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修辞学的差异

中西修辞学的差异

摘要：阐释中西修辞学的含义及其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后简要概述两者差异产生的原因。关键词：中西修辞学、差异、原因

“早期的修辞研究都是一种广义的交际、为人的研究，带有很强的实用性。”

中国的修辞学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是作为评论文章、游说君主的语言附属品产生的，其修辞观点、思想多零碎不成系统。《易乾文言》提出“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当时所谓的修辞是古人建功立业的一个必要条件。西方修辞学发端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用于说服法庭审判官、国会元老和教堂听道的群众的一种实用艺术，是一种外在于言谈内容的包装。中西两种文化下的修辞学在产生、功用、侧重点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与这种语言活动的差异相对应的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有很大的相似性。

一、重感性与重理性。中国的修辞学重感性，理论性、体系性较弱。它的产生是先秦时期文学家、训诂学家、哲学家在谈及文论、哲学时顺便提及的，当时对修辞的阐述比较零散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国古代的修辞不是靠逻辑分析，而是靠直觉顿悟来表达直觉感受。在对修辞规律的把握上，更是依靠经验，用体验感悟来代替逻辑辩证，比如文学作品中善用类比和比喻等，自然缺乏理论的系统性，我们也只能从零散的语言中寻找他们的修辞思想。西方修辞学传统则重理性，《修辞学》充分体现了西方古典修辞研究的体系化和逻辑化。西方古典修辞学有着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根据演说的性质把演说分为政治演说、法庭演说和典礼演说，又根据听众的年龄和地位把演说对象分为青年、壮年、老年、富人、贵族、当权者诸类型，并归纳每一类型的特征和规律。

二、含蓄与开放。中国的修辞学注重内涵，重视言语和修辞的内在美和“言”与“意”的统一。古人对修辞的原始理解是“修辞立其诚”，这是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精髓所在，强调修辞要有信实的思想内容。“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古代把修辞与修身养性相融，把言辞的修饰归结为内心的诚挚。这种修辞观念注重言辞的内涵，把内容作为形式选择的基本依据，追求“言有物”“言善信”“言有宗”。西方的修辞理论有浓重的形式化意识，修辞学者把修辞作为一种“术”，一种外在于言谈内容的包装。这种重形式的修辞学实际上是演讲艺术，主要用于说服法庭审判官、国会元老和教堂听道的群众，它形式上是演讲但实际上是论辩，在论辩中表达思想、讨论问题、驳倒他人，实现自己目的，成为西方文化、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技术要发挥作用还要依靠演说者的性格、激发听众的情感和例证推理等强有力的逻辑论证方法产生说服力，把修辞与逻辑联系起来，利用各种手段进行论辩，甚至是歪曲事实实现“术”的有效性。

那么，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汉民族思维模式受儒、道哲学影响极大，呈现出重整体、重悟性、重主体意识的特征。而西方民族崇尚自然科学和绝对的真理，重演绎、抽象和分析。他们擅长以事实为依据进行逻辑推理，把客体分离在主体之外，探求构成事物的基本元素，感受客观世界形式的完美、逻辑的清晰。

其次，是心理特征的差异。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讲究“仁、义、礼、智、信”，形成了汉民族重义轻利的文化，同时也培养了中国人以“谦让、和为贵”为美德的观念和讲求仁义的心理特征。开放的海洋文明造就了西方民族外向性、冒险性的性格特征，他

们自信、直率、大胆，他们崇尚个体本位和个性张扬，有积极的征服欲望，以追求自我利益实现为根本。

最后，是审美观念的差异。中国的文学艺术以“诗言志”的诗歌开始，歌功颂德、抒情言志是其主要内容。西方文学艺术以史诗、戏剧开始，神与人、灵与肉的冲突成为主要的描写内容，这就形成了两种审美文化的分野———中国侧重“表现说”，西方注重“再现说”，这种差异造成了中西审美文化的迥异并对修辞产生深远的影响。

修辞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文化现象，是在中西民族历史形成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中西修辞的差异正展示了这种民族精神和特色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