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接受美学理论视角下林语堂的文学创作与翻译(一)

浅析接受美学理论视角下林语堂的文学创作与翻译(一)

接受美学理论是专向读者为中心的文学理论，翻译是译者对原作的阅读和对译作的创作过程，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探讨林语堂文学创作与翻译，对当今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具有借鉴意义。从1935年的《吾国与吾民》，到1964年的《逃往自由城》和1967年的《中国绘画理论》，各种著作及译作一共三十二部，全是英文书：其中包括论述、散文、诗词、小说和传记，其中有翻译也有创作。从宏观的角度看，林语堂在海外的这个时期，他本人就象征了“翻译”。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是翻译的化身。因此林语堂的翻译不仅是文字上的功夫，而是通过人际关系作多样性的活动，把中国人的情感、思想以及生活辗转传给西方读者，使他们能够了解和欣赏。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文本的意义依赖于读者的阅读，读者在对文本的阐释中起主体作用。在翻译过程中，文本意义的实现依赖于译者的前理解；译者对翻译过程中的创作自由度是有限的，须以原文文本为依据；译者还要相信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林语堂的文学创作与翻译，体现了可以读者为中心的特色，但忠实依然是他翻译的核心，在忠实与可读性之间做到了平衡与和谐。

任何文本的翻译都涉及文本的接受,译者是特殊的读者。因此,以文本接受为研究对象的接受理论对于翻译研究无疑具有解释力。然而,由于翻译与文本接受,译者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差异,接受理论不能机械地套用于翻译研究。我们认为应在深刻理解和消化的基础上,在翻译研究领域合理运用接受理论,避免陷入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接受理论告诉我们:

（1）翻译文本可视为源语文本的意义潜势与译者前理解或期待视野相互作用的产物,不存在所谓终极性译本。

（2）作为文本的召唤结构,源语文本的意义空白与未定性不应随意填补。当不得不对这些空白和未定性进行具体化时,应注意具体化的恰当性。

（3）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并非其中心或主宰。

（4）译本读者在翻译文本的接受与效应史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对具体翻译活动的影响却不是决定性的。

目前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将接受美学的基本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翻译研究应当渐渐从传统的原著中心论向读者中心论转移。读者是译文的审美主体，他们在阅读时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译文的信息，而是以其固有的审美意识积极地参与。读者是译者在翻译时应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翻译时若不顾读者的欣赏习惯与心理，就会失去读者。而失去读者的译作，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接受美学视角下，林语堂的文学创作与翻译特色可以归纳为：译者的创作与翻译的动机、文本的选择与理解和翻译策略。

一个人的生命意义也离不开其特定的环境，个人与环境互动产生其生命意义。林语堂塑造个人生命意义的过程离不开他的环境和时代。青少年个性和社会属性的形成首先离不开家庭的熏陶。研究林氏的翻译活动，首先要清楚他从事翻译活动的原因。林语堂年轻的时候已经具有要对自己的命运作主的意识。因为要让自己的人生产生意义，翻译正好是他最便捷的选择。因为要掌握命运，结果他掌握了语言和翻译这个语言技能。因为要以语言为切入点，他在语言学习方面便格外勤奋，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和中文书籍，于是他成为中英两种语言的行家。一个出色的译者，掌控文本的能力可以简单描述为：（1）译出语的接受能力；（2）译入语的产出能力；（3）译出语和译入语之间的转换能力。这种常识性的论断是不需要怎么怀疑的。实际上，早在1933年，林语堂本人在“论翻译”一文中也做了大致相同的论述。谈自己的写作经验，他认为作文的原则是晓畅，即通俗、流畅。林语堂的散文并不讲究整体构思，也不理睬章法或写作规则的权威。林语堂的散文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千姿百态。结构大多很随便,也找不出起伏、勾色、呼应等的痕迹，只流动着自然的韵律，散发出粗朴

的气息。这是属于林语堂自己的气息。它以真情和独见,构成了林语堂的“个人笔调”。

林语堂的翻译也同样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他的双语转换能力首先来自他对中英文双语的精通。仅仅这一点他就很了不起。大多数的翻译家只是擅长把外语翻译成母语，而林语堂两个方向都能做。译者的语言接受和产出能力是其转换能力的基础，也可以视为其转换能力的一部分。林氏中英文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理解和产出都不成问题（他的其他外语因为翻译中涉及很少我们暂且不论）。任何人在学习外语的时候，都不可能完全忘却他的母语。两种语言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形成对照和对比。

编译是林语堂重要的创作方式，是思想家、学问家和翻译家的完美结合。1938年美国蓝登书屋出版的《孔子的智慧》（TheWisdomofConfucius）一书，大部分内容是林氏对儒学经典的编译。这本书不是从中文的某本现成的书翻译成英文，而是林语堂根据不同的资料用英文整理出的一本新书，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其中为了让英语国家读者能够感性地了解儒学经典，他特意翻译了《史记》中的“孔子世家”。这本书包括了《大学》、《论语》选译和林语堂根据辜鸿铭版本改译的《中庸》等。林语堂对国学经典的翻译非常认真，并在“绪论”中花大量篇幅解释了自己的翻译方法。1942年出版的《中国和印度的智慧》以及1948年出版的《老子的智慧》也同样是优秀的编译之作。《中国和印度的智慧》中编的成分重一些，其中大部分译文是选别人的。

林语堂的翻译工作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主要成就体现在对道家和儒家经典的系统翻译和精心挑选的一些古今诗文、传奇故事和短篇小说。除了上面提到的英文编译作品中的翻译外，林语堂也出版了几本独立成册的翻译作品：《有不为斋古文小品》（1940）、《冥寥子游》（1940）、《杜十娘》（1950）、《寡妇、尼姑与妓女》（1951）、《全寡妇》（1952）、《中国传奇》（1952），其中《寡妇、尼姑与妓女》是《全寡妇》、《老残游记二集》和（《杜十娘》三篇翻译或改写的作品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