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设法相救。

从目前公开的史料来看，关于此前慈禧欲废光绪帝的密谋，并无史料确证。

这一判断主要是来自光绪帝与维新派的过度焦虑与危机感。

并且，谭嗣同在这一计划中寄希望于并不可靠的野心家袁世凯，即使袁世凯是竭诚拥护改革的，袁世凯所带领的那支只有七千余人的小站新军，也不是荣禄的对手。

这一兵变计划显然是很难成功的。

就算这一兵变密谋一时侥幸得逞，后果也不堪设想，中国有可能陷入分裂与内战。

可以说，这一兵变计划，完全是谭嗣同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的冒险空想，其结果只能是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