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肝疏不及与肝气虚

浅谈肝疏不及与肝气虚、肝阳虚
肝主藏血、司疏泄,以血为体,以气为用,故曰体阴而用阳。

肝的虚证既有肝“体”亏损,也有肝“用”不足。

秦伯未在《谦斋医学讲稿·论肝病》中指出：“正常的肝气和肝阳是肝脏升发和条畅的一种能力,故称做‘用’,病则气逆阳亢,即一般所谓‘肝气’、‘肝阳’证;或表现为懈怠、忧郁、胆怯、头痛麻木、四肢不温等,便是肝气虚和肝阳虚的证候。

”这种肝气虚和肝阳虚的证候乃疏泄不及所致。

由于肝的疏泄作用主要表现在调节情志、疏畅气血、促进胆汁分泌与排泄、协助脾胃消化等方面,故疏泄不及也多涉及于此。

从脏腑阴阳的生理病理方面论证了肝虚证既有阴虚、血虚,亦包含有阳虚、气虚。

气虚为之渐,阳虚为之甚。

其病因包括禀赋不足、七情所伤、肝气郁结、寒邪直中及肾虚脾虚。

临床见证主要表现在疏泄功能不及、肝血不充方面。

治疗应于养肝阴补肝血基础上再加补气温阳之品。

肝气虚、肝阳虚证治,教科书多不载。

在肝虚证的论述中,以肝阴虚、汗血虚概之。

而其它四脏,则均有其气(阳)虚证候。

脏腑的阴阳,其正常生理功能,本处于互根、互用、互为消长的阴平阳秘状态,孤阳不生,独阴不长。

病理方面,阴阳的偏盛偏哀是疾病产生的内在基础。

肝气虚，早在《内经》中就有记载，但始终没有引起后世医家的重视，专题论述者鲜见，教科书中多不提及，使之名存实亡。

分析导致肝气虚证不被人重视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由于肝的生理、病理特点所决定，肝气虚证确实要比肝阴虚证和肝血虚证少，比其他肝之实证也少，故被忽略；二是始终没有确定肝气虚证的诊断标准及
治疗方药，以致临床无依据可循；三是肝气虚证与脾气虚证有许多类似之处，临证往往以脾代肝，将肝气虚证误作脾气虚证进行辨治。

因此，要真正确立肝气虚证，并能指导临床辨证论治，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肝气虚证确立的理论依据
肝与其他脏一样，阴阳气血俱全。

这既是肝脏本身的需要，也是维持肝之生理活动的保障。

同样，肝病既有阴虚也会有阳虚，既有血虚也会有气虚，岂能只有阴血不足，而无阳气亏虚之理？五脏唯肝无气虚证亦于理不通。

肝气，乃肝之生理功能，主持疏泄，运行周身，动而不已；又主藏血，调节血量，防止出血；肝气外荣筋脉，主司肢体运动；肝气通于目，目能视万物而辨五色。

凡此，皆肝气之用，以“动”为特点。

一旦用之过度，则损耗而虚。

张景岳说:“运动过度，筋必疲极。

”另外，酒色过度，暴病久病，年老体弱，用药不当等皆可损耗肝气，形成肝气虚证。

有关肝气虚证的论述，首见于《内经》。

如《灵枢·天年》篇说:“五十岁，肝气始衰。

”《素问·方盛衰论》说：“肝气虚则梦见茵香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

”张锡纯在其《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介绍了他治肝气虚证的经验，说：“愚自临证以来，凡遇肝气虚弱不能条达，用一切补肝之药皆不效，重用黄芪为主，而少佐理气之品，服之复杯即见效验，彼谓肝虚无补法者，原非见道之言也。

”足可见，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临床上，都支持肝气虚证的确立。

只讲肝气有余，而不言肝气不足，不仅大背经旨，也与临床实际不符。

2、肝气虚证的脉症与论治
肝气虚证的主症是，胁肋虚闷或坠胀；精神扰郁、胆怯；视物不清，或眼前幻影；四肢麻木或痿弱无力。

可伴有倦怠乏力，自汗，懒言声低，内脏下垂，面色青黄，舌质淡白，脉沉弱而弦等。

肝居胁下，肝之经脉布两胁肋。

肝气不足，疏泄无力，故见胁肋虚闷或坠胀，而不是满闷或攻窜胀痛，更没有灼热或气逆冲激之感，这是与其他肝病引起胁部症状的鉴别要点。

肝藏血而舍魂，肝主疏泄而调节精神情志。

肝气亏虚，则肝不藏魂，精神情志失于调节，胆也因之而失于决断，故精神抑郁，遇事寡断，虚怯善恐。

这与肝病实证之性情刚烈，急躁易怒，形成鲜明的对比。

目为肝窍，肝气通于目，“肝气和则目能视五色”。

肝气不足，目失所养，则视力渐退，视物模糊，或云雾移睛，或视物变形。

由于肝气虚证被忽视，因肝气虚引起的这些目部症状，素以气血不足解释，但究竟属何脏之不足却不明确，使临床用药缺乏针对性。

肢体麻木，乃筋脉之病变。

肝主筋，故麻木多与肝有关。

诸如痰阻肝络，肝经血痰，肝血不足，肝风内动等，皆可发生麻木。

其机理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实邪阻滞，筋脉不畅，气血受阻；二是正气亏虚，筋脉失于濡养和温煦。

前者为实，后者为虚。

实证之麻木，多兼患肢胀与痛；虚证之麻木，多兼肢体软弱无力而无痛与胀。

肝气虚之麻木，当居后者。

内脏下垂，历来责之于脾。

其实也与肝有关。

一是肝气主升，有升举脏器之作用；二是肝主筋，筋当包括肌腱和韧带。

因为韧带是带状结缔组
织，它既不是脾主之肉，也不是心主之脉，更不是肺主之皮和肾主之骨，唯独类于肝主之筋。

韧带固定内脏之位置，肝气虚则筋(韧带)失所养而弛缓，脏器因之而下移。

临床上治疗内脏下垂的方药中均有柴胡和枳壳，道理就在于此。

倦怠乏力，向来作为脾气虚证的主要表现之一，其次为心、肺、肾气虚证的一般症状，而唯独不与肝病联系。

事实上，肝病多见此症，且往往成为主要症状。

肝气虚、肝阳虚如此，西医学的肝炎病也是如此。

这与肝主筋，为“罢极之本”有关。

面色黄中兼青，脉象沉弱见弦，皆肝气虚之见症。

其他症状如自汗、懒言声低、舌质淡白等，都是气虚证的一般表现，可见于肝气虚证，亦见于其他脏腑气虚证。

3、肝气虚证的治疗用药
关于肝气虚的治疗，《难经》指出:“损其肝者，缓其中。

”《证治准绳》载滑伯仁方补肝散（山茱萸、当归、五味子、山药、黄芪、川芎、熟地黄、炒白术、炒枣仁、独活），可谓是治疗肝气(血)虚证的代表方。

张锡纯治疗肝气虚证以黄芪为主药，并佐以理气之品。

根据肝气的生理病理特点，肝气虚的论治应注意四点:首先，肝气虚证是以肝气不足，疏泄无力为主要病机，因而补肝气当是首务。

药物有黄芪、山茱萸、羊肝、白术、山药、枸杞、大枣、甘草等。

其中，黄芪补气且升气，切中病机，实为补肝气之首选；山茱萸味酸性温，既可补肝肾之阴，也能益肝肾之气，补气而不燥，为补肝气之要药；羊肝取以肝补肝之意，
补肝血益肝气，且能养目明目，实为补肝之良药，对肝虚引起目部症状者尤为适宜。

其次，根据肝藏血，血养气的理论和肝喜柔和而恶刚的生理特性，补肝气必须与补肝血兼用，一则补肝血以生养肝气，二则防止温燥药物耗伤肝之阴血。

当归、地黄、酸枣仁可选用。

张仲景治疗肝阳(气)虚，每多用当归，如当归与桂枝配伍；当归与吴茱萸合用等。

第三，根据肝喜条达之生理特性和肝病易郁的病理特点，在补肝气的方药中，加入柴胡、薄荷之类疏肝理气解郁之品，不但能够防治因虚而郁，也有助于肝气的恢复。

这是“顺其性而治”的具体运用。

第四，肝气与肝阳关系密切，肝气虚久，则可损及于阳，肝阳亦虚，出现手足冷，身畏寒，喜温热等虚寒之象。

此时，应加入补肝阳之品，如羊肉、鹿茸、吴茱萸、巴戟天之类。

4、肝气虚证与脾气虚证的鉴别
肝气虚证之所以不被人重视，甚至名存实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肝气虚证与脾气虚证从理论到临床都没有明确分开，出现以脾代肝的错误。

肝居胁下，脾位腹中，同属于中焦，生理上关系极为密切。

如肝主疏泄，脾主运化，二者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水谷的消化及其精气的吸收。

再如，肝主升发，脾主升清，皆有升托脏器，固定内脏位置的功能。

又如，肝主筋而为“罢极之本”，脾主四肢而为诸阳之本，共同主管肢体的运动。

然而，这些功能历来被片面地认为是由脾完成的，而忽视了肝的作用。

由于这种片面的认识，导致了对肝气虚证的忽视，出现以脾代肝，肝病治脾
的错误。

肝与脾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脏，二者各有特点。

肝居胁下，性喜条达而恶抑郁，肝主筋，开窍于目。

故肝气虚证的临床表现，除一般的气虚症状外，尚有五个特点。

一是胁肋虚闷或坠胀等胁部症状；二是忧郁寡断，虚怯善恐等精神情志症状；三是视物不清，眼前幻影等目部症状；四是肢麻无力等筋脉症状；五是脉象虚中带弦，面色黄中兼青等肝虚之象。

而且，这五个方面，具备其中一个方面就可以考虑是肝气虚证，若再有气虚典型症状，即可确定诊断。

脾居腹中，主司运化，主四肢肌肉。

故脾气虚证，除一般气虚症状，必须具备下列任何一项：一是食少或腹胀；二是大便溏泻；三是水肿或带下；四是肌肉消瘦，面色萎黄。

肝气虚证与脾气虚证，在治疗上都是以补气为主，皆可选用黄芪、白术、人参、党参、大枣、甘草。

其中，黄芪补气且升气，与肝气相宜，为肝气虚证之主药；白术补气且燥湿，与脾气相宜，为脾气虚证之首选。

由于肝与脾的生理特性及病理特点不同，故用药也有差别。

肝喜柔和而恶刚烈，喜条达而恶抑郁，故补肝气应佐以养血滋阴与理气解郁之品；而脾喜燥而恶湿，所以补脾气的同时不忘燥湿。

综上所述，肝气虚证不但有其理论依据，也为临床所确认，是肝病证候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容忽视；肝气虚证与脾气虚证的辨治，既有异中之同，也有同中异。