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一)

试论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一)

内容摘要：中国的经济法学经过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段岁月里，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焦点，有肯定赞同，也有抨击否定，至今也很难说有一个大一统的意见。本文旨在把握经济法能够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实质要件，联合形式要件进行思考，综合地看待经济法和其它部门法的关系谈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以为探讨。

关键词：独立的法律部门，形式标准，实质标准，经济法的地位

西方市场经济在经历了充分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时期以后，市场失灵问题凸现。传统的民商法以及行政法对市场机制调节手段的局限性日益明显，经济法应运而生。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开始进入经济生活的时候，就过多地去采用行政手段来否认市场的作用，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才开始出现“经济法”这一术语。在过去的20多年里，学术界出现了“协调论”，“调节论”，“需要国家干预说”，“新纵横统一说”，“社会公共性说”五大学派，其中百家争鸣的焦点就在于：经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时，这一问题关系到经济法的地位。

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可以从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两方面出发，形式标准有“一元说”是以调整对象为唯一的划分方法，因为划分标准的单一，不适合现代法律体系多样性特征，这种学说已为学界所抛弃。“二元说”又称“主辅标准说”，是以调整对象为划分法律部门的首要标准，调整方法是辅助性标准。“多元说”考虑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兼顾考虑法律主体不同，法律文件的多寡等等。多数人的观点采“二元说”为划分的标准，笔者是认同的。毕竟调整对象才是核心，调整方法相对于调整对象来说是次后的。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历来也是学术界争议的热点。目前，北大张守文教授的学说赞同者无数，他主张应将经济法定位在市场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这两个领域，不应涉及过广，从而才能保持经济法的独立品格和赋予经济法强大的生命力，使其以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身份出现。从这种主流观点看来经济法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形式标准解决的是可行性问题，而实质标准的划分方法是解决必要性问题。它要求一类法律规范要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要看其有没有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职能，是不是必要的，特有的，不可替代的。并且这种职能是其它法律部门所不具备的，或具备但替代成本过高。经济法具有规范政府和市场的互动职能以及弥补政府和市场双重缺陷职能。这两种职能是现代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等其它部门法所不具备的，并且可以说这两种职能是对现代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等其它部门法的超越，所以经济法从实质上看也是独立的法律部门。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刘瑞复教授认为要解决部门法的地位关系到以下两个问题的解决，一是看其是否有独立的地位，二是看在与其他部门法关系中的地位。对于这二个问题，笔者想，一方面要认识到经济法不是泛泛而谈，它是立足于经济大系统，关注其中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以及现有的法律能否满足，并借鉴经济学上的成果做出的法律上的规范，经济法的现实存在就是它价值的外现。上述对调整对象的分析反映出经济法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和其它法律部门的关系是我们分辨部门法的指南，这也是我们对经济法地位理解的重点之处。以下笔者将比较阐述这个问题：

（一）经济法和民法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民法为基本生活准则，对国家干预高度警惕，国家是“守业人”，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但市场机制是有缺陷的，它基于唯利性会产生不正当竞争，垄断等市场障碍，并且市场机制调节是事后调节，带有明显的滞后性和被动性，还有市场调节的外部效应可能会破坏资源受益的代际公平。此时传统的民法是以个人权利为价值取向，奉行个人本位的理念，对以上一些市场失灵的问题无能为力。再加上随着哲学家庞德，狄骥提倡“社会整体利益”的社会思潮以及经济学中“国家干预主义”的发展，经济法横空出世，并且这种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区别于民法。

1.民法强调意思自治，而经济法要求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利用国家公权对危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限制。所以我们看到作为市场失灵体现之一的市场主体自由兼并导致垄断，民法是不干涉的，故大多数国家要求垄断法。

2.民法是从微观经济层面，通过保障自由交易，自由竞争来提高效率并以此增进人们的利益，而经济法是站在宏观经济层面，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由利益协调来减少社会经济震荡造成的破坏和优化经济来提高效率增进利益。经济法除强调一个人是经济人外，还强调人是一个社会人，生态人，要把环境，生态，劳动力资源都拉入到经济立法视野之中来。

3.民法的国际通用性较强，而经济法有国别特色，有本土化的特点。民法比较容易借鉴与移植，而经济法受社会供求状况的干预，由于各国干预的程度，范围不一样，所以难以移植，这也要求我国对中国经济法的认识和研究不能照搬照抄国外，不能脱离中国现实。

4.民法稳定性强，而经济法是一门开放性法律。经济发展变化无常，与之适应的经济法律也日新月异，但经济法的生命力就在于其不断地更新和发展，它的稳定性不是泛在表面的，而是蕴涵在其法律精神之中：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追求社会整体利益。

任何立法者在立法时都是基于条件假设的，民法和经济法概莫能外。如果把上述看作民法和经济法的表层区别，那么下面就可当作深层区别：

1.对市场主体的假设不同。民法认为其规制的市场主体都是平等均质的经济人，这些市场主体没有经济实力的差别，视为“中人”标准，要求市场主体不损人利己即可，对所有的主体平等地保护；经济法认为市场主体都是不平等，不均质的经济人，存在着经济实力的差别，难免大鱼吃小鱼，因此以“君子”为人性标准，较之“中人”还要求“损己利人”。

2.对市场整体的假设不同。在民法看来市场整体是市场个体的简单相加，而且市场个体利益的增加也就是市场整体利益的增加，同时如果保证了无数市场个体交易安全，也就是民法对市场整体利益的关怀；而经济法强调市场整体是个体有机地结合，市场个体利益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市场整体利益的增加，市场个体差异很大，不同市场个体在市场中的地位不一样，影响不一样。同时为达到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对于同社会整体利益相冲突个人利益是限制和禁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