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体系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体系
国际体系层面的建构主义研究成果十分显硕。

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表明国家与国际规范之间的互动使国家形成了对自我利益的认识。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对战略文化的实证研究，表明由国家内部产生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能够形成人们的观念，进而指导人们的行为。

温特(Alexander Wendt) 的建构主义理论也主要是体系层次理论，强调的是国家在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实践中形成共有观念，他根据三种文化结构对应的区分了三种模式的国际体系。

霍布斯体系
无政府状态，它的逻辑是国家为了保全自身安全须依赖于军事力量，而国际政治的特征即是不断的使用暴力，也就是国家之间相互视为敌人或成为敌人的过程。

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是由敌人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

国家相互之间的再现是敌人，行为原则是不承认其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并且可以无限制使用暴力。

如果国家之间相互角色是敌人，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力图摧毁、消灭，或改变对方；(2)时刻把对方意图向最坏处考虑，任何事件都会与敌意联系在一起；(3)军事实力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既根据敌人的军事实力预测敌人的行动，又认为自我军事实力是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军事方式被认为是唯一可以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手段，发展军事力量被视为安全的保证；
(4)如果爆发战争，就会无限制使用暴力，直至消灭对方或被对方所消灭。

所以，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

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军事实力，相互之间的安全完全是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

这是完全意义上的霍布斯自然状态。

洛克体系
无政府状态，它的逻辑则视国与国是竞争对手的关系，竞争对手期望相互行为的基础是承认主权，因而不会试图征服或统治对方。

然而，对手之间的相互承认不等于在发生争执的时候不使用暴力。

另外，竞争的基础是主权，这个基础的核心是一个共有的期望，即国家不会试图夺取相互的自由和性命。

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竞争。

竞争和敌意有着本质的不同：竞争的双方相互承认生存和财产权利，这种承认由主权制度表现出来。

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

如果国家之间的相对主体位置是竞争对手，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承认相互主权。

虽然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争执会涉及边界甚至出现领土变动，但是主权作为一种制度是得到普遍承认和遵守的。

(2)重视绝对收益。

因为生存问题不是最紧迫问题，所以行为体趋于重视绝对收益，重视未来效应。

(3)军事实力比重减弱。

虽然竞争导致的冲突可能使得国家诉诸武力，但是军事力量的意义已经不像对敌人那样至关重要。

(4)暴力受到限制。

一旦战争爆发，竞争对手会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

洛克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

所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杀戮。

温特认为从1648年至今的国际体系主导文化是洛克文化，主权制度是洛克文化的标志性印记，国家的低死亡率表明了生存和允许生存的逻辑。

正因为如此，华尔兹表述的国际体系是洛克体系，而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霍布斯体系。

康德体系
无政府状态，逻辑是朋友友谊的角色结构，在这种角色结构中，国家期望相互遵守两项基本规则：一是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一是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双方将共同作战。

康德无政府文化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核心内容是友谊。

在
康德文化中，国家之间相互再现为朋友，并为之遵循两条基本规则，即非暴力规则和互助规则。

这两条规则界定了康得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基本行为取向：非暴力规则意味着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互助规则意味着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将予以帮助。

这不是说朋友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但是朋友之间不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问题。

康德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当一个体系成员受到威胁或暴力侵犯的时候，其他体系成员即使在没有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会尽力相助。

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不仅不再是威胁其他国家的手段，而且还成为体系中成员的共同财富。

这就是集体安全或安全共同体的体系。

它排除了完全个体意义上的利益，形成了一种真正的集体身份和高度的利益认同。

在这种体系中，个体利益体现在集体利益之中，助人和自助也就融为一体。

康德文化与“北约”之类的多元安全共同体或集体安全相似，而国际世界会朝康德文化方向发展。

这三种体系文化的构成是由行动者之间的角色结构决定的，国际体系中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

敌人角色建构霍布斯文化，竞争对手角色建构洛克文化，朋友角色建构康德文化。

行为体的行为受国际体系文化的约束，它们的行动方式取决于它们所处的体系文化类型或角色结构，“敌人”之间以霍布斯方式行动，“对手”之间以洛克方式共处，“朋友”之间以康德方式互助。

从结构来看，改变现状国家挑起一场万人对万人的战争的能力依赖于它们所处的共有知识结构，如果过去的互动创造了一个结构，维持现状国家四分五裂或天真幼稚，改变现状国家将取得成功，体系就会走向由权力和自私主导的霍布斯世界，相反，如果过去的互动创造了一个结构，维持现状国家彼此信任，相互认同，侵略者更可能面临如同海湾战争那样的集体安全反应。

温特对三种国际文化的讨论，意在证明两点：(1)国际体系的文化结构是动态的，国际体系随文化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行为体可以建构霍布斯文化，也可以分解霍布斯文化，并建立洛克文化。

由于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如果行为体的互动实践发生了变化，观念随之变化，国际体系结构也就会发生变化。

在这里，体系变化不是华尔兹的“物质力量分配”的变化，而是“观念分配”的变化，从一种无政府文化转变为另一种无政府文化的关键在于哪一种无政府文化占据国际政治生活的优势。

文化之间的竞争正是结构变化的不竭根源。

(2)国际体系文化既是可变的，又具有相对稳定性。

温特虽然在总体上对国际体系文化持进化态度，但并没有肯定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必然要有发展性进化。

文化和观念在国家互动过程中留下的印记具有高度的耐久性，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要改变文化是极为困难的。

温特从理论上对无政府性的重新定义正是他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正是建构主义国际体系理论使无政府状态从一种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回归为理论研究的知识客体。

无政府状态不再是预设和常数，而是一个需要加以研究和质疑的、具有自身结构、功能和维度的知识客体，这个发现对今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影响是不可忽视和低估的。

建构主义在国际互动层面上的研究比较少见。

我们是否可以用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两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共有观念的建构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建构主义的模式，将温特提出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作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基本观念结构，据此考量两国之间的关系？在缺乏大量实证研究之前，我们不能说建构主义以观念为主的利益观具有比其他理论更强的解释能力，但是，这样的分析会为我们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诸如美俄关系。

以现实主义理论考量，俄罗斯的一系列让步，是俄在国力衰弱条件下的权宜之计，目的是聚集强大的物质实力，以便将来的东山再起、与美国争霸。

但是从建构主义理论的角度审视，就会考虑另外一种可能：俄罗斯试图改变冷战时期苏美之
间的霍布斯文化，并将其朝洛克文化甚至康德文化方向推进。

如果第二种可能的确存在，北约东扩、美国在中亚的存在等一系列问题对俄罗斯来说就会产生与苏联时期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两国之间的观念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国的相对身份就会发生变化，因此两国相互的利益也就发生了变化。

我们不能低估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意义和学理地位。

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说，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贡献在于重新设定了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议程。

但建构主义理论也有缺陷，即国际体系建构进程中“物质分配”和“观念分配”的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通过社会实践联系起来的。

实际上，国际体系结构具有二重性，它既是物质结构又是观念结构，“物质分配”和“观念分配”是体系结构“硬币”的两面，二者互为表里，是不能分割的。

新现实主义只考虑国际体系结构中“物质的分配”，从根本上忽视了观念的建构作用，建构主义做了重大的修正和补充，首次将观念引入国际体系结构的分析框架，它虽然也承认物质的意义和作用，但更多地关注观念的分配。

因而它在将观念引入国际体系结构分析的同时，未能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中物质和观念的关系问题。

因此，温特理论的内在矛盾，即关于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之间关系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参考文献：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