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衡机制在团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权力制衡机制在团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我们这个组织和很多组织完全不一样，我们不但要求你出钱，更希望能凝聚企业家的精神，让更多的企业家投入其中，投入时间和精力。

嘉宾简介：任志强，阿拉善SEE第五任会长、著名企业家。

采写：杨子云，腾讯文化高级编辑。

【编者按】2014年6月5日，阿拉善SEE即将迎来十周年庆典。在此之前，腾讯文化专访现任第五任会长任志强先生。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从2004年成立起，就一直倍受各界关注，一是因为这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一部分自觉联合起来，承担环境责任；二是阿拉善SEE采取了一种在中国大陆前所未有的民主治理方式。十年过去，SEE坚守了哪些最初的传统和理念？经历了哪些冲突域变革？又有了哪些改变？这是每一个关心SEE成长的人都关心的话题。现任会长任志强先生在SEE的经历，颇显特殊，他在第一届时两次竞选监事皆无奈落选。在第二届高票当选监事长，在第四届当选章程委员会主席，第五届高票当选会长。是唯一的把SEE管理层三个重要职位都当选了一遍的人，监事长、章程委员会主席、会长，这三个角色设臵，在SEE分别意味

着什么？任志强先生在这三个岗位上分别有什么贡献？在对话中，他强调了权力制衡的重要，强调了规则和章程的重要，更强调了公共服务是一种责任，需要付出时间和热情。因篇幅原因，以下发布采访第一部分内容，实录如下：

腾讯文化：任先生你好，很高兴能在SEE十周年之际，向身为现任会长的您提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您个人。您在SEE曾两度选举失败，第二届成功当选监事长，第四届成功当选章程委员会主席，第五届当选会长。您是SEE这个机构里唯一的先当选监事长，继而当选章程委员会主席，目前又当选会长的人。请问，这三个职位，在SEE里各自有怎样的角色设臵？您在这三个角色中分别给SEE带来了什么贡献？

任志强：SEE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公益组织，更多是用民主的一种治理方式来进行的。当第一次刘晓光要用任命的方式去安排理事会时，大家提出反对意见。可以说，我们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否定了刘晓光原来提出的人选，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完全民主的自由选举。

在这个自由选举过程中，因为很多人之间是陌生的，很多人之间是第一次见面，而有些人是处于一个团体内的，比如台湾的企业家，他们相互之间熟知或者互相认识，所以在第一次搞选举时，他们可以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就其他成员来说，很难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情况下达成统一意见。

参选监事、监事长，我认为权力的制衡很重要

开始时，我并不想竞选执行理事，主要是觉得我可能拿不出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我第一次参与竞选是想当一个监事。我们认为在一个民主的组织之内，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监督，可能会给执行理事会过多的权力，必须有一个好的监督才能让这个权力不至于滥用，让整个机构符合所有捐赠人、赞助人或者完全公益的想法。因此在第一届时，我两次竞选的都是监事。

但我的两次选票都不够，尤其是第二次时，是一个国民党的财务官和我PK。他认为他从事过财务的工作，更具备监督的能力和条件。所以在补选时，他当选了。但我认为，监事不仅仅是需要有财务的知识，更需要的是按照章程对理事会的权力进行监督和管理。因此，虽然在第一届我没有当上，但第二届我竞选上了监事长。这时候大家发现第一届我们选的马蔚华监事长并没有完全尽到责任，不管是在财务问题上还是按照章程去维护治理结构的问题上都有所缺陷。所以在第二届他也想继续再当监事长时，他被大家否决掉了，我以最高的票数当选。

我认为我具备监督的能力，尤其是那届当选的会长为王石。更多人认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共同维护权力的制衡，以防止权力过渡向某一个方向偏差，最后使公益组织失去公益性，或者把大家的钱花在不合适的地方，或者过多地干预了会员的权力等。

第二届时，大家公认我在监事的活动上做得比较到位。一直到卸任时，我们仍然提出了一大堆监督意见，同时也在几次会议上约束了执行理事会的权力。出任这一届监事时，我动用了大量的时间，一年差不多得有30—60个工作日要去做这些工作。到第三届时，我没有再参选，因为我觉得我拿不出更多的时间保证我去履行职务，所以既没有参选执行理事也没有参选当监事。

章程对于NGO来说像国家宪法一样非常重要

第四届我又再次竞选了章程委员会的主席。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有些章程需要修改，尤其是章程中对权力制衡的问题，对角色的有些约定问题存在缺陷。我当章程委员会主席这一届，可能是修改章程范围和内容最多的一届，前前后后修改了大概40个局部地区和条款，包括增加和减少的、改了个别称呼、个别字的。作为章程委员会主席，确定章程的问题要听取所有会员的意见，让组织更具备合理性。就像我们公司有公司章程、国家有国家宪法一样，章程对于NGO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最初，我们可能过于理想化，认为大家目标一致，章程即使有些不合适的地方，也可以在执行理事会里约束到所有人员。但其实不是，因为在很多问题上会出现偏差，尤其是在最初时，我们只有协会没有基金会，后来除了协会以外又有了基金会，在这两个组织之间进行调和，让这两个组织变成一个组织，形成一个共同的力量，这需要在章程上做一些调整和修改。所以在第四届

时，我作为章程委员会主席主导了章程的大量修改。

竞选会长：因为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服务于公益事务

到第五届时，我竞选当了会长，主要是因为我已经从原来的岗位退下来，时间更充裕。60岁之前，也就是第四届之前，我还承担着国有企业一个重要的工作岗位，还有国有资产增值保值一大堆的工作。不可能拿出更多的精力完全投入到公益组织中去。退下来后，虽然我还担任着企业的职务，管理一部分企业的任务，但我有了更多时间从事公益活动。所以第五届我竞选了会长，因为我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为SEE这个组织服务。

退下来以后，除了在SEE，我们还组织了读书会等其它的公益活动。那这些公益活动在过去为何不能做？是因为我拿不出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这些活动中，因为这需要大量的时间联系事务、安排组织等。但从国有企业岗位上退下来后，我的时间相对自由，行程更容易被自己掌握。

之前要不断地受别人安排，如国资委、区政府，他们会安排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会议，突然就把你的时间占用了，但你又不能不服从，作为一个下级必须服从。脱离国有企业职务之后，这些东西就少了。比如每年至少有两个月时间的学习，我可以不去参加；政府的一些工作会议可以不去参加；政协委员我也不当了，所以，我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从事公益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