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VS晋商 中国商业文化两大流派

徽商VS晋商中国商业文化两大流派作者：王涛来源：《中外管理》2019年第03期徽商与晋商、潮商，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大商帮”。

在中国漫长的商业历史上，三大商帮在群星璀璨的各路商帮中最为耀眼。

而其中，徽商与晋商之间，两相比较，则更能给人启示。

例如：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徽商则完全相反，由于敬重儒学，提倡“学而优则仕”，所以从政的较多;再例如：晋商多尊奉乡人关公，而在徽商眼中，理学大家朱熹更值得尊奉;此外，徽商通常是以家族为组织纽带，他们有一句话叫“用亲不用乡”，晋商则以地域关系为纽带，他们是“用乡不用亲”，等等。

那么，创造商业奇迹不相上下的两大商帮，但其大相庭径之处，到底能带给人什么思考呢？晋商、徽商的盐业兴衰大比拼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向《中外管理》介绍，徽商与晋商都是明清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商帮。

晋商先起，但它的衰落比徽商晚。

晋商的发迹，与明代的开中制度有关。

在明初，蒙元残余势力虽然已退往漠北，但仍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威胁。

为了加强防范，明朝政府先后建立了九边，在北方边地驻兵屯垦。

当时，为了解决粮食补给问题，实施“开中法”，让商人输粮支边，作为回报，对商人授予盐引（食盐运销许可凭证）作为奖励，让他们前往淮、浙各地盐场支取引盐。

因此，有不少晋、陕商人因此而起家，晋商由此而兴。

到明代成化、弘治年间，运司纳银制度确立，商人只需在扬州等地交纳银两，便可获得盐引。

在此背景下，北方边地屯垦受到剧烈冲击，与扬州等地更为近便的“徽州盐商”崭露头角。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推行纲盐制度，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此后，徽州盐商的实力开始逐渐超过了山西商人。

明末改变开中制，晋商则被迫退出盐业。

及至清代，扬州等地的盐商中，徽商占了绝对的优势。

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此时受到严重打击。

而到了清末，废除盐商垄断特权后，徽商在盐业的优势也土崩瓦解。

在鼎盛期的比较上，徽商虽然崛起较晚，但鼎盛期的出现却早于晋商，徽商在明朝中后期便步入鼎盛期，而且持续到清朝。

晋商起步于明初，但到了清朝中期开始繁盛，步人鼎盛时期。

从地域上看，在明代，晋商与徽商的活动范围都较大。

晋商重点经营的区域，在中国北部和西部地区。

不过在北方的北京、山东临清、河南开封等地，也聚集了大批徽商，这与其时的南北贸易格局密切相关。

当然，到了清代，除了北京仍有较多的徽州茶商之外，徽商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对于各地城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谚，叫“无徽不成镇”。

根据胡适先生的解释，这句俗谚的意思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

徽州人进去了，就会开设店铺、发展商业，于是就将村落变成了市镇。

清代以后，“无徽不成镇”主要指的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特别是长三角。

晋商重义拜关公徽商敬儒拜朱熹晋商多尊奉乡人关公，可以说只要有晋商票号或者商铺的地方，都会有关公供台，关公是忠义的化身，也代表了晋商所秉持的为商理念，用“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

而在徽州民间信仰中，关公虽然也有其一席之地，不过，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地位显然更为重要。

朱熹理学对徽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明清两代，不少地方的徽州会馆也叫“紫阳书院”、“徽国文公祠”。

所谓紫阳，是朱熹的一个别号。

朱熹虽然生于闽北，但其祖籍却在徽州婺源（今属江西）。

徽商在徽州会馆中祭祀的主神往往是‘徽国文从，，（亦即朱熹）。

之所以打出朱熹的旗号，显然是以此凸显“贾而好儒”的“儒商”特色。

此种“贾而好儒”的特色，或者说是一种文化追求，对于徽商群体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贾”与“儒”密切结合，让徽商有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独特气质。

从当时人的记录来看，一些商人“贾服儒行”，在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下，自觉地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迅速发展为称雄商界的—支劲旅，与此—重要特色显然不无关系。

晋商“学而优则商”，徽商“学而优则仕”对待教育的态度让晋商和徽商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

家中子弟天资聪慧者不是去考取功名，而往往是在年幼时就开始学习经商之道，他们把读书看做副业，甚至把走上考科举道路的人认作资质较差、不适合经商的子弟。

徽商则完全相反，在他们看来，经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谋生手段，读书作官，“学而优则仕”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不忘读书。

由于崇文重教，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徽商，以“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识见和态度，“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

他们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振兴文教”。

徽商商户家中的子弟，自幼便进学堂学习四书五经，将科举考试作为头等大事。

王振忠教授对《中外管理》分析道：徽商“贾而好儒”、“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在徽州，很多人外出务工经商之前，在家乡都受过最基础的启蒙教育。

另外，明清时代徽州是个科举极盛的区域，不少人名落孙山，只能转而去经商。

在这种情况下，徽商群体中便出现了不少高素质的文人。

商帮的崛起，—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四民秩序”（士农工商）观。

不过，也应当看到，“以贾代耕”的徽商，他们大胆肯定商业行为的正当性，目的是为商人群体正名，以求改善自身的社会地位。

在不少人的内心深处，“懦为名高，贾为厚利”，徽商虽然重利，但亦重视“儒”名，故而服贾（经商）与业儒（以儒学为业）并行不悖，不少人更以“士商”自居。

也正因为如此，徽州既是全国著名的商贾之乡，又以文风兴旺、科甲蔚盛，而被世人誉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鱼”。

徽商非常重视子弟教育，在徽商家族中出过大批进士、状元。

据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统计，从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产生了519名进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乡及第的），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六名。

在此180年间，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

个中的很多人，都是徽商子弟。

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显然与徽商重视子弟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这—点与北方的晋商有着显著的不同。

文化上的先进决定了徽商在先决条件上的优势。

一方面爱读书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另一方面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因为有文化，徽州商人自然在审时度势、运筹决算、进退取合乃至整个经营活动中胜人一筹。

徽州商人在业贾致富后，总是想方设法让子孙攻读诗书，成就儒业。

为此，他们踊跃捐资，在桑梓故里兴修官学、书院，广建义塾、文会，为乡里、宗族内的贫困子弟提供良好的读书环境。

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但却无力从师的子弟，必须给予资助。

对参加科举应试的学子，给予来往路费、笔札膏火、庆吊酬酢等方面的资助。

这些规定，被详细地列入族规家法，世代遵行。

因此，在明清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文风相当兴盛。

自明代中叶以来，大批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他们既将经商利润汇回本土，又带回了各种思想、观念与文化，这使得皖南一域，呈现出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同生共荣的奇特景观。

徽商不仅在商业史上曾有过如日中天般的辉煌，而且，他们在文化上的建树亦灿若繁星，这对于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至于晋商，虽然也不排除一些人对儒学颇为重视，但‘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

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人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

’这在当时，也成为朝野各界的共识。

正因为如此，晋商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要远逊于徽州商帮。

”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这样总结到。

封建社会，皇权高于一切，和官府关系的好坏至关重要。

徽商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徽州人让子弟读书走科举之路固然有文化传统，但更现实的还是子弟当官后作为徽商的后盾。

因为徽商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

歙县江姓乡绅江舂更领导两淮盐业近50年，自乾隆中叶后，两淮盐业几为徽商所垄断。

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是一重要因素，由于晋商无人能在朝廷担任要职，自然无法“左右”朝廷政策。

在这—点上，徽商和晋商比起来就更多了一些官商色彩。

徽商“用亲不用乡”，晋商“用多不用亲”徽商极为重视教育的背后，有出于维系家族传承的需要。

对于徽商来说，从商可以有钱，但用钱买的官并没有地位，只有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而入仕，才有社会地位。

而且，只有靠文化才能维系家族传统的传承。

徽商通常是以家族为组织纽带，他们有一句话叫“用亲不用乡”，徽商选用人员大多来源于同族。

一方面注重考核个人的品质，另一方面也要顾及家族的利益。

徽商用亲是出于维系家族的需要。

晋商则以地域关系为纽带，他们是用乡不用亲。

晋商选人主要以同乡为主，不过条件通常很苛刻，在选拔人才方面显得更“纯粹”。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晋商非常重家乡，不论他们走多远，在哪里做生意，他们的家都安在山西，最后都要回到山西。

徽州受中原移民的影响，家乡观念相对淡薄，徽商把生意做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发芽，这也是徽商“用亲不用乡”的历史原因。

当然，晋商和徽商的文化上差别，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重点是摒弃其文化上的糟粕，学习其文化上的精华，比如：晋商和徽商都“重诚信、讲道义”，虽然成功之道很简单，而恰恰是因为这些朴素的经商之道，才成就了他们纵横华夏数百年的商业奇迹，这点对于那些想做“基业长青”的企业来说，尤其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