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老师---纪念鉴真大师

纪念鉴真大师展望中日人民友谊的光明前途作者：赵朴初老师(一九六三年六月)中日两国文化关系之深厚悠久，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可以比拟的。

千百年来，经过我们祖先中杰出人物的辛勤缔造，两国人民，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各个方面，都已经结成了一种脉络相通的血肉因缘。

很多人类文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在今天可以说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共同的骄傲了。

在我们两国文化血缘的缔结史上，八世纪时的鉴真大师，以他的献身文化的宏愿与克服困难的精神，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今年是他在日本逝世的一千二百周年。

在当前中日两国人民正在共同努力，排除障碍，谋求世世代代团结友好的时节，诚如一九六二年十月在北京签订的“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共同声明”所说，纪念鉴真和尚是有深远的意义的。

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以前，自第三四世纪以后，即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渐趋频繁起来。

经过长时期的接触了解，逐渐产生了一种扩大发展彼此间文化上、生活上的交流互助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继长增高，形成了这一时代的迫切要求。

日本圣德太子遣使来华的决策，长屋王子“风月同天，共结来缘”的寄语，都是这一时代要求见诸文献的具体表现。

到了我国唐代，航海技术方面与人文知识方面的进展，为两国人民进一步的往还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变愿望为现实的因素，逐渐成熟。

两国文化交流的高潮终于到来而不可遏止。

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期，以无私的国际精神，献身文化传播事业，并以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领导能力，百折不挠，东渡日本，辛勤工作，取得多方面的成就，开辟了两国亲密互助的大门，给后世留下深长的影响之大师—这就是鉴真和尚。

鉴真，扬州江阳县人，俗姓淳于，生于公元六八八年(唐武后垂拱四年)，十四岁出家，曾在长安、洛阳二京游学，从许多名师受教。

他的活动主要是在淮南地区，而以他所住持的扬州大明寺(遗址在今扬州法净寺，即平山堂)为中心。

我国佛教史籍说他“以戒律化诱，郁为一方宗首”，又说他有著名弟子三十五人，各自倡导一方，弘其师教。

可知他在这一区域，活动广泛，威望很高。

值得注意的是:鉴真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中世纪封建文化达于顶峰的开元天宝盛唐时期，它代表着当时东方世界各个体系的文明长期融会发展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

鉴真的活动地区扬州，又是当时东方各国人民接触聚会极为密切的一大国际都市。

那时候的先进人物，其胸襟之恢宏与视野之广阔，往往为前代所无。

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面，产生了鉴真那样崇高无私的国际精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鉴真出国以前，除传戒讲律之外，还从事很多社会性活动。

史籍上说他先后十年间造寺院八十余所，造像无数，书写过三部藏经，开悲田院以济贫困，设无遮会行平等供，亲自煎调药物施与贫病。

这说明他的宗教实践是以积极度人面向群众的大乘精神为其基础的。

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长期和大众的接触，使他掌握了当时许多方面的文化成就，积累了不少实际的领导经验，也团结了一批有专业造诣的工技人才(就江淮地区在当时文化的地位而论，我们很有理由推测这些人才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

他的东渡弘法事业实际就是:以僧团组织的形式，用集体的力量，把当时最成熟的唐代文明有计划地介绍到日本去。

通过他个人的学养、德望和领导能力，加上他的随从者们的同心同德。

始终不渝，这才十分圆满地完成了那一时代使命，在中日两国人民文化血缘的缔结史上写下了永不褪色的一页。

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最初阶段，佛教起了很大作用。

担任交流使命的人物，多半是求法与弘法的僧人。

这当然有其时代的因缘。

宗教本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某一历史阶段，某一时代的思想、艺术等等方面的成就(不少时候还是那时代的最高成就)常会围绕着宗教这一中心而具体表现，因之也就会随着宗教的弘通而把这些成就传播开来。

这是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的事实，无待深说。

鉴真东渡日本的主观意愿是兴隆佛教，他受请的直接任务是传授戒法。

公元七四二年(唐玄宗天宝元年)，在唐留学的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仰慕鉴真的学识品德，专诚到扬州祈请他到日本传律。

鉴真那时五十五岁，可说已经接近暮年，但他对于日本的情况，平时一定业已有所闻知，所以一听他们的邀请，他立即想到中国民间关于慧思大师转生日本的传说，又想到日本长屋王子远赠袈裟“共结来缘”的故事。

这些故事不是别的，正是中日两国人民彼此要求缔结友谊这一愿望的曲折反映，用鉴真的语言说来，这就是“有缘之国”。

当他的弟子们由于顾虑道路遥远，“沧海淼漫，百无一至”，因而表示犹豫的时候，鉴真却毅然宣称:“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

”其识见之深远，决心之坚强，视风涛险阻与个人安危为无足介意，我们在千载之下，还觉得如闻其声。

从那时起，鉴真就开始了他的有名的“六次东征”，一切经历详见于日本学者元开(淡海三船)根据鉴真的弟子思托所著的《鉴真和尚传》编写的《唐大和尚东征传》。

他于公元七四二年接受邀请，立即开始筹划，于第二年春天第一次东渡，以人事纠纷，未能成行，即受挫折。

他毫不灰心，马上又作出一个更大的计划，于当年冬天第二次出发，不料遇到大风又失败了。

如是再接再厉，毫不退缩，经过十一个年头，前后失败了五次，终于在公元七五三年(天宝十二载，日本天平胜宝五年)第六次航海，才胜利地到达日本九州太宰府。

在这十一年中间，他在自然的险阻与社会的阻挠面前表现了无比坚强的毅力与百折不回的决心。

我们今天读到他的史诗般的经历时，真感到无限的敬佩，也得到很多的启发。

鉴真的东渡计划，规模很大。

仅就见于记载的资料来看，他所携带的经像法物，数量极大，涉及方面也多，除了有关戒法的经文疏记和应用物事之外，还包括大量的其他经疏，特别是天台教观的根本著述，以及很多佛画雕像，乃至二王书迹等等珍贵文物。

唐代当时佛教在思想上、艺术上的有代表性的成果，可以说都纳入他的计划中了。

再就造成他第一次失败的内部纠纷这一事件来看——这次纠纷，起因于他的随行弟子中有人指责另一随行弟子学行不足，不应参加——他的随行弟子必定是经过选拔的优秀人才，而他们后来在日本留下的业绩也证明他们确是不辱使命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随行人中还有玉作、绘画、雕刻等等工师艺人，其中还包括有西域和南洋的侨民。

按照随行弟子的例子来看，这些工匠当然也不会是一般的俗手而是经过挑选的。

这真是一个空前的国际文化使节!鉴真的渡日弘法事业，一开始就是在这样从全面打算，从长久打算的计划上进行的。

他不是去作猎奇式的游历，或是探宝式的冒险。

他的东渡毫不夹杂任何个人企图，而是诚心诚意地希望把自己所能掌握到的文化成果尽量成套地、完整地介绍到日本去，满足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要求。

正是这样无私和忘我的精神，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奠定了坚实而纯洁的基础。

鉴真在实现东渡计划的过程中，最初想象到的困难，还只在旅途方面。

日本在当时还是一个隔着大海的遥远国家。

太平洋上季节性的大风还不是当时的航海技术所能充分控制。

“百无一至”一语虽属夸大，但也说明海洋在当时的交通上仍然是不小的阻力。

鉴真的五次失败中，也的确有两次是为海上风涛所造成。

公元七四二年，紧接着第一次失败之后，他组织了规模极大的第二次东渡，一出扬子江口，就一再遭到飓风的袭击，船只被毁，物资尽失，仅仅留得生命。

更为惨重的是他第五次的失败(公元七四八年，天宝七载)，那一次他顺江入海，遇到特大的风浪，几个月海上飘流，备历艰苦，最后飘到海南岛南端的振州(今崖县)，辗转渡过雷州海峡，取道广西、广东、江西返回扬州。

在长途流离当中，他的得力助手日僧荣睿死于端州(广东高要)，弟子祥彦死于吉州(江西古安)。

鉴真本人也因辛苦跋涉，暑热染病，以致双目失明。

不难想象，这对于一位六十一岁的老人是何等沉重的打击。

但鉴真依然并不消沉，五年之后，他又作第六次东渡的壮举，多年愿望，最后终于达成。

其毅力之卓绝实在令人惊叹。

鉴真弘法事业遭受的挫折，两次来自海上的风浪，而三次来自社会的阻力，这些人为的打击，较之自然的障碍，甚至更为复杂，更为突然。

鉴真第一次东渡碰到的就是人事纠纷。

公元七四三年，当他准备就绪、首途在即的时候，他的随行弟子道航对另一随行弟子如海的学力问题提出非难。

如海气愤之余，竟向官府诬告道航等图谋入海勾结海寇。

官府下令搜捕，没收了船只粮食。

后来问题虽然弄清，而东渡计划却被破坏。

第二年，鉴真于第二次东渡舟覆遇救之后，往来浙东一带，一面授戒传律，一面积极筹备第三次东行。

忽有当地僧人向官府控告日僧荣睿引诱鉴真远赴日本，请求阻止。

荣睿弄得锒铛入狱，还要送京治。

因为生病，才申请得释。

东渡计划又受波折。

荣睿的蒙冤更坚定了鉴真的决心。

为了避开官府的阻挠，他改变办法，先派人到福州准备船粮，自己率领弟子随从，由浙东步行，翻山越岭，前往取齐。

这一次却是他在扬州的弟子灵祐，由于不愿本师远适异国，又向官府请求遮留。

官府下牒诸州追踪拦截，沿途寺院均受牵累。

终于在黄岩县地方截住了鉴真一行，送回扬州。

在这第四次失败中，鉴真自己也丧失了自由。

这些人事上的阻挠，有的出于意气之争(如如海的诬控)，有的出于恋师之情(如灵祐的告密)。

表面看来，似乎都是些偶然的私人事件。

但是一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们背后还有一种每个历史时期都不免会出现的阻碍前进的消极因素在起着作用。

时代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人们在一定时期内总是不能理解，不能认识。

越州的僧徒，乃至鉴真的弟子，如如海、灵祐等人，正是以这种落后的意识与庸俗的情感来对待鉴真的远大事业，因而引起了不小的破坏作用。

此外，鉴真的弘法事业在当时也只能从私人关系中寻求帮助，甚至不能不采取秘密行动以避免官府的阻拦。

这样，当然会给这件本来就很艰巨的任务增添上更多的困难。

不妨设想，如果没有这些消极因素的阻挠，如果鉴真能够得到更广泛的了解与更有力的支援，能够作出更周密的安排，那么，途程尽管遥远，风涛尽管险恶，他也很有可能不必费那么漫长的时间，走那么曲折的道路，受那么多的损失，甚至还可能不致失明，从而能为两国人民作出更多些的贡献。

当然，设想只不过是设想，人类前进的道路从来就是，也水远都是曲折的。

同时，一个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崇高理想也决不会得不到共鸣与支持，只要有明确的认识与坚定的信心，聚集起足够的力量，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鉴真虽然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但我们看得出来，在另一方面始终有一股力量在支持他。

第中日两国人民互相交流的愿望，经过长期的酸，已经形成强烈的时代要求，不是任何保守力量所能阻止。

这具体表现于荣睿、普照诸人的坚定不移。

其次，在鉴真的感，中国的僧俗大众中间已经由逐渐了解面积极响应。

即如最初表示犹豫的样彦，后来竟成为追随鉴真异常坚决甚至献出生命的一人。

尽管叠经风浪覆舟之险，官府刑狱之灾，而鉴真每次东渡都有硕学弟子、优秀工师以及其他群众踊跃参加，先后达二三百人之多。

至于一切计划筹办，以至成行等等过程，当然都有群众的力量。

足见鉴真并不孤立而是愈来愈得人们的支持的。

又如向官府告密截留鉴真的灵祐，事后也深深自责，每夜向鉴真请罪，侍立通宵，达六十日之久，此后也不见他再有阻挠行动，想来是终于有所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